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心理學_人類的破壞性剖析(心理學大師弗洛姆著作，跨越諸多學科，全面剖

編輯推薦

弗洛姆是繼弗洛伊德之後又一位具世界影響力的心理分析家、社會哲學家、作家，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
這是一位博學而又智慧的人，更是一個滿懷慈悲之心的人。本書是弗洛姆*為厚重的著作，更是他跨越諸多學科的一部力作。他所主張的“把人性尊嚴還給人！”正是當今*為先進的理念。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因為唯有從根本上洞察自身，纔有希望產生新的力量。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對精神分析理論進行廣泛探討的一個開端：從侵犯行為和破壞行為開始，因為這是精神分析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並且人類的破壞心理與行為在全球盛行，使之在實際生活中也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人類的一切熱情（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因為他想使生命有意義。要想使他產生變化，就必須讓他能夠找到一條新的道路，讓他能夠激發“促進生命的”熱情，讓他比以前更感覺到生命的活力與人格的完整，讓他覺得比從前活得更有意義。這是*的道路。否則，你固然可以把他馴服，卻永遠不能把他治愈。

作者簡介

埃裡希．弗洛姆，世界聞名的德裔美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1900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猶太人家庭，1922年獲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2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重要成員。納粹上臺後，他於1934年赴美，在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等學術機構講學，並先後執教於墨西哥國立大學、密歇根州立人學等高校。1980年，弗洛姆病逝於瑞士。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他認為，人是各自所在文化的產物，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人變得越來越自我疏離，這種孤立感導致人們潛意識下渴望與他人結合、聯繫。
弗洛姆以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的文筆，創作了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性作品，其中影響*的有《愛的藝術》、《逃避自由》、《健全的社會》、《精神分析的危機》、《人類的破壞性剖析》等。

部分
本能主義，行為主義，心理分析
章本能主義者
第二章環境主義者與行為主義者
第三章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的異同
第四章心理分析法對侵犯的了解
第二部分
對本能主義的反證
第五章神經生理學
第六章動物行為
第七章古生物學
第八章人類學
第三部分
各種侵犯性與破壞性及其條件

部分
本能主義，行為主義，心理分析
章本能主義者
第二章環境主義者與行為主義者
第三章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的異同
第四章心理分析法對侵犯的了解
第二部分
對本能主義的反證
第五章神經生理學
第六章動物行為
第七章古生物學
第八章人類學
第三部分
各種侵犯性與破壞性及其條件
第九章良性侵犯
第十章惡性侵犯
第十一章惡性侵犯：殘忍與破壞
第十二章惡性侵犯：戀尸癥
第十三章惡性侵犯：阿道夫?希特勒——

戀尸癥的一個實例

媒體評論

我至今也不明白．對於這種無所不在的侵犯性與破壞性，我們竟沒有給它一個適當的位置。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陷》，1930 )
我渴望愛，而且我幾乎相信邪惡的科學是有罪的。
——愛因斯坦

在線試讀

破壞性的性格：施虐癥
自發、暫時的破壞現像種類繁多，必須更進一步地研究，纔能有清楚的認識。但是，以性格結構為根源的破壞性，相關資料卻比較豐富，也比較確定。這主要是長期心理分析的觀察和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所致，並且這種性格產生的條件也比較確定，而且是比較長期性的。
關於施虐癥的性質，歷來有兩種概念，有時是分開的，有時則兩種概念混合在一起。
一種是由“algolagnia”（性虐狂）一詞表示的，這是本世紀初席蘭克．諾金（von Schrenk-Notzing）創始的。這個詞的詞根是“algos”（痛苦）與“lagneia”（欲望），他把這種“痛苦欲”分為兩種，一種是積極的（虐待癥），一種是消極的（受虐癥）。在這種概念下，施虐癥本質上是一種致人痛苦的欲望，並不特別涉及性的問題。
