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引言

第1部分

技術發展

引言一

第1章

關於記憶和欲望的說明（W.R.比昂）

第2章

常規反移情和一些偏離情況（羅傑·莫尼-克爾）

第3章

在反移情中修通（艾爾瑪·布倫曼·皮克）

第4章

難以觸及的病人（貝蒂·約瑟夫）

第5章

移情：整體情境（貝蒂·約瑟夫）

第6章

詮釋：當下中的過往（魯思·裡森伯格·馬爾科姆）

第2部分

成人精神分析的相關臨床文獻

引言二

第7章

對一位精神分裂癥病人分析的某些方面（漢娜·西格爾）

第8章

鏡子：一名女性身上被視為防御精神病性崩潰的倒錯性幻想

（魯思·裡森伯格·馬爾科姆）

第9章

詞語與修通（埃德娜·奧肖內西）

第3部分

兒童分析

引言三

第10章

一個青春期男孩的抑郁癥與抑郁位（瑪莎·哈裡斯）

第11章

當代兒童分析（埃斯特·比克）

第12章

兒童分析中比昂的思考理論和新技術（埃德娜·奧肖內西）

第13章

不可見的俄狄浦斯情結（埃德娜·奧肖內西）

第14章

兒童分析中的溝通與容納：走向可終止性（特圖·福科）

第4部分

克萊因學派思想在其他工作領域的應用

引言四

第15章

死亡與中年危機（埃利奧特·雅克）

第16章

妄想和藝術創造：閱讀威廉姆·戈爾丁《教堂尖塔》的深思

（漢娜·西格爾）

第17章

精神分析與禮俗（伊麗莎白·博特·斯皮利阨斯）

第18章

關於社會機構的精神分析觀點（伊莎貝爾·門齊斯·萊思）

總引言及其他引言材料中的參考文獻

總引言

在《當代克萊因》第1卷開頭的“總引言”中，我簡要介紹過梅蘭妮·克萊因工作中理論與實踐的幾大主題，並描述了她的理論創新是如何從她嘗試將自己與兒童工作揭示的新發現的臨床事實進行概念化當中發展而來。在 20 世紀 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研究重點轉移到了對精神病病人和邊緣病人的研究上，這項工作再次發現了一些新的臨床事實，並帶來了新的概念化；正是這些想法構成了第1卷的主要主題。概念化工作的這些領域一直在繼續，但近年來，另一個主題又加入進來，即技術，這構成了第二卷（即本書）的主要部分。

對技術的興趣現在已成為克萊因學派著作的一個核心重點。通過對治療過程越來越密切的研究，我們對技術有了新的認識。一些分析師做了大量工作，同行之間也進行了討論，其中包括：詳細研究移情和反移情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繫，監測病人對詮釋的反應，以及比較不同經驗，以了解哪些詮釋能與病人產生情感聯繫，而哪些則不能。

比昂是這項工作的開拓者，約瑟夫等人緊隨其後。特別是，比昂對克萊因的投射性認同概念的使用和發展開創了一種新的方法，直到現在，他的同事們仍在吸收和發展這種方法。本書第1部分“技術發展”介紹了這一發展的一些成果。

本書還介紹了成人和兒童的詳細臨床工作實例。這些論文說明了第1部分討論的技術問題，並進一步例證了《當代克萊因》第1卷中描述的理論觀點。此外，它們還讓讀者有機會看到，在克萊因學派理論和實踐的大框架下存在著各種個體差異。

關於成人病人臨床工作的論文表明，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研究方法基本保持著連續性，但也顯示出比昂工作的影響，特別是日益強調投射性認同以及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

兒童分析已不再是克萊因學派分析的主要研究領域，但這裡重新刊載的有關兒童的臨床論文既顯示了與克萊因工作的連續一致性，也顯示了來自比昂的工作和後期發展的影響。有幾位兒童分析師，對於用於成人的技術的新發展同與兒童工作之間的相關性特別感興趣，這很可能成為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本書zui後一部分是關於克萊因學派思想在其他工作領域的應用，在這部分內容中，我認為除去評論者也受過相關領域的訓練的情況，針對其他領域的克萊因學派精神分析評論數量正在下降，不過，由於關於克萊因思想的知識正在逐漸向公眾傳播，其他學科成員對克萊因學派思想有了更多的興趣，對它的使用也有所增加，使前面說的下降得以平衡。

