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殺戮與科學：危險之地
現在這個時候正是一年中的宰殺季，至少過去是這樣。我想，在沃比岡湖畔干這事兒的後兩個人恐怕就是羅利和尤妮斯兩口子了。他們養豬，而且總在秋天殺豬，因為天冷了，豬肉儲存時間久了也不會壞。小時候，我跟著堂兄和叔叔去看過一次他們殺豬，因為我叔叔要給羅利打下手。
現而今，若要宰殺家畜取肉，人們會把家畜送到冷藏貨棧，付錢讓那裡的工人們來干這事。如果自己殺豬，那你肯定會有段時間對豬肉敬謝不敏。因為那些豬讓你明白，它們一點也不喜歡被殺。它們不喜歡被拖著、拽著，拉到別的豬都被拉去宰掉的地方，不喜歡有去無回。
在一個孩子的眼裡，這實在是一場視覺“盛宴”：能親眼見到另一個生物活生生被殺，取其肉和內髒。我本以為自己看了會惡心，但我沒有。相反，我被眼前的景像迷住了。我盡可能湊上前去，好看個一清二楚。
我記得，我和堂兄興奮得不得了，我們跑到豬圈邊，抓起小石子兒去打那些豬，看它們跳腳、奔逃，聽它們嘶叫。突然，一隻大手猛地壓在我的肩頭。我一回頭，發現叔叔的臉幾乎挨著我的鼻子。他大吼道：“要是再讓我看見你們打豬，我就打斷你們的腿！聽見了沒有？”是，我們聽見了。
當時我就知道，他的憤怒肯定跟殺豬有關。殺豬是一種儀式，一種莊重的儀式。他們干得很麻利，沒有一點兒荒唐的成分。他們不開玩笑，也很少說話。大家做著各自的工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干什麼，而且始終對即將成為食物的家畜心懷敬意。然而，我們扔石頭的行為褻瀆了他們正在舉行的這場儀式。
羅利是後一個自己動手殺豬的人。有一年，他在殺豬時出了點意外：刀一滑，那頭豬帶著傷掙脫開，直跑到院子的另一邊纔倒了下去。從那以後，羅利不再養豬。他覺得自己不配。
往事如煙。今天，在沃比岡湖畔長大的孩子們再也沒有機會見識殺豬了。
那是一段令人震撼的經歷。生與死，隻在轉瞬之間。
在傳統的生活裡，人們辛勤勞作，自給自足，靠山喫山，靠水喫水，敬仰神明。然而，這樣的生活已經遠去了，不僅從這個世界上，也從我們的記憶裡，永遠地消逝了。——《宰豬》（Hog
Slaughter）
為什麼要研究殺戮？同樣，也有人會問：為什麼要研究性？這兩個問題有許多相通之處。理查德·赫克勒曾經說過，“戰神阿瑞斯與愛神阿芙洛狄忒結合，誕育出了和諧女神哈耳摩尼亞。”隻有完全了解性與戰爭，和平纔會到來。若要了解戰爭，我們至少得像研究性學的金賽或馬斯特斯與約翰遜研究團隊那樣認真努力。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盲點，大眾身在其中，很難對這樣的盲點有透徹了解。今天的盲點是殺戮，而一個世紀前的盲點則是性。
幾千年前，人類還棲身在岩洞、草棚或隻有一個房間的小屋裡。三代人圍著一團火取暖，用來遮風擋雨的隻有一面牆壁。幾千年來，夫妻往往隻能趁晚上在擁擠的小房子裡摸黑親熱。
我曾經訪問過一位來自吉普賽家庭的美國婦女。她從小就住在大篷車裡，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叔叔嬸嬸、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擠在一起。對於年幼的她來說，性是大人在夜裡做的事情，好笑、動靜大，有時也有點煩人。
在這樣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維持隱私的臥室。在近代之前，擁有單獨的臥室，或者哪怕是一張自己的床，對普通人來說都是奢望。用今天的性標準來衡量，這似乎有些尷尬，卻也並非一無是處。其中一個好處是，如果某人對兒童性虐待，就會被家裡其他人發現；而除非有全體家庭成員的默許，這樣的事就絕不會發生。這種古老居住方式的另一個好處則不那麼明顯，即在從生到死的整個生命周期裡人們經常接觸到性：沒有人會否認，性是日常生活的一個方面，不僅重要，還不可或缺，而且沒什麼神秘的。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這一切都變了。突然之間，普通中等階層家庭都住進了具備多個房間的住房。孩子們再也接觸不到性這種原始的活動。於是，性一下子就變得遮遮掩掩、私隱、神秘、恐怖和肮髒起來。西方的性壓抑時代就這樣開始了。