另一種概念則認為，施虐癥本質上是一種性欲現像——以弗洛伊德（個思想階段）的話來說，是欲力的一種偏執的驅力——而如果虐待欲表面上與性欲沒有關繫，這種概念也認為它是在無意識間被性欲所驅使。心理分析學家們不知道用了多少巧思、發了多少妙論來證明欲力就是殘暴行為的動力，隻是他們忘了，我們把眼睛睜亮也是可以看事物的，而我們察看的結果是，殘忍行為裡面沒有性的動機。
這並不是說，性施虐癥和性受虐癥不是常見的性倒錯，而患了這種倒錯癥的人，非得性虐待或受虐纔能產生性興奮和滿足。這包括的範圍很廣，使女人受到肉體上的痛苦（比如，打她）屈辱她、把她綁起來，或者用種種其他方法強迫她完全屈服。施虐癥患者有的必須使對方產生強烈的痛苦纔能夠性勃起，有的隻稍微痛苦即可。許多時候，隻要虐待性的幻想就足以引起性興奮。很多人同妻子進行正常性行為的時候，卻暗自需要靠這種虐待性的幻想纔能興奮起來。性受虐癥的情形正好相反：興奮起於被打、被屈辱、被傷害。不論是施虐癥還是受虐癥，以它們在性的倒錯方面來說，都是男人中常見的現像。性施虐癥則似乎男人比女人多，至少在我們的社會文明中是如此；而受虐癥是否女人比男人更多，難以斷言，因為我們缺少這方面的可靠資料。
在討論施虐癥以前，我們應先談談施虐癥是不是性倒錯，如果是，又倒錯在什麼地方。
在某些政治激進思想者中，例如赫伯特．馬爾庫賽（Herbert Marcuse），現在頗流行一種風氣，即贊揚性施虐癥，認為是人類性自由的一種表現。薩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被政治激進派的報紙一印再印，認為是這種“自由”的證言。他們接受薩德的論證，認為施虐癥是人類的一種欲望，隻要這種欲望給人快樂，人類便有要求滿足虐待欲與受虐欲的自由，就像要求滿足其他欲望一樣。破壞性的性格：施虐癥
自發、暫時的破壞現像種類繁多，必須更進一步地研究，纔能有清楚的認識。但是，以性格結構為根源的破壞性，相關資料卻比較豐富，也比較確定。這主要是長期心理分析的觀察和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所致，並且這種性格產生的條件也比較確定，而且是比較長期性的。
關於施虐癥的性質，歷來有兩種概念，有時是分開的，有時則兩種概念混合在一起。
一種是由“algolagnia”（性虐狂）一詞表示的，這是本世紀初席蘭克．諾金（von Schrenk-Notzing）創始的。這個詞的詞根是“algos”（痛苦）與“lagneia”（欲望），他把這種“痛苦欲”分為兩種，一種是積極的（虐待癥），一種是消極的（受虐癥）。在這種概念下，施虐癥本質上是一種致人痛苦的欲望，並不特別涉及性的問題。
另一種概念則認為，施虐癥本質上是一種性欲現像——以弗洛伊德（個思想階段）的話來說，是欲力的一種偏執的驅力——而如果虐待欲表面上與性欲沒有關繫，這種概念也認為它是在無意識間被性欲所驅使。心理分析學家們不知道用了多少巧思、發了多少妙論來證明欲力就是殘暴行為的動力，隻是他們忘了，我們把眼睛睜亮也是可以看事物的，而我們察看的結果是，殘忍行為裡面沒有性的動機。
這並不是說，性施虐癥和性受虐癥不是常見的性倒錯，而患了這種倒錯癥的人，非得性虐待或受虐纔能產生性興奮和滿足。這包括的範圍很廣，使女人受到肉體上的痛苦（比如，打她）屈辱她、把她綁起來，或者用種種其他方法強迫她完全屈服。施虐癥患者有的必須使對方產生強烈的痛苦纔能夠性勃起，有的隻稍微痛苦即可。許多時候，隻要虐待性的幻想就足以引起性興奮。很多人同妻子進行正常性行為的時候，卻暗自需要靠這種虐待性的幻想纔能興奮起來。性受虐癥的情形正好相反：興奮起於被打、被屈辱、被傷害。不論是施虐癥還是受虐癥，以它們在性的倒錯方面來說，都是男人中常見的現像。性施虐癥則似乎男人比女人多，至少在我們的社會文明中是如此；而受虐癥是否女人比男人更多，難以斷言，因為我們缺少這方面的可靠資料。
在討論施虐癥以前，我們應先談談施虐癥是不是性倒錯，如果是，又倒錯在什麼地方。
在某些政治激進思想者中，例如赫伯特．馬爾庫賽（Herbert Marcuse），現在頗流行一種風氣，即贊揚性施虐癥，認為是人類性自由的一種表現。薩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被政治激進派的報紙一印再印，認為是這種“自由”的證言。他們接受薩德的論證，認為施虐癥是人類的一種欲望，隻要這種欲望給人快樂，人類便有要求滿足虐待欲與受虐欲的自由，就像要求滿足其他欲望一樣。
這個問題十分復雜。以前的人認為凡不是為生育而行的性行為（即凡為快樂而行的性行為）都是性倒錯。若以為是，則我們務必要為“性倒錯”辯護。然而，這卻不是“性倒錯”的定義，事實上這個定義已經過時了。
性欲，即使其中沒有愛的成分，終究是生命的一種表露，而且是互相給予快樂、共享快樂的一種表示。但是，性行為如果變成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當做輕視、傷害、控制欲的目標，則就成了真正的性倒錯。這並非因為這種行為與生育無關，而是因為它把利生的衝動倒錯為害生的衝動。
口腔對生殖器的接觸往往也被人列為性倒錯，可是，如果把施虐癥與這種行為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出兩者是多麼不同。口腔與生殖器接觸基本上和接吻一樣，並不是性倒錯，因為它並沒有要控制或屈辱另一個人。
