**就“茶禪”概念做清晰辨正，中國茶禪文化立基之作

在中國文化裡，茶禪“並不如許多人，包含茶界與佛門所以為的，是在恢復一其來有自、卓然而立的固有文化，它其實更是一種文化創建。” 林谷芳在新作《茶禪》中，首次就“茶禪”概念做了清晰辨正。他認為茶禪的初始關鍵，就在於於此有心的茶人能“以禪入茶，以茶契禪”。在《茶禪》一書中，林谷芳從茶道文化與禪宗精神的流變出發，以“茶”“禪”“茶禪之立”“茶禪之成”四個章節步步深入辨析，目的在於為中國之茶禪立基，希望能有志於此的茶人，“立正知見，作深行履，驀直而去”，成就中國茶禪。 相對於日本茶道立基於禪，中國茶文化之精主要緣於文人之參與，用事極盡世間之美。近年來中國茶有復興之趨勢，於道也較前多有觀照，卻往往 “以禪為學、以禪為趣、以禪為美”，禪隻作為生命裝點，囿於表像，以致朱紫不清。究其緣由，一是因為禪在宋代以後衰落，如今中國茶文化的面貌成型於明代，另一則因後世文字禪、口頭禪大興，明季文人美學且趨於幽細唯美，在茶，上固人文揮灑，怡情悅性，下則溺於所執，玩物喪志。於此，林谷芳在書中從“茶之事”“茶之行”“茶之思”三方面切入，指出“茶，可以是生活，可以是藝術，可以是修行，世間人盡可以在此擇一而為。而茶禪，核心自在於修行，但此修行既是禪，就須三者一事，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在生活，茶禪正就是茶家的日常作務。於此，雖有聚焦之鍛煉，卻不能將生活與修行視為兩事，必於生活中修行，最終方能契於全然是道之境。”

林谷芳，禪者，音樂家，文化評論人，臺北書院山長。 六歲有感於死生。高一見書中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無死，不如無生”，有省，遂習禪。同時間，亦因一段因緣走入中國音樂。 四十年間，於音樂，始終觀照“道藝一體”；在修行，則“出入禪、教、密三十年，不惑之後，方知自己是無可救藥的禪子”，遂對向上一路，多所撚提，常以劍刃上事砥礪學人，標舉宗門不共，所做恰可治時人“以禪為生命裝點”之病。 在禪與藝術外，1988年後又以海峽開放恰可印證生命所學之真實與虛妄，頻仍來往兩岸，從事文化觀察與評論。

……

茶事 茶行 茶思 茶能成就深具主體又為豐富載體之文化，固緣於其自然之特質與特殊之工序，但真能使茶文化成其豐厚者，*因在此之上，它又有其藝術與哲思的延展，而此延展甚且還常成為*核心之主體。換句話說，隻就茶的自然本質與人文工序，它成就的仍可能是純然的形下世界，但有藝術有哲思，尤其*以此關聯於生活的觀照、生命的安頓，它就開展了形上範疇。這形下形上，道器得兼，纔是使茶文化斐然成章、卓然而立的真正原因。
因這道器，談茶文化乃必及於茶之三相：茶之事、茶之行、茶之思。
茶之事是形而下、具體可征之基礎。從茶葉之植種采摘、制茶之諸種工序、爐火水質之選擇、壺杯茶席諸物之準備，乃至茶空間之確立，舉凡物質文化者皆是。
形而下是基礎，築基不深，其後之種種就必徒托空言。茶事是對茶及茶物本質的掌握，茶席諸物及空間、材質、顏色、器形的選擇，直接映現著茶人的美學修養與生命狀態，在此既無所遮掩，*高下立判。
的確，從來物質文化就不隻是物質而已。它固有其物質之基礎，如不同的茶器就會泡出不同茶香，但器形之選擇卻因人之觀點價值而定，閱讀茶席因此乃直接就在閱讀茶人。茶會的精彩有時甚且不待茶人坐定，一桌桌不同茶席映現的正就是一個個不同的生命風光。
茶席映現的生命風光，當然不隻在茶席諸物之選擇，它還包含安置諸物的擺設。這擺設，*直接牽涉茶人之作為，同一對像，不同擺設，就能有雲泥之別。以之，茶事之後，乃得談茶行。
茶之行，是茶人在茶席中之行儀，廣義的，*可以包含席前的邀約待客，以及席後的收拾安置。但其焦點則在擺設茶席、煮水品茗及奉茶待客。這茶行，雖須諸物之搭配，焦點則在茶湯與茶人。泡好茶湯是對茶人*必要也*基礎的要求。茶能接天地之氣、得人文之美，皆離不開它。盡管在不同文化繫統中，茶湯的地位不一，甚且在類如抹茶道中其味變化既不大，茶人在此之發皇亦較有限，彼此之高低乃非立若雲泥，但選好茶葉、泡出好茶仍是必要的要求。