與第1卷一樣，我的討論幾乎完全局限於英國克萊因學派分析師的工作，並沒有嘗試研究克萊因學派的工作與英國精神分析協會中其他理論取向的分析師的工作之間的交互作用。

注釋

本書總引言和四個部分引言的參考文獻見書末。

第3章

在反移情中修通

艾爾瑪·布倫曼·皮克

這是1985年首次發表在《國際精神分析雜志》（66：157–166）上的一篇論文的修訂版。

在這篇論文中，我希望探討一下我們日常工作中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發生的復雜互動。比昂言簡意賅地闡述道：當兩個人在一起時，無論他們喜歡與否，都會形成一種關繫；這適用於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所有體驗。

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在一篇現在已成為經典的論文中談到，真正的移情詮釋是分析師zui害怕和zui希望避免的，然而後來他又繼續說到，在接收到移情詮釋時，病人的體驗是，自己向分析師表達了暴怒謀殺衝動，而分析師詮釋這些衝動時沒有焦慮和恐懼。斯特雷奇顯然是在暗示，完整或深刻的移情體驗對分析師來說是令人不安的；那是分析師zui害怕和zui希望避免的。他還說，以平靜的方式向病人傳遞詮釋是必要的。我想討論的領域正是這個曖昧不清的問題，這像是在以下兩者之間走鋼絲一樣：體驗到擾亂，以及以詮釋進行回應但並不傳遞惱人的焦慮。

早期的理解將反移情視為外在的東西，而不是內在的東西，而海曼（Heimann，1950）表明，反移情的使用是精神分析的重要工具，並且將它與病態的反移情反應區分開。雖然這種區分是我們精神分析努力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我想說明臨床現實是多麼有問題。因為並不存在這種絕對的分離，隻有在這個軌道內的相對運動。

莫尼–克爾（1956）通過展示分析師對病人投射的體驗與分析師自己對材料的內在反應的密切聯繫，大大推進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例如，他表明，在分析的困難階段，分析師因為沒有足夠快地理解材料會產生專業上的無能感受，這與病人向分析師投射的無能自我混在一起，而這些問題一定得分清纔行。

莫尼–克爾在調查這個問題更普通的表現形式時說：

如果分析師事實上受到了困擾（這裡暗示分析師必然會因為受到影響而感到困擾），那麼病人也很可能無意識地促成了這一結果，並反過來受其困擾。因此，我們有三個因素要考慮：首先，分析師的情緒困擾，因為他可能必須在自己內部默默地處理這個問題，這樣纔能充分地使自己擺脫而去理解其他兩個因素；其次是病人對於帶來這種困擾所起的作用；zui後是對病人的影響。當然，所有這三個因素都可能在幾秒鐘內就被整理出來，然後反移情確實能作為一個巧妙的接收器發揮作用（p.361）。

確實就目前我們攝入病人的經驗而言，我們不可能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這樣做。如果有一張嘴在尋找乳房，那是一種天生的潛力，我相信也有一種心理上的等價物，即一種心靈狀態在尋求另一種心靈狀態。

兒童或病人的投射性認同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產生反應的行為；一個活著的客體被投射了，在它內部發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應。分析師處理這個問題的速度，可能快到還沒有意識到它：但它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相遇是一種互動，事實上，如果它被處理得那麼快，我們可能不得不問，是否實際上避免了更深層次的經驗。

一位病人報告如下：在她出生時，有人建議她媽媽把她18個月大的哥哥送到遠方的親戚那裡，這樣她媽媽更容易好好照顧新生兒。六周後，當男孩回家時，她的媽媽驚恐地發現，他不認得父母了；於是她媽媽說，此後“野馬都不能把他們分開”。