從理性主義的、弗洛伊德之前的觀點來看，認為人隻欲望於人有益的事物，因此快樂是人的向導，令人去追隨可欲的事物。根據這種假設，我們可以承認追隨欲望是人的天生權利，因此應該受到尊重。但自弗洛伊德開始，這個論證已經過時了。我們知道，人的許多欲望都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們傷害到他（假設沒有傷害到別人），阻撓了他的發展。一個被破壞欲所推動、在破壞之中得到快樂的人，不能說因為他想破壞、破壞給他快樂，因此就有權破壞。為性施虐癥辯護的人會說，他們並不是在為破壞性的欲望和殺人的欲望進行辯護；性施虐癥隻是性欲的許多表現之一，是一種“口味的問題”，並不比其他滿足性欲的方式更不好。
這個論證忽視了重要的一個重點：由虐待性的行為而性勃起的人，具有虐待性的性格。這即是說，他是一個虐待者，一個具有強烈的控制他人、傷害他人、屈辱他人的欲念的人。他強烈的虐待欲影響到他的性衝動，這和其他與性無關卻能引起性欲的動機並沒有什麼不同，譬如權力、財富與自戀都可以引起性欲。事實上，生活的種種層面中，沒有一處比性行為更能顯示出一個人的性格。這正是因為在性行為中，“習得”的成分少，模式化的成分少。一個人的愛，他的關懷與柔情，他的施虐癥或受虐癥，他的貪婪，他的自戀，他的焦慮——事實上，他的每一種性格特征——都從他的性行為中表露出來。
另有一種論證說，性施虐癥是有益於健康的，因為每個人都具有虐待傾向，而性施虐癥為這種傾向提供了一個無害的出口。根據這種論證，希特勒集中營裡的那些獄警，如果在性關繫上發洩了他們施虐癥的傾向，竟會對那些囚犯仁慈一些！
性虐待癥—受虐癥的例子
下面關於性虐待癥—受虐癥的例子來自波莉娜．雷阿熱（Pauline Reage）的《O的故事》（The Story of O，1965），這本書沒有薩德的作品那麼經典。
她的手環繞起來。皮埃爾用鏈條把她的雙手弔在她頭的上方，然後捆在了床上。當她因此而躍起時，他便站在床的另一邊不停地親吻她，不停地說愛她，然後走開朝皮埃爾點了點頭。他看著她徒勞無益地掙扎，聽著她越來越大的呻吟聲，並且哭了起來。當她掉下眼淚，他把皮埃爾打發走了。她依然用力地不停說愛他。他親吻著她已經濕透的臉、她喘氣的嘴，他松開她身上的鏈子，將她放下，然後離開了。（Pauline Reage，1965）
O沒有她自己的意願，她的愛人和他的朋友（皮埃爾）必定是完全控制了她。她發現自己在束縛中得到了快樂，他們是的控制者。下面的描述片段是關於施虐癥的（需要解釋一下的是，她愛人的控制條件之一是，她必須服從於他的朋友就像她順從於他。他們其中之一是史蒂芬先生）。
後，她站立起來。她說有什麼東西讓她感到窒息，然後解開了外衣上的扣子，直到露出了乳溝。她停下來，雙手和膝蓋都在顫抖。
“我是你的，”她對雷內說，“無論你讓我做什麼我都會去做。”
“不，”他打斷了她的話，“我們的。重復我說的話：我屬於你們倆，你們倆讓我做什麼我都會去做。”
史蒂芬先生灰色的眼睛牢牢地盯著她，仿佛要把她刺穿。雷內也一樣。她在他們面前迷失了，慢慢地重復著他的話語，就像一堂語法課，將他們轉換為人稱。
“對於史蒂芬先生和我來說，你授予權力……”這權力就是按照他們的意願處置她的身體，無論他們選擇什麼地點和什麼方式。他們有權將她用鏈條捆綁起來；因為一些細小的失誤和違反而像對待奴隸和囚犯一樣鞭打她，或者僅僅是因為他們出於樂趣；如果他們讓她哭喊的話，他們有權不理會她的請求或哭喊。（Pauline Reage，1965）
性方面的虐待（和受虐）隻是施虐癥裡的一小部分，另外大部分都是與性無關的虐待行為。這種行為是把沒有力量的生物（不論是人，還是動物）當做虐待的對像，使他產生身體上的痛苦，有時甚至把他弄死。戰俘、奴隸、被打敗的敵人、兒童、病人（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病患）、囚犯、沒有武器的有色人種以及狗——這些都是生理虐待的目標，而且常常施以酷刑。從古代羅馬的殘酷表演到現代的警察繫統，都常常假借宗教或政治的口實來殘害生命，而有時候則明顯是為了讓勞苦大眾得到樂趣。古羅馬的鬥技場實際上就是人類施虐癥的紀念碑。
虐童，是非性欲施虐癥普遍的表現之一。這種形式的虐待被大眾所知還是近十年的事情，是從肯普等人（C. H. Kemp et al.，1962）的著作開始的。他們的研究之後，其他相關研究也陸續出版，而且已經展開了全國性的研究。這些研究者告訴我們，有的虐童是毒打與饑餓甚至導致死亡的地步，有的則造成腫痛和不致命的傷害。這些行為真正到何種範圍與程度，我們幾乎還一無所知，因為現有的一些資料隻是由公眾機關得來的（譬如，鄰居和醫院向警察所提供的報告），但是大家都知道，向警方報告的隻是實際數量的極小一部分。吉爾（Gill）在做過全國性的調查以後所提的報告，似乎是目前可信的。我隻把他所得的資料之一在這裡引述：兒童所遭受的虐待，以年齡分為三個時期：（l）1~2歲；（2）3~9歲，受虐事例加倍；（3）9~15歲，受虐事例減少到大約與期相同的狀況，16歲以後逐漸消失（D. G. Gill，1970）。這就是說，當兒童還沒有力量卻開始有了自己的意志之時，大人想完全控制他，他就會反抗，此時的虐待行為為強烈。