在那個壓抑的時代，女人要用衣服把自己從脖子一直遮到腳踝，甚至連家具腿也要用布圍起來。因為看到這些“腿”，會觸動那個時代敏感的神經。然而，社會在壓抑性的同時，又對性十分沉迷。色情文學泛濫，雛妓多如牛毛，兒童性虐之風盛行。
性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性的社會將無法傳續。今天，我們的社會正緩慢而痛苦地走出對性既壓抑又迷醉的病態分裂狀態。然而，在從性壓抑中逃離的同時，我們很可能已開始陷入另一種更為危險的壓抑當中。
對殺戮與死亡的壓抑，與此前對性的壓抑如出一轍。
縱觀歷史，人類一直在近距離接觸死亡與殺戮。家庭成員會因疾病、久傷不愈或年邁而在家中去世；如果他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逝去，遺體會被抬回家裡（房子、洞穴、茅屋或草棚），家人會為他們準備葬禮。
在電影《我心深處》（Places
in theHeart）中，薩莉·菲爾德扮演了20世紀初生活在一個小棉花農場裡的女人。她的丈夫中彈身亡，被人抬回家中。隨後，女主人脫掉丈夫的衣服，一邊流淚，一邊充滿愛意地清洗遺體，準備下葬。在無數個世紀裡，無數妻子都進行過這樣的儀式。
從前，每個家庭都要親自宰殺並清洗牲畜。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為了生存，必須殺戮。但是，這種殺戮與殘暴幾乎沒有關聯。那時的人理解殺戮對生活的重要意義，也對為維持人類生存而死的生物心懷敬意。捕殺野鹿後，美洲印第安人會請求鹿靈的寬恕；農民雖然會殺豬，卻也重視它們的尊嚴。
正如加裡森·基勒在《宰豬》（HogSlaughter）中所描寫的那樣，在20世紀後半葉之前，對大多數人來說，宰殺牲畜一直都是人類日常活動或季節性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儀式。20世紀初，城市開始繁榮發展，但即便是發達的工業社會，絕大多數人依舊保持鄉間的生活習慣。如果晚餐要喫雞肉，主婦們要麼自己擰斷雞脖子，要麼讓孩子們代勞。人們經常見到這種日常或季節性的宰殺。對他們來說，殺戮是既嚴肅，又麻煩，還有些乏味的日常活動。
從前沒有冰箱，也很少有屠宰場、太平間或醫院。在這樣的老式生存環境中，一個人在其由生到死的整個過程裡，死亡和殺戮都可謂司空見慣；人們要麼是參與者，要麼是淡然的旁觀者。沒有人會否認，死亡和殺戮是日常生活的一個方面，不僅重要，還不可或缺，同時也很稀松平常。
但是，近幾十年來，這一切都變了。屠宰場和制冷技術使我們不必親自宰殺食用動物。現代醫學治愈了人們的疾病，很少有人英年早逝，人類壽命越來越長。有了療養院、醫院和太平間，我們很少親眼見證老人的故去。與從前不同，今天的孩子根本不知道食物從何而來。西方文明似乎突然間認定，殺戮（對任何生物的殺戮）具有隱秘、私隱、神秘、恐怖和肮髒等特點。
這一影響鋪天蓋地席卷而來。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把家具腿遮起來，今天的人也為捕鼠器裝上了外殼，把殺戮機關藏在裡面。動物保護主義者闖入把動物用於醫學研究的實驗室，破壞拯救生命的研究；這些人一面享受數個世紀的動物研究帶來的醫療成果，一面反過來攻擊研究者。洛杉磯動物保護組織“給動物一線生機”（LastChance for Animals）的負責人克裡斯·德羅澤說：“即使死一隻老鼠就能治好所有疾病，我也不會改變自己的立場。在生命面前，我們是平等的。”
