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導言
（注釋從略）
1871年，時任巴塞爾大學語文學教師的尼采出版了處女作《肅劇的誕生》。他聲稱，為尋求“一種解釋希臘肅劇的全新方式”，他要在此書中“暫時避免任何語文學方法，隻關注美學問題”。這部蔑視學術規範的著作甫一問世就掀起軒然大波，年僅22歲的年輕語文學家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迅速發起毫不留情的攻擊，針鋒相對地寫下了他自己的處女作《未來語文學！回應尼采或巴塞爾古典語文學教授的〈肅劇的誕生〉》。此番交鋒後，尼采不再以古典學者的身份發聲，並於1879年稱病辭職，離開巴塞爾；維拉莫維茨則很快獲得柏林大學教席，此後30餘年幾乎穩坐德國古典語文學界的頭把交椅。
由於維拉莫維茨的推波助瀾，歷史實證主義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世紀末的德國盛極一時。這條學術路線不再重視語文學傳統的教育意義，而意欲使之體繫化、科學化。它的方法信條是，隻要廣泛搜集原始資料，就能全面地認識歷史事實，並將其客觀、準確地再現出來。維拉莫維茨以匠人的現實、謹慎和勤奮創造出歷史實證語文學的輝煌，卻從未想到，恰恰是他的執著和努力，不久之後就將他畢生小心經營的“實業”推入舉步維艱的死局。維拉莫維茨得意的高徒萊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曾回憶說：
19世紀末，古典語文學研究舉步維艱，如同一機構臃腫、將自身掏空的企業，起初高漲的熱情消失殆盡——不是因為麻木冷漠，而是因為清醒、禁欲、盡職和堅忍的英雄品質。［……］19至20世紀之交時，古典語文學陷入了雙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滅，［……］不斷增強的專業化。（萊因哈特：《我與古典學》。見《古典學與現代性》，劉小楓編，豐衛平譯，崔嵬校，華夏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古典學》並隨文注頁碼，頁151-244。此處，頁161。）
事實上，尼采對此結局早有預判。甚至在與維拉莫維茨分道揚鑣前，他就已經“像一個醫生坐在‘癱瘓時代’的病床前”做出過診斷（《古典學》，頁164）。尼采對瑣碎事實的堆壘嗤之以鼻，他蔑視地稱之為“微粒學說”（Partikellehre）和“螞蟻的工作”（Ameisenarbeit）。不僅如此，他更是從根本上否認認識“客觀”的可能，終其一生，他都在不遺餘力地抨擊“歷史學熱病”，鞭撻體繫化和所謂的“科學”理想。
在尼采看來，知識隻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識為終極目的，它就會有“報復我們的危險”（KSA 8,3［76］）。讓語文學科學化無異於涸澤而漁，因為古代材料遲早會被挖空。語文學的真正任務在於：讓人們“以希臘古代為古典榜樣之集”，來“理解我們自己，評判並借此超越我們的時代”（KSA 8,6［2］）。“反對時代,並由此作用於時代,並但願有益於一個未來時代”（《沉思》，頁137）的語文學需要“不合時宜”地承擔起教養的重任，因此“語文學家們也是教育者”（KSA 8,3［1］），應以“非歷史的感受能力”站在“超歷史的立場”上（《沉思》，頁143，145）。回頭看去，當同時代的維拉莫維茨還在一廂熱情地執意於終結人文主義的主觀之時，尼采已經為歷史實證主義的僵化癥開出《肅劇的誕生》這劑太過超前的猛藥。不被學術界理解,甚至被徹底孤立的尼采，眼睜睜地看著古典語文學在繁榮表像下像他擔心的那樣一步步病入膏肓。70年後，重新發現尼采的萊因哈特評價說，是尼采“撕裂了他那個時代的表像”，他“宛如一隻潔淨的水禽，翱翔在時代浩瀚知識海洋的洪流中，卻未被沾濕”（《古典學》，頁164，165）。