精神上的殘忍行為可能比身體上的殘忍行為更廣泛，這是想屈辱他人、傷害他人情感的行為。這種虐待性的攻擊比身體上的虐待安全得多，因為畢竟他並沒有用體力而“隻用”言語。但是，心理上的痛苦可能和身體上的痛苦一樣強烈，甚至有過之。我不用列舉精神虐待的例子，因為日常生活中太多了。父母用以對待孩子，老師用來對待學生，上級用來對待下屬，換句話說，隻要有人不能保衛自己，就會有精神虐待出現（如果老師不能保衛自己，學生們就會轉過來虐待他）。精神虐待可以掩飾在種種看似無害的方式下；一句問話，一個淺笑，一個詼諧的按語。我們每個人都曾見過這類有虐待藝術的人：他有本事找到恰當的字眼或恰當的姿態，用一種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的方式讓人困窘或感到羞辱。當然，如果有其他人在場，這種困窘和羞辱就更會發生效力。
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癥的臨床案例
歷史上，精神與生理雙重虐待的著名案例之一便是斯大林。教科書上對他行為的描述的非性欲施虐癥，而在薩德的小說裡是性施虐癥。在革命初期，他個下令折磨政治犯，而他的命令那時被俄國革命黨否決了（R. A. Medvedev，1971）。斯大林的折磨方法被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進一步細化。對於在監獄裡采用何種酷刑，他有時會下達個人命令。他關注精神上的虐待，就此我願意提供一些例證。斯大林尤其喜歡的一種形式是，向被拘捕者保證他們是安全的，之後一兩天他們便被關押了。斯大林享受虐待的快感，並一直致力於此。
下面是梅德韋傑夫報告的一些詳細例子：
在拘捕內戰英雄瑟迪奇（D. F. Serdich）之前的短暫時間裡，斯大林在一個招待會上向他祝酒。而就在布留赫爾（Bliukher）被殺害之前的幾天，斯大林與他進行了親切的會面。當一個美國代表團來訪，他詢問了詩人卡倫茨（Charents），說不會被騷擾，但是幾月後詩人就被拘捕並且殺害了。1937年的一個晚上，奧爾（Ordzhonikidze）忠實的副政委斯列巴洛夫斯基（A. Serebrovskii）的妻子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的電話。“我聽說你現在沒有汽車代步。”斯大林說，“那不太好。如果你的車在維修的話，我送你一輛汽車。”第二天早上，一輛汽車從克裡姆林宮派出，由斯列巴洛夫斯基夫人使用。但是兩天後，斯列巴洛夫斯基從醫院被拘捕了。
著名歷史學家、政論家斯切克洛夫（I. Steklov）為這些拘捕感到不安，他電話斯大林希望一個會面。“當然，過來吧。”斯大林說，並在會面的時候再次讓他消除疑慮，“你有什麼問題嗎？我們的黨了解你並且信任你，你不用擔心什麼。”斯切克洛夫回家見了朋友和家人，當天晚上NKVD就來了。很自然，朋友和家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於斯大林，他似乎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這讓大家非常輕易就相信斯大林的無知，而不是他的背信棄義。1938年，艾可洛夫（I.A. Akulov）一度是蘇聯的檢察長，後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的秘書，在滑冰的時候遭遇了致命的腦震蕩。根據斯大林的意見，從國外請來出色的外科醫生為他醫治。通過漫長而又困難的治療後，艾可洛夫恢復工作，隨後被拘捕和槍決。
斯大林拘捕蘇維埃或黨的干部的妻子（有時還包括兒童），把她們關押在勞教所，而她們的丈夫不得不去工作並且卑躬屈膝，甚至不敢向斯大林要求釋放。這是施虐癥的一個特別的補充形式。蘇維埃聯邦的主席加裡寧（Kalinin），其妻在1937年被拘捕；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奧托．庫西寧（Otto Kuusuien）的妻兒，以及共產主義國際的領導之一，都被關押在勞教所。一個沒有透露姓名的目擊者說，斯大林問面前的庫西寧為什麼不要求釋放他的兒子，庫西寧回答說：“毫無疑問，他被關押有很重要的理由。”據目擊者說，“斯大林咧嘴一笑，下令釋放庫西寧的兒子。”庫西寧為勞教所的妻子送包裹，甚至沒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並且是讓管家送去的。斯大林私人秘書的妻子也被拘捕，而這位私人秘書依然在職。
在此不需要許多的想像力去設想對這些沒有停職的高級工作人員的羞辱，他們不能要求釋放他們的妻兒，還不得不贊同斯大林對他們的拘捕是正確的。這些人或者已經完全沒有了感覺，或者他們的道德感已經被破壞，完全失去了自尊。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拘捕了蘇維埃聯邦有權勢的人物之一——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的兄弟米哈伊爾（Mikhail Moiseevich），戰前，他曾經擔任航空部部長：
他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負責鎮壓了許多民眾。但是，戰後他不再支持斯大林了。結果，一些調查人員成立了所謂的地下“法西斯中心”（fascist center），並且將米哈伊爾納入其中。他們的說服明顯很激勵人（同時也荒謬絕倫）：如果希特勒占領莫斯科，他（一個猶太人）就會成為法西斯政府的副總統。斯大林知道了這些，很明顯在他意料之中，他電話拉扎爾，告知其兄弟因為與法西斯有關而將被拘捕。“在真的嗎？”拉扎爾問道。“如果有必要，拘捕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高度贊揚了拉扎爾的“原則性”：他同意將他的兄弟拘捕。但是，隨後斯大林補充說，此次的拘捕不要當如此草率，米哈伊爾已經在我黨多年，對他的所有處置都需要再次核實。由此，斯大林命令米高揚（Mikoyan）安排米哈伊爾與那些指證他的人進行對質。對質在米高揚的辦公室進行。一個人被帶進來，在拉扎爾的面前重復其指證，並且補充說戰前一些飛機制造工廠就被蓄意建造在邊界附近，因此德國人輕易就占領了。米哈伊爾聽到這樣的指證時，他請求允許去一趟廁所。隨後，廁所裡傳來槍響。