任何殺戮都會觸動這種新出現的敏感神經。就連穿皮草也會遭到譴責和人身攻擊。在這種全新的秩序下，喫肉的人被污蔑為種族主義者（或物種主義者）和謀殺犯。動物保護主義者英格麗德·紐柯克說：“老鼠、豬、男孩都是平等的。”她甚至把殺雞同納粹的種族滅絕行徑相提並論。她對《華盛頓郵報》說：“600萬猶太人死在了集中營裡，而僅今年就會有60億隻肉雞死在屠宰場裡。”
然而，在壓抑殺戮的同時，這個社會卻開始沉迷於刻畫暴力、死亡和分尸。公眾追捧《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殺死比爾》（KillBill）、《電鋸驚魂》（Saw）、《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德州電鋸殺人狂》（TheTexas ChainsawMassacre）之類的暴力恐怖電影；將傑森和弗雷迪奉為“英雄”；當紅樂隊叫什麼“大屠殺”（Megadeth）和“槍炮與玫瑰”（GunsN’Roses）這樣的名字；謀殺與暴力犯罪率持續飆升。種種跡像都表明，我們的社會正展現出對暴力既壓抑又迷醉的病態分裂狀態。
性與死亡都是自然的事情，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無性社會無法存續，一個沒有殺戮的社會也不會有未來。在美國，每一座大城市每年都要消滅數百萬隻老鼠，否則人類就生活不下去。農村的谷倉每年也要殺滅大量的老鼠。如果不這樣做，美國不僅無法繼續做全世界的“糧庫”，就連美國人自己也要挨餓，億萬人都將填不飽肚子。
就當今社會而言，維多利亞時期的過度敏感也不是毫無價值或助益，並且也很少有人會認為，我們應當回到幾代人同居一室的時代。同樣，對殺戮敏感的現代人士也通常是真誠友善的人。在很多方面，他們都是人類典範。隻要我們能正確看待，他們的主張就會具有非凡的價值。科技使我們具備了屠殺和滅絕所有物種（也包括我們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們必須學會自制和自律。但要記住，在自然生命秩序裡，死亡永遠占有一席之地。
總體看來，如果一個社會缺少自然過程（比如性、死亡和殺戮），就會開始否認或扭曲它們。現代科技讓我們遠離自然的現實，我們所做出的社會反應便是滑入怪夢的深淵，而夢中的一切都是我們竭力逃避的。這些夢來自因否認而引發的幻覺，當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這些誘人的幻覺時，整個社會就可能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今天，盡管我們已經開始逐漸從性壓抑的噩夢中覺醒，卻開始陷入另一種壓抑所導致的暴力與恐怖的新噩夢。本書將以科學的客觀視角來認真檢視殺戮過程。亞伯拉罕·邁克爾·羅森塔爾告訴我們：
看人是不是有病，不能隻看他有沒有表現出咳喘的癥狀，還要看他的心靈有沒有發燒。更為重要的或許是，當心靈發燒的時候，迅速地給予關照。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非理性有多麼頑固。而經驗則告訴我們，忽視它就是放縱它，放縱它就是滋養仇恨。
忽視就是放縱，所以本書以攻擊、暴力和殺戮為研究中心。我盡力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西方戰爭中的殺戮行為，士兵在戰鬥中互相殘殺的心理過程、社會學過程以及因此付出的代價。
謝爾登·比德維爾說，這樣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容易”，因為“士兵和科學家的關繫並不怎麼樣”，可我願意涉險向前。我不僅想讓士兵和科學家結成穩固的聯盟，也嘗試在士兵、科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間建立橋梁。
我把這樣的技巧運用在了我將從事一生的課題當中。我的研究對像是戰場上的殺戮行為。從前，這是一個禁區。在這一研究當中，我將深入討論有關殺戮的禁忌話題，並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我自己的見解：