然而，茶湯是基底，茶人卻*是核心。品茶，何隻在品茶味，也在品器物、品空間，是因這整體乃完成*終之茶香，亦由此基底之茶香敷心情於整體。而其中，品人*是關鍵。茶人之行儀正可改變你對茶香的印像。
這行儀，包含行茶的每一步驟，從置物、取茶、煮水、泡茶、斟茶、奉茶，不僅須步步到位，*重要的還在整體生命情性落於何處，整體生命風光置於何方。
茶席若有茶客，這情性、風光還必及於人之對應。而這對應，是立於高峻，是接於溫潤，是嚴謹規範，是自在隨興，在在影響著茶客心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踫到富於生命情性的茶人，平常之茶亦能醉，踫到猥瑣計較、我慢偏執之輩，好茶飲之亦無味。許多茶人，竟日計較茶湯之美，一杯泡過一杯，人，卻就在泡中給淹沒了；有些茶客，也盡在茶湯上品頭論足，一杯賽過一杯，何隻無茶人之存在，整個茶席的氣氛也給破壞無遺了。
行茶要好，氣度外，也須談功力。日日行之，於定境中為，一舉手一投足就有攝人的能量。這功夫，如表演的曲不離口，如練武的拳不離手，十年磨一劍，這劍纔能鋒露光寒。功夫好，卻不能隻停於功夫，否則也容易泥於一處，要避此病，就須談美學涵養，乃至***的生命境界，這就涉及“茶之思”。而茶之思雖名為茶思，卻就非隻以茶論茶，而是以茶映思，以思行茶。
隻以茶論茶，乃至窮究形器之美，其實都還在形下。真要有形上之道，則必及於“生命何置”之思。
這“生命何置”的觀照是根柢，堅實的美學即由此而出，無此，諸事之講究，亦乃玩物喪志之舉。然而，談茶思，亦不可高蹈玄虛。以茶映思，是以用顯體，體本在用中，用不完整，體即蕩然。
在此，你若將茶隻及於人情，隻用於日常，則諸事諸行自必取於自然，但不慎亦恐流於粗陋散漫；你若將茶視為美感的映現與體得，則一寸一分自必有藝術之講究，但不慎亦恐流為矯揉做作，乃至徒具形式；你若在茶中作生命修行，則於茶事、茶行乃多有道人之返觀，但這返觀若不及於自己於道是否仍有死於句下之處，則所作亦恐多為相上之連接，而使茶淹沒在概念、道德與法相之中。
任何事欲豐厚在心，必因於對其有深刻之觀照。茶思是根本，亦是究竟，但思既以茶為名，離茶就難徒言思。真入茶者，茶事即為茶行，即含茶思；茶行，原落實於茶事，直體於茶思，而茶思亦必映現於茶席上的任何一事一行。談茶、談茶席、談茶文化，這茶事、茶行、茶思何隻都必及於，三者*乃一事。正所謂：道器何隻得兼，道器本即一如。到此，茶人乃可稱之為**之茶人。
《茶禪》選摘二 文人與禪家 中、日茶風之別，是一與多、**與生活、修行與藝術之別，而所以如此，關鍵性的影響力量則在文人與禪家。
文人是中國文化裡的特有生命。他不**等同於讀書人，讀書人仍可一意仕進，也可能食古不化、死於章句。但文人則富於情性，出入古今。它*不同於現代的知識分子，後者往往隻長於一技一論，文人卻廣學多聞，融通諸事。直言之，文人是通人，他進可仕，類如士大夫；退可隱，亦能漁樵耕讀，但無論進或退，卻總不失情性。文人也不同於中國自古就有的“士”，“士”，總帶有太濃的儒家色彩，有太多經世濟民、荷擔天下的抱負，生命就硬了些。文人不然，他感時興懷，吟詠情性，即便談抱負，也不離生活。這兩者，如果要對其做一直接之撚提，則士大夫的生命如“經”，文人的生命如“詩”。
中國自古就有隱逸的傳統，這隱逸主要受道家自然哲思的影響，他或傲嘯山林，悠遊林泉，或雖處濁世，卻青眼對人，狂傲不羈，如魏晉之名士。文人也不同於此，他雖寄寓山水，卻又不離人世，即便仕進，卻又以書畫寫山林，以庭園寓家居。
總之，文人是富於生命情性之通人。這通人，在宋後成為文化、藝術之主流，不離生活而揮灑自我。文人藝術因此不避世間之種種，關鍵隻在你是否能於此寄情、抒發，讓情性深刻流露。宋後，文人畫成為主流，倪雲林談自己是“僕之寫竹，逸筆草草，聊寫胸中之氣耳”，這氣，是情性，而情性置於何處，如何抒發，就決定了境界。談文人，生活之外，這境界*是個核心。而中國的葉泡茶始於明，明代又是文人藝術管領風騷的時代，書畫文章外，琴﹑茶﹑家具亦大興，中國茶藝因此帶有濃厚明季文人美學的味道。