在斯大林不可預知的行為中，其施虐癥還有其他表現形式。這些他下令拘捕的例子中的受害人，經歷了酷刑和嚴厲的判決，在幾月或幾年之後被釋放並且在高級辦公室任職，而對此也沒有什麼解釋。一個非常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斯大林如何對待他的老戰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卡夫塔拉澤（Sergei Ivanovich Kavtaradze）：
他曾經幫助斯大林躲避了來自聖彼得堡的偵查。20歲時，卡夫塔拉澤加入了托洛茨基（Trotskyite）反對派。隻是在托派呼吁其追隨者停止對抗活動的時候，他離開過反對派。基洛夫（Kirov，東歐平原東北部城市，舊稱維亞特卡）謀殺之後，卡夫塔拉澤作為前托派被流放到喀山（Kazan，伏爾加河中遊城市），他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說自己不再從事反黨工作。斯大林立即將卡夫塔拉澤從流放中召回。隨後，許多中央報紙刊登了卡夫塔拉澤的文章，詳細講述了他和斯大林的地下工作。斯大林喜歡這些報道，但是卡夫塔拉澤不再就此寫任何文章。他甚至不再重新入黨，而是以適當從事編輯工作為生。1936年末，他和妻子突然被拘捕，並被施以酷刑，之後就被宣判槍決。他被指控為與穆季瓦尼（Budu Mdivani）一起策劃謀殺斯大林。宣判之後，穆季瓦尼就被槍決了。然而，卡夫塔拉澤的死刑卻延遲了一段時間。他突然出現在貝裡亞（Beria，蘇聯秘密警察局局長，1938~1953年）的辦公室，那裡是他和妻子認識的地方，他看上去明顯老了。之後，兩人都被釋放。初，他住在旅店裡，之後他獲得了社區公寓的兩個房間，然後開始了他的工作。斯大林開始發出他的各種關心的信號，邀請他參加宴會，甚至給了他一個驚喜——和貝裡亞一起拜訪了他（此次拜訪在社區公寓造成了極大的轟動。卡夫塔拉澤的鄰居當時就暈倒了，用她的話說,“畫像上的斯大林同志”出現在了門口）。當他與卡夫塔拉澤一起晚宴時，斯大林自己盛湯，開玩笑，回憶往事。但是，就在一次晚宴中，斯大林突然走向他的客人，說：“你是不是依然想殺了我。”
在這個例子中，斯大林的行為尤其清晰地表明了他性格中素——希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權力和控制力的願望。用他的話說，他能殺掉他們，對他們施以酷刑，然後再拯救他們，他們對他報以感激；他擁有像上帝那樣能夠操控人生死的權力，以及像大自然那樣可以造成生長、破壞、痛苦與治愈的力量。生死在他的一念之間。這也可以解釋他為什麼不毀滅李維諾夫（Litvinov，蘇聯外交家），其策略在獲得西方的理解上失敗了；或者愛倫堡（Ehrenburg，1891~1967，蘇聯作家），他站擁護斯大林所厭惡的任何事；或者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他偏離到愛倫堡相反的方向。梅德韋傑夫在一些例子中提供了解釋，他必須保證還活著一些老布爾什維克，以支持他聲稱自己在繼續列寧的工作。肯定的是，愛倫堡的例子不在此列。在此，我也做一推測，斯大林享受自己的念頭和情緒可以控制一切而不被任何原則（甚至邪惡的）所束縛的感覺。
虐待癥的本質
我們曾分門別類地說過種種施虐癥：性欲的、生理的和精神的。它們並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找出它們素：施虐癥的本質。正統心理分析學家們曾認為，它們共同的地方是性欲。弗洛伊德第二階段的學說假定，施虐癥是愛洛斯（性欲）與死亡本能的混合物，指向自身以外；而受虐癥則是愛洛斯與死亡本能的混合物，指向自己。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認為，一切施虐癥的共同核心是的、無限制的控制另一個生命的一種激情，無論被控制的是一隻動物還是一個兒童，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逼迫一個人忍受痛苦或屈辱而沒有保衛他自己的力量，這是控制的一種表現，但不是的。控制另一個生命，等於是把這個生命變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變成了這個物品的神。有時這種控制甚至對人有利，這可以叫做有益的虐待，譬如，為了某人好而控制他，使他在很多方面有長進，不好的是使他受到束縛。但大部分施虐癥卻都是有害的。對另一個人進行完全的控制，是使他變成殘廢，窒息他，阻礙他的生長。這種控制有不種的方式與程度。
加繆（Camus）的劇本《卡利古拉》（Caligula）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的虐待性、控制欲，這種控制欲走到了一種渴望全能的地步。卡利古拉由於境遇的關繫，而達到了擁有無限權力的地位，可是他對權力的欲求沒有止境老們的妻子睡覺，而他們還必須向他諂笑，搖尾乞憐，他因為這些人的屈辱而覺得快樂。他老屠殺了，剩下的那些還得裝做無事，強顏歡笑。但是，所有這些權力都不能使他感到滿足；他要求的權力，要求不可能的東西。像加繆讓他說的話一樣：“我要月亮。”