人類生來就對殺害同類具有強烈的心理抗拒。經過若干個世紀，軍隊已經發展出克服抗拒的心理機制。
暴力在戰爭中的作用，以及什麼樣的心理機制使得暴力在增強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又損害軍隊的戰鬥力。
殺戮者的主觀感受，在戰鬥中殺敵的一般心理反應模式，以及殺戮所導致的心理代價。
現代軍事訓練發展並成功在實踐中應用了哪些方法，來幫助士兵克服上述心理抗拒。
在越南戰爭中，美軍士兵為何能克服對殺戮的心理抗拒，實現比歷史上其他軍隊高得多的開槍率，卻又沒能像以往的士兵那樣，接受不可或缺的心理滌罪？這些士兵為何終會遭到社會的譴責與指控，程度之深甚至冠絕西方歷史？為此，不管是300萬美國越戰老兵及其家屬，還是美國社會，都付出了慘痛代價。
後，也是重要的，我認為這項研究極富啟示性。它讓人們了解，美國的社會矛盾正在同當今媒體和電子遊戲中泛濫素一道，教導孩子如何殺戮。這種學習方式與軍隊訓練士兵的方式極為相似——不同的是，我們沒有把殺戮的紀律教給孩子。我們將會看到，我們對孩子所做的這一切，將會讓美國付出何其慘痛的代價。
作者說明
我在軍隊服役24年，曾經是美軍第82空降師的一名中士，也曾在第9步兵師（高科技試驗臺）擔任排長，在第7（輕）步兵師擔任參謀官和連長。我做過傘降步兵，也當過遊騎兵。我曾在北極附近的凍原地帶執行任務，也曾被派往中美洲的叢林、北約總部、華約，以及難以計數的山地和沙漠。我畢業於第18空降兵軍士學院和英國陸軍參謀學院，曾以特優成績完成了歷史專業本科課程和心理學研究生課程。我曾有幸與威斯特摩蘭將軍一起在美國越戰退伍軍人聯合會（theVietnam Veterans
Coalition of America）的領導人會議上發言，也在美國越戰退伍軍人聯合會（the VietnamVeterans ofAmerica）第6屆年會上擔任主講嘉賓。我在一所中學做過心理輔導老師，也曾任西點軍校心理學教授，目前在阿肯色州立大學任軍事科學繫主任和教授。
盡管有過這些經歷，與理查德·霍姆斯、約翰·基根、帕迪·格裡菲思等許多先驅者一樣，我從未上陣殺敵。
他們把從未與人分享的經歷向我一一吐露。隱秘的創傷經歷可能造成巨大傷害，這是人類基本的自然屬性之一。當你把一件事情說給別人聽，這件事就不會再產生很大影響。但如果你一直把它埋藏心底，情形就不同了。我的一個心理繫學生說：“它會從裡向外把你活活啃光。”因此，觸動這些情感漩渦的宣洩療法能夠產生明顯的治療作用。分享痛苦就是分擔痛苦，這正是心理咨詢的真諦。在進行研究的這段時間裡，退伍老兵們與我分享了大量的痛苦。
寫作這本書的終目的是揭示殺戮的機制，但我的主要動機在於突破談論殺戮這一禁區。禁區的存在使這些退伍老兵和與他們相似的無數人無法講出心中的痛苦。然後，我將運用研究所得的知識來解釋戰爭的發生機制以及當前正在腐蝕美國的暴力犯罪狂潮。如果我成功了，正是得益於退伍老兵與我分享他們的經歷。
出版前，這本書的草稿已在越戰老兵中流傳了好幾年；很多老兵都對書稿進行了細致的評論和修改。還有許多老兵讀後推薦他們的妻子讀，她們讀後又推薦給她們的好朋友，好朋友再把這本書推薦給同樣也是老兵的丈夫。還有很多次，一些老兵和老兵的妻子主動聯繫我，說這本書讓他們有機會一起面對戰場上的事情。痛苦過後，理解到來；理解過後，創傷開始愈合，這個受困於暴力的國度或許也可以得到希望。
書中的每一位講述者都是高貴而勇敢的人。為了增進人類的知識，他們選擇信任我；為了自己和戰友的生命，他們殺死了敵人。我對他們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戰友，都致以真摯的敬意。本書開篇處約翰·梅斯菲爾德的《奉獻》（AConsecration）一詩就是好的贊頌。當然，這裡所贊頌的並不是“殺戮與殘暴”一篇裡的內容。
如果我沒有使用委婉語，或者我明確且客觀地提到“殺人者”和“受害者”，使你感到我有某種道德判斷或譴責意味，那麼我要聲明的是，我絕無此意。