明代文人與其他時代不同。作為通人，宋時的文人有*多經世致用的機會，“士”的味道就多了些；*往前些，唐的文人則多了些“俠”氣，其中尤多出入於釋、道。明代不同，宋後中國氣像趨向優柔，固使文人較多寄寓於主觀的心靈世界，政治高壓*讓明代文人競相往內心幽微寄情。文人音樂的代表――琴，則*高舉清微淡遠，連千古一曲、滿頭風雨的《瀟湘水雲》，也不為當時*大的琴派“虞山派”所錄，“以其音節急促也！” 相應於此，明代的茶具、家具也都精華內蘊，不厭其精。然而，雖說有這些共同特征，但相比於琴，茶還是*多地是直接以生活美學的樣態存在著。它不似書畫、詩詞與琴般，常寄寓著*高遠的生命境界。在當時，它的功能，主要是讓主人翁那被局限的現實生命能因此得到一種樂趣、放懷與安歇。也所以，明代對茶室、茶藝的記載雖多，卻就於茶道幾乎未著一字。
文人的生活美學決定了中國茶藝。所以，器往往不嫌其美，物往往不厭其精，行往往不諱其細。而茶藝既映現著生活面相的豐富，上焉者固以此顯其意境，中焉者固在此揮灑自我，下焉者就以心逐物了。
但雖說上焉者顯其意境，實際能如此者卻極少，而即便隻抒發情性、揮灑自我，其數亦不多。這少與不多，當然也因於口感未能如書畫般於境界上無限延伸，甚且還因這生活美學基點的豐富反而導致了它在另一層次的貧瘠。
相對於文人，影響日本茶道*深的力量則來自禪家，或直就說，日本茶道即是一種禪藝術。
日本古典藝術多受禪宗深刻影響。日本茶較廣泛的種植濫觴於明菴榮西，而日本適合種茶之地遠不如中國多，幸好，日本文化向來善於“一”。這“一”，受禪影響極深，而“一”還不隻在茶種茶性，*及於茶事、茶行。真“一”，即指“茶禪一味”。
“茶禪一味”向被撚提，許多人乃以為此是禪家典籍之常語，其實不然。在卷帙浩繁的中國禪籍中並不見此語，它據傳是《碧岩錄》作者，宋時的禪僧圓悟克勤東流日本的墨寶撚提，但就這一撚提，卻開啟了日本茶道的發展。歷經千年，始於禪，也完成於禪，*終成為一種徹**底的禪藝術。
禪是生命的減法，是生命**的歸零，*忌以心逐物。日本茶道的一，既是一種返觀，*是一種當下，就因這一，生命纔能因茶而安頓，因茶而翻轉。
安頓、翻轉是修行，茶道因此何隻是禪藝術，*是禪修行，而禪盡管影響於生活，影響於文化，世人亦常“以禪為學、以禪為趣、以禪為美”，但這文人擅長之處，卻正是禪家*警醒之地，宗門常舉“習禪，如劍刃上行，冰稜上走，稍一放浪，即喪身失命”，正此之謂。
說劍刃上行，世人對禪的印像正多來自臨濟禪的開闔大度、生殺同時，它外相上出入揮灑，但如此原在破執，所以“魔來魔斬，佛來佛斬”，其嚴厲處，“不予自己生命以任何可乘之機”，在宋後的中國禪門中獨興，但也因出入自在的外相為文人所喜，其結果乃不僅文人以之為裝點，禪家宗風甚且亦因此而多所流失。
相對於臨濟，曹洞禪默觀澄照，機關不露，它要禪人直體與物無隔的當下，與文人情性相對而遠，卻適合日人內斂規矩的民族性，曹洞因此不僅在日本與臨濟分庭抗禮，多數日本藝術*直接受到它的影響，而茶道即為其中重要之一端。
禪與文人有其交涉處，如通達諸事，如率性天真，如直抒情性；但禪與文人*有其不共處，文人的關注，總在世間，生活是他的場域，情性是他的揮灑，風流自賞*就是他的風格，事物之美、人情之潤往往是他的追求。禪不同，禪家再如何談日常功用，道仍是它不變的原點與終點，盡管大悟者是道與生活打成一片，無我無別，但這之前，他關注的還是出世間，還是修行，是**於生活的。在禪，情性的揮灑原就容易讓生命產生誤區，風流自賞往往就是一種自溺，談事物之美、人情之潤*都不應離開“道”――這“法之如實”的基點。
談中國茶文化的觀照、積澱與深化，須見及“多中得一”。這“一”，當然可以不隻是禪家，但因文人與禪家在此的對比，這“一”，如果是禪，則恰可根柢對治中國茶藝常見之病。於是，在當代，談中國茶藝，乃不能不及於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