很容易就可以說卡利古拉瘋了，但他的瘋是一種生活方式。那是解決人類存在問題的方法之一，因為那使他有全能的幻覺，使他感覺超越了人類存在的邊界。為了贏取無限的權力，卡利古拉失去了與一切人的接觸。由於他遺棄一切人，因此他自己變成了一個被遺棄的人；他非發瘋不可，因為在要求全能失敗之後，他變成了一個孤寂的、無能的人。
卡利古拉當然是個例外。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有機會得到那麼多的權力，多到讓他以為權力可以達到無限。而歷史上從古至今，這種特例還是時有出現的：這些人如果勝利了，就被奉為偉大的政治家或將軍；如果失敗，就被認為是瘋子或罪人。用這種的方式來解決人類的存在問題，一般人是沒有機會的。然而，大部分社會體繫裡（包括我們的在內），即使較低階層的人，都可能會控制某個在他權限之內的人。兒童、妻子、狗總是常見的對像，或者還有另外一些無助的人可以作為對像：囚犯、醫院裡家境較差的病患（尤其是精神病患），學校裡的學童、公司和機關裡的職員等。這些例子裡的優越者究竟有多少權力可以發揮，要依社會結構給他們的限制而定。除了這些情況以外，宗教上和人種上居於少數的人，隻要力量不夠雄厚，就會變成廣大的受虐對像。宗教上和人種上占大多數的人，即使裡面卑微的分子，都會以少數作為其虐待的對像。
生而為人，是一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找不到比較好的答案，施虐癥也是可行的答案之一。對於另一個生命如果能進行控制，就會覺得自己全能，這造成一種幻像，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了人類存在處境的界限的限制。對於那些在真正生活中沒有創造性、沒有喜悅的人，這種幻覺特別重要。施虐癥本質上並不是為了某種實用的目的。它不是“瑣屑的”，而是“宗教奉獻性的”。它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它是心理殘廢者的宗教。
有許多人或團體對其他人擁有無限的權力，但並不是每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或團體就一定有施虐癥。許多（或許是大部分）父母、獄警、老師和官員並不是施虐癥者。許多人的性格結構即使在符合施虐癥發展的環境下，也不會發展為虐待性的性格。凡是以促進生命為性格主要方向的人，便不容易被權力所誘惑。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人隻有兩種，一種是虐待性的魔鬼，另一種是非虐待性的聖人。這樣的分類犯了過於簡化的錯誤。重要的是在一個人的性格結構中，他的虐待性的激情是什麼程度。有許多人的性格結構中確實有虐待性的成分，但他們促進生命的傾向卻十分強烈，因此不能歸類為虐待性的性格。這樣的人，虐待的傾向和促進生命的傾向往往在內在產生鬥爭，使他特別敏感於自己的虐待傾向，因而使他能夠防範一切虐待行為的表現（不過他們虐待性的傾向，仍舊可以在不重要的邊際行為上留下痕跡，隻是輕微得人們往往注意不到）。另有一些人雖然有施虐癥性格，可是他的性格中卻具有相反的力量，足以平衡（而不隻是抑制）他的虐待性，因此，這些人固然會對控制無助的人產生興趣，可是不致實際去殘害他人，或以暴行為樂（特殊情況下除外，比如群體狂熱）。希特勒政權殘害猶太人、波蘭人和俄國人的時候，所采取的措施便是一個例子。這些暴行隻讓一小部分禁衛軍知道，而絕大部分的德國人則被蒙在鼓裡。希姆萊和其他執行暴行的人，曾多次強調必須用“人道的”方式來屠殺，而不可過於虐待，否則即使禁衛軍也會覺得無法忍受。
有些時候，在殺害俄國和波蘭百姓以前，他們會先做一個短的、形式上的審判，使行刑的人覺得槍決他們是“合法的”。當然，這些事情本身是虛偽的、荒謬的，卻說明納粹領袖行施不人道的大屠殺並不是沒有顧忌的，他們知道，如果不制造一些屠殺借口，他們就會失去大部分忠於帝國的人。1945年以後，關於納粹的暴行我們已獲得許多資料，但德國大部分人民到底對虐待行為有何反應，尚待更進一步的調查。
要了解虐待性格的種種行為特征，必須把它們放在整個性格結構中來看，否則便無法正確了解。這些特征都是癥候群的一部分，它們是一個整體。就虐待性性格的人來說，一切活的東西都是可以讓他來控制的，活的生命就變成了死的東西。說得更正確一些，活的生命被他變造成了活的、顫動的、心髒跳動的控制對像。虐待者要做生命的主人，因此他的犧牲者必須保持一口氣。這正是虐待者和破壞者不同的地方。破壞者要求的是把人除掉，把人消滅，把生命毀滅；虐待者則要求控制生命和窒息生命。
虐待者還有一個特征就是，隻有無助的人纔會激起他的虐待欲，他不會想去虐待強者。例如，與一個勢均力敵的人作戰而讓對方受傷就不能產生虐待性的快樂，因為在這種境況下，使他受傷並不表示你對他的控制。對於虐待性性格的人來說，隻有一個東西是他欽佩的，即力量，他贊美有力量的人，愛他，向他屈服；而那些沒有力量的人、不能反擊的人，他就輕視，想控制他們。