我被這個隱喻和它與精神分析實踐的關繫所震撼。我認為弗洛伊德關於鏡子的隱喻中所包含的建議，或者分析師像外科醫生的說法，隱含著這樣的提議：為了好好照顧病人的無意識，分析師的情緒性（emotionality）應該被送得越遠越好。這種態度的後果是，確實導致了對一些基本領域的不承認，也導致了當被分裂的情緒性回來時，“野馬都不能把它分開”的危險，並伴隨著付諸行動的危險。想像這種被分裂的情緒性不會回來，正好違背我們持有的與精神生活有關的那些理論。

除非我們說精神分析的功能發生在自我的一個無衝突的自治區域，否則我們必須考慮所涉的問題不僅在於消化病人的投射，還在於消化我們自己的反應以便它們可以受到審查。分析師和病人一樣，渴望消除不適，也渴望交流和分享經驗；都是普通的人類反應。在某種程度上，病人尋求一種活現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分析師有一種活現的衝動，其中一些會在詮釋中表達出來。這可能包括含蓄的縱容，用言語來寵愛病人，也可能是敵對的、疏遠的或冰冷的反應，似乎暗示病人渴望的經驗被剝奪了也不重要；有一種觀點是，它所需要的就隻是部分客體機械的經驗而已。

然而，詮釋以及提供詮釋的行為，並不是以部分客體的方式選擇一些詞，而是分析師的一個綜合的創造性行為。它將包括無言的和部分的無意識交流，交流的是關於已經被納入的、如何被納入的以及沒有被納入的信息。

接收詮釋的病人不僅僅“聽到”文字或其意識層面想傳遞的含義。有些病人確實隻聽“情緒”，似乎根本沒有聽到文字。約瑟夫（1975）生動地表明，我們可能被病人的話誤導；交流的情緒和氣氛可能更重要。病人可能以同樣的特點操作，以同樣的方式聽分析師的講話。他的感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內部配置和幻想所支配，但是，我相信，按照克萊因在1952年的描述，“在年幼嬰兒的頭腦中，每一個外部經驗都與他的幻想交織在一起……每一個幻想都包含著實際素，隻有通過對移情情境的深入分析，我們纔能在現實和幻想兩方面發現過去的情況”（p.437）。

不可避免的是，病人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分析師作為一個真實的人而納入分析師的一些想法。當我們談到母親給嬰兒喂奶時，我們考慮的不是簡單的奶頭與嘴巴的關繫；我們認識到，嬰兒吸收了一種曖昧不明的經驗。總有一些超出實際過程的東西。我們看到報告說：“病人說道……，分析師詮釋道……”，然而復雜程度是巨大的。為了解決分析師如何在病人的內部世界發揮作用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進入病人偏執–分裂的內部世界；我們還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來容忍和修通我們自己對病人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衝動和感覺之間的張力。

病人向分析師的不斷投射，對精神分析至關重要；每一個詮釋都旨在從偏執–分裂位移動到抑郁位。不僅對病人來說是如此，對分析師來說也是如此，分析師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退行和修通。我懷疑，真正深刻的詮釋與膚淺的詮釋之間，其真正問題不在於哪個層次被解決了，而在於分析師在給予詮釋的行動中於多大程度上在內在修通了這個過程。

病人A先生zui近來到倫敦居住，他的第一段分析是在國外進行的。他在經歷了一場車禍後的幾小時來接受治療，在這場車禍中，他停著的汽車被撞擊並嚴重損壞；而他自己則恰好躲過了嚴重的傷害。他顯然仍處於某種震驚狀態，但他沒有說到震驚或恐懼。相反，他過分仔細地解釋了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他在踫撞前後所采取的正確措施。他接著說，事故發生後不久，他的母親（與前一位分析師住在同一個國家）踫巧打來電話，當她被告知此事時，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你有這麼可怕的消息，我就不會打來電話。我不想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多虧之前的分析，他知道他需要理解他的母親沒法給出其他反應，他也接受了這一點。然而，他對另一名司機非常生氣，他好鬥地表示道，他會讓對方認罪，對方要賠償損失，如果有必要，他將向法院起訴。