為了賦予我們自由，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在身體和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創傷和恐懼。與我的研究涉及的軍人一樣，他們追隨華盛頓的腳步，在阿拉莫與克羅克特、特拉維斯並肩戰鬥，他們消滅了罪惡的奴隸制，遏止了希特勒的殺戮。他們不顧個人安危，響應國家的號召。作為一名曾服役近四分之一世紀的老兵，我為我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他們的犧牲和奉獻精神而自豪。所以，我不會傷害他們，也完全不想玷污他們的記憶和榮譽。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說得好：“不論戰事如何兇險，都會響應號召，並時刻準備為國家奉獻生命，這些士兵是貴的人。”
軍人的敘述是這本書的靈魂，他們對戰爭的本質了如指掌。他們與《伊利亞特》（Iliad）中的英雄一樣偉大，隻是，你在這裡讀到的文字（全部出自他們之口）並不包含勇士與戰爭的奇幻色彩。軍人明白，有一天戰友都會陣亡，而他們必須“為殺戮付出代價”，戰鬥、負傷、陣亡，以此來改正政客的錯誤，實現“人民的意願”。
麥克阿瑟將軍說：“軍人為和平付出的代價，他人無可企及。他們必須承受戰爭深刻的創傷和痛楚。”在這些軍人的講述中，在這些“一把灰土、一嘴爛泥/歷經槍林彈雨，身殘，足跛，目盲”的故事裡，充滿了啟示，我們需要認真聆聽。
正如我不想譴責在合法戰鬥中擊斃敵人的軍人，我也不想批評選擇不開槍的士兵，而這樣的士兵不在少數。我會拿出證據，說明在歷史上的多次戰爭中，不開槍的士兵占大多數。作為一名曾經有可能與他們共同戰鬥的士兵，我無法不對他們背棄使命、國家和戰友的行為表示驚訝。但是作為一個人，一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們承受的壓力和所做犧牲的人，我也無法不為他們和他們所表現出的高貴人性而驕傲。
談論殺戮話題會讓大多數人感到不適，而且這裡即將談到的某些事情可能會激起厭惡和憤怒。本來，我們可以不談這些事情，但是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警告我們說：“因恐懼而厭惡，因厭惡而不去思考，不僅徒勞，甚至無法實現更大的利益。”納粹死亡集中營幸存者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曾說，對殘暴的反抗之所以失敗，根源在於我們拒絕面對它。我們不承認我們迷戀“暴力的暗黑魅力”，我們譴責並壓抑攻擊行為，卻不去正視、理解、駕馭暴力。
後，我關注的是“殺人者”的痛苦，假如我沒能對受害者的感受給予充分的重視，那麼請允許我在這裡表示歉意。艾倫·科爾和克裡斯·邦奇寫道：“那個扣動扳機的家伙所承受的痛苦永遠也比不上槍口面對的那個人。”實際上，受害者的痛苦正是壓在殺人者心中的巨石，永遠也無法擺脫。
列奧·弗蘭科夫斯基告訴我們：“所有文化都有盲點。對於這些盲點，人們總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以為自己了解得夠充分了。”這項研究中所提到的退伍老兵就是我們認不清的文化盲點之一。正如一名老兵對我所說，我們實際上是“研究性愛的處女”。所以，隻有他們纔能把付出慘重代價所學到的教訓教給我們。我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在戰鬥中殺敵對心理的影響，以及士兵因響應國家號召殺人或因沒有開槍而導致的情感創傷。
人類從未真正明白自己為何戰鬥，為何殺戮；同樣，人類也不知道自己為何不願意那樣做。現在，我們必須克服對這一話題的排斥，並且付出更大努力去澄清這些問題的答案。隻有充分理解人類行為中這一根本、破壞性的方面，我們纔能阻止它終摧毀我們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