凡是不確定的、不能夠預測的事物，虐待性性格的人都覺得害怕，因為這樣的事物會逼著他去做發自內在的原創性反應。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懼怕生命。生命使他害怕，因為生命是不可預測、不確定的，這正是生命的本質。生命雖然是有結構的，但並非一成不變；生命中隻有一件事確定，即人人都會死。愛也同樣不確定。被愛者必須自己是一個愛者，纔能夠喚起愛，而且要冒著失敗與被拋棄的危險。這就是為什麼虐待性性格的人隻有在能控制他的對像時纔能夠“愛”——當他的力量超過了他的對像時，纔能愛。一般來說，虐待性性格的人都是恐異癥者、恐新癥者。凡是異於自己的，都是新的，而凡是新的，就能激起恐懼、猜疑與厭惡，因為新的事物必須用發自內在的、活潑的反應去應對，而不能用僵化的反應去應對。
這種癥候群還有素，虐待性性格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乍看起來，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實上不僅不矛盾，而且從動力學的意義來說，是必然的。虐待者之所以為虐待者，是因為他覺得無能，沒有活鮮的生命力。他想彌補這個缺陷，所用的方法卻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隻無能的蟲子變成一個神。但他即使有權力，仍然會痛苦地覺察到自己人性的無能。他可以殺人、折磨人，但他卻仍舊是一個沒有人愛的、孤立的、擔驚受怕的人，需要一種比他更高的力量讓他去屈服。在希特勒之下首是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是在希特勒自己看來，至高的權力卻不是他，而是命運，是進化規律。
這種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受虐癥中。施虐癥與受虐癥在行為表面上看來雖然相反，實際上卻是一體的兩面，密不可分。它們共同的根基是致命的、“極其嚴重”的無能感。可以說，虐待者與受虐者都需要另一個生命來使自己“圓滿”。虐待者把另一個生命變造成自己的延伸物，受虐者則把自己變成別人的延伸物。兩者都需要共生性的關繫，因為他們內在都沒有一個中心。表面上看來，虐待者可以脫離他的犧牲品而獨立，實際上他依賴他的犧牲品，隻不過它的方式是反常的而已。
由於施虐癥與受虐癥有如此密切的關繫，我們好稱這種性格為“虐待—受虐癥”。固然有些人虐待性較強，有些人受虐性較強，但這種人必然既有施虐癥又有受虐癥。從性格結構的心理學層面來看，他們是虐待—受虐者；從政治態度來看，他們就是“權威性格”。凡是在政治態度上具有權威性格的人（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在我們的社會裡總是展示著虐待—受虐的性格：凡是地位低於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而對地位高於自己的人則卑躬屈膝。
要想對虐待—受虐癥有充分的了解，必須涉及弗洛伊德的“肛門性格”（anal character）這一概念，以及他的弟子亞伯拉罕（K. Abraham）與阨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對這個概念的增訂。
弗洛伊德（1908）認為，肛門性格是由種種性格特征的癥候群表現出來的：頑固、要求秩序、吝嗇；後來他又認為守時與清潔也是該癥候群的一部分。他認為，這種癥候群的根源是“肛門欲力”，其來源區域是肛門快感帶。他認為，這種癥候群的種種特征是肛門欲力的反向行為或是它的升華。
我的看法與弗洛伊德不同，我用“關聯方式”（mode of relatness）來取代他的欲力理論。我認為有一種人，他與別人的關聯方式是保持距離、控制、排斥與囤積（“囤積性格”），而癥候群的種種特征則是這種性格的表現（E. Fromm，1947）。這並不是說弗洛伊德在有關糞便與排洩方面的臨床觀察不正確。事實上，幾十年來我所做的心理分析觀察，完全肯定了弗洛伊德在這方面的正確性。不過，我們的不同點卻在對下面這個問題的回答上：肛門欲力是糞便嗜好的淵源，因此它間接地又是肛門性格癥候群的淵源嗎？或者，這種癥候群隻是某種特殊關聯方式的一種表現？如果情況是後者，則對肛門的興趣就隻是肛門性格的一種像征表現，而不是它的原因。事實上，糞便是一種非常得當的像征：它們代表從人類生命過程中排洩出來的東西，它們對生命再也沒有用處。
囤積性格者在事物、思維與情感上都是要求秩序的，但他的要求秩序是貧瘠的、僵硬的。任何東西如果不擺在固定的位置他都受不了，他一定把它們弄得井然有序，這樣他便控制了空間；他守時到了無理的程度，這樣他控制了時間；他頑固地保持清潔，以此他洗脫了同世界的接觸——因為他覺得世界是肮髒的、敵意的（不過，如果沒有發展出反向行為或升華，他便不會過分清潔，反而會趨向肮髒）。囤積性格者感覺自己像被困在一個堡壘裡：他必須防止任何東西出去，他要堡壘裡的東西。他的頑固是一種半自動的防衛，以防止外力入侵。
囤積者會覺得他隻有一定量的力量或精神能力，這個儲存量會越來越少，終致用盡，而永久不能復原。他不能了解一切的活質（living substance）都具有自我復原的機能，而活動與能力的運用會增加我們的力量，停滯則削弱我們的力量。對囤積者來說，死亡與破壞比生命與成長更有真實性。他確實聽說過“創造”行為，但那是一種奇跡，他無法相信。他的價值是秩序與安全，他的座右銘是：太陽之下沒有新事。他無法與他人產生密切的關繫—— “密切”對他來說是一種威脅。他與別人的關繫隻有兩種，一是保持遙遠的距離，二是占有。在他看來，這兩種關繫都意味安全。囤積者多疑善防，他有一種特別的公平感，本質上等於說：“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肛門—囤積性格在與世界的關繫中，隻覺得一種途徑是安全的：占有世界，控制世界。這是因為他不能夠用愛與建設來同世界相關。