我相信他非常生動地傳達了他的信念，他必須獨自承受或凌駕於那些由事故和母親對事故的反應所產生的直接衝擊、恐懼和憤怒。他不僅相信他的母親不想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而且相信分析師也不想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即他有一個不想聽或不與他共擔痛苦的母親–分析師。相反，他覺得自己被教導要“理解”母親或聽從分析師的意見。他有一種憤怒的潛在信念，認為母親和分析師不會聽他的苦惱。他全盤接受，振作起來，做出正確的行為，成為一個所謂的“善解人意”的人。他用做正確事情的能力替換了承受痛苦的苦惱，但他讓我們知道，在無意識中，他將追求他的怨恨到zui後。

雖然他很快就從脆弱的受害者變成了有能力實施殘酷行為的行兇者（有意識地針對另一個司機，無意識地針對母親和以前以及現在的分析師），但我也經歷了一種氣氛，讓我相信這裡存在著空間發展一種較為真誠的、有創造力的關繫。在反移情中，我感到自己被要求承擔的東西並不過分，雖然有一個病人不想知道，但我也可以相信有一個病人與我一樣想知道。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這次會談中發生的事情。病人以他“有能力”的方式處理他的感受，產生了影響，然而他傳達了一個願望，希望有一個分析師或母親能夠納入他的恐懼和憤怒。我詮釋說，他渴望有一個人不會放下電話，而是吸收並理解這種意外的衝擊是什麼感覺；這假定了將一個更善解人意的母親形像移情到分析師身上。但我相信，這與分析師的某些部分“相配”，這個部分可能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為病人提供“母親”般的感受。如果我們不能消化和思考自己身上的這種反應，那麼我們可能會付諸行動來寵愛病人，給予實際的呵護（這可以通過語言或其他同情的姿態來達成），或者可能會因為太害怕這樣做，以至於變得不友善，不觸及病人希望被關懷照顧的願望。

然而，我已經被引誘到要麼欽佩這種明智的、有能力的方法，要麼訴諸譴責它。我發現我正在體驗針對他母親、他前任分析師和他自己的“能力”產生的優越感和評判。我是要把他們都告上法庭的一方？然後，我需要反思他自身和他的內部客體中那些不想知道的部分。這些也被投射到分析師身上，而且在我看來，也與分析師的某些部分“相匹配”，無論是在外部現實中，還是當下在會談中被病人“折騰”的感覺中，分析師的某個部分也很可能不希望知道人類的脆弱性（zui終是死亡）。

然後，我需要向他表明，他認為通過向我展示母親和分析師如此可怕的形像，說服了我去相信我與他們不同，比他們更好。而他也相信，我不想去了解其中的恐懼感，不論這種恐懼感來源於意外事故，還是他認為自己對我產生的影響。這和會談開始時他對我的行為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感到完全受分析性超我的擺布，它不支持我們去了解這些內部肆虐的擊打，那麼我們就會像病人一樣，面臨著用力“把一切都包裹起來”的危險。我們可能會付諸行動，變得過度同情病人，以一種優越或憤怒的方式將他人告上法庭，或者變得過於同情他人，以一種優越或憤怒的方式將病人告上法庭。

我認為，面對既想了解又害怕了解的雙重感受（即比昂提出的 K與–K），並對此進行修通的過程，能夠促成更深入、更共情地接觸到病人與他內在客體的這一部分。如果我們不能在一開始就考慮我們自身的矛盾感受，就有將本應詮釋的內容活現了的風險，例如劫持了所有積極傾向，以及把所有的惡都投射到另一個“司機”身上。就好像我們可以免於人生中各種意外和沉浮一樣，以此信念行事。

在起訴這件事上，病人認為自己有這樣的優越性，完全能夠克制自己的情緒，隻是在“純粹地”就事論事。但這一想法值得商榷。表面上似乎在尋求真相，但其中卻充滿了怨恨。我隱隱地感覺到，如果我做出了錯誤的行為，他就會敗壞我的名聲，因為他已經詆毀了那位司機、他的母親和之前的分析師了。我的經驗告訴我，病人心中是有恐懼的，他擔心如果他做錯事了，他就會被“起訴”，被那毫無憐憫之心的超我審判。

我認為這也給分析師帶來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一直將感受排除在外，那我們是不是也將能夠緩和怨恨的愛排除了，使得所謂的尋求真相被仇恨所支配呢？看上去客觀公正，卻可能將愛與關心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