肛門—囤積性格與古典心理分析家們所描述的施虐癥有密切關繫，對此有豐富的臨床資料作證。至於我們是用欲力學說來解釋肛門—囤積性格與施虐癥的關繫，還是用人與世界的關聯方式來解釋，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凡是具有肛門—囤積性格的社會團體，也展示出明顯的施虐癥。
從社會意義上來說，與虐待—受虐性格大致等同的是官僚性格（bureaucratic character）。在官僚制度下，每個人都控制比他地位低的人，並且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所控制。在這樣的體制下，虐待的衝動和受虐的衝動都可以獲得滿足。對於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會不屑待之；而對於地位高的人，他卻會羨慕與懼怕。我們隻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夠了：這一刻，他如何批評他的部下，他怎樣皺眉頭；一分鐘以後，他的表情和行為可能完全變了，至少像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時間“屬於”他的上司。另外，我們也可以想想，郵局窗戶裡的職員，到了下午五點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戶關起來，臉上露出不容易察覺到的微笑，而窗外後的兩個人雖然已經排隊等了半個鐘頭，卻必須明天再來。重點不是到了五點三十分整，他便絕不賣郵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為樂，他要向他們表示，是他控制了他們，這種滿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現了出來。
無需說，並非所有的老式官僚都是虐待者。老式官僚人員、非官僚人員與現代官僚的施虐癥的異同，需要深刻的心理學研究纔能為我們提供正確的資料。以幾個特殊的例子來說，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雖然身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官僚中，卻顯然沒有施虐癥，他們真心真意地關懷士兵的生命與生活。在次世界大戰期中，不少法國和德國將領卻無情而殘酷地對待士兵，沒有什麼重要的戰略目的便大量犧牲士兵的生命。
在許多情況下，施虐癥常常被仁慈和恩惠的幕布掩遮起來。但是，這種仁慈卻並不是一種有意的騙局，也不僅是虛假的姿態。要想對這個現像有較好的了解，必須想到，大部分沒有發瘋的人都希望保存一個自我圖像，使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合乎人性。完全不人性，意味著完全孤立，會使自己覺得自己不是人。因此，不少資料告訴我們，一個人如果對人類沒有任何仁慈、友愛與關切，到後會導致不可忍受的焦慮。報告中記載，納粹特務中負責殺人的人，有些會發瘋和產生精神錯亂。納粹政權中負責執行集體屠殺命令的官員，有不少人神經崩潰，這種病被人稱為“官員”癥。
在講到施虐癥時，我用“控制”與“權力”來說明它的特性，但我們必須警覺在詞意上的含混。“權力”（power）一詞可以指控制他人的一種力量，也可以指做事情的力量。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權力，而這正是因為他缺乏做事、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許多作家借用“控制”與“力量”含混的意義，把“控制的權力”與“做事的力量”混為一談，目的則在推崇“控制的權力”。再者，缺乏控制並不意味著沒有組織，隻是沒有剝削性的控制——剝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的“共意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ies），許多例子告訴我們，在他們的社會裡有合理的權威，這種權威是以眾人真正的同意為基礎，而不是以操縱下的同意為基礎。在這種社會中，“控制的權力”關繫不會發展出來。
確實，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人在性格上也是受苦的人。他可能變成一個屈服的與受虐性的人，而不是虐待性的人。但是，他的缺乏力量有時也會幫助他發展出某些美德，比如團結、同情與創造性。沒有力量的人，易陷於被奴役；有力量的人，則易於失去人性，這是兩種惡道。應當躲避的是哪一種？這是宗教、道德或政治信念的問題。佛教、以先知為始的猶太傳統和基督教的福音書，都很明白地做了決定，這個決定與現代思想相反。在力量與非力量之間做微妙的區別是完全對的，但有一個陷阱，我們必須躲開：不要借用某些字義的含混，來同時事奉上帝與凱撒，更不可把上帝與凱撒認同為一。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