值得慶幸的是，尼采雖在公開論戰中偃旗息鼓，卻從未停止過對古代世界和今人的比較、反思。在《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一文中，他專題闡述過自己對歷史語文學的看法，還在1874/1875年間寫下許多筆記補充此文，並曾計劃將這些筆記作為第五篇《不合時宜的沉思》發表，題目就叫《我們語文學家》。除了這兩篇主題明確、針對性極強的文章，幾乎在尼采中後期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對當世語文學的批判或對“未來”語文學的召喚。可以說，這些以格言或短文形式呈現的反思，為半個世紀後意欲調和“古典理想”與“語文學工作歷史現實”的萊因哈特提供了綱領和方向（《古典學》，頁161）。當然，萊因哈特對尼采的推崇不止於原則上的重復，更落實在具體的文本解讀實踐之中。對此曾有學者評價，尼采念茲在茲的“新”語文學終於在萊因哈特那裡迎來遲到的成功。
萊因哈特早年的學術工作主要針對哲學文本，後期則轉入肅劇和詩。他把生命的後幾年獻給了史詩《伊利亞特》，此書雖未能終定稿，但留下4000餘頁荷馬研究的手稿。恰恰因為未完成，這些手稿反倒更清晰地顯現出萊因哈特的治學思路和方法。萊因哈特逝世三年後，手稿經古典語文學家烏沃•霍爾舍爾（Uvo Hölscher）校讀、編輯並終出版，定名為《〈伊利亞特〉和她的詩人》。
本文隨後將以這部著作為中心，試探討萊因哈特重點關心的幾個問題，借此領會尼采對古典語文學的診斷及預言對萊因哈特的影響。
反思語文學的“界限”
身為弟子，萊因哈特對維拉莫維茨始終懷有深厚的敬重，他盛贊後者是“古典語文學後一位大師”，並把從他那裡學到的分析考據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另一方面，萊因哈特也對恩師的缺點了如指掌：評斷尼采公案時，萊因哈特直言，維拉莫維茨錯在“缺乏浪漫、自省和某種未來注疏家應有的思考性預感”。回顧古典語文學的發展歷程時，萊因哈特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維拉莫維茨已把學術改造成宗教，卻“並非對古代，對柏拉圖、索福克勒斯或荷馬”虔誠（《古典學》，頁166，195），而是迷信他自己的學術：
這種態度是人文主義的終結，研究對像並沒有包含在語文學中，如同數字包含在數學中那樣。（《古典學》，頁168）
換言之，維拉莫維茨錯把手段當成了目的，他滿腔熱情地搜集、證偽、刪減、重構，卻並不思考辛勤忙碌的意義何在，他野心勃勃地建起一座空前龐大的語文學博物館，卻為制作標本本末倒置地殺死活的對像。對於上一代考據學者的盲目，萊因哈特深以為戒，“界限”問題也因此成為他思考的重心之一。荷馬研究之初，他就開門見山地表明態度，雖然他仍采用分析考據的方法解讀《伊利亞特》，但“隻以之為路，而並不追求慣常的目的”：
摸索此路，是為終到達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後nonplusultra［不能更遠］；是走向語文學家的“禁忌”。
這種界限或禁忌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針對考據家們“越過作品，追問作者”的“歷史”目標，二是質疑對文本的證偽和重構到底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客觀”（《沉思》，頁182）。
《伊利亞特》是一位詩人的傑作，還是若干詩人的拼湊？荷馬是否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如果真的有過一位荷馬，他是誰？考據可否還原他的生卒年代、活動地點、身世起源？如果多位詩人共同創作出荷馬史詩，誰在先誰在後？如何區分真荷馬和仿荷馬？這一繫列所謂的“荷馬問題”（die homerische Frage）占據了19世紀古典語文學研究的大半壁江山。
整一派學者（der Unitarier）認定荷馬是無可匹敵的天纔，他們“引證詩意上的不可辯駁”（頁13）極力捍衛史詩的統一和完整。與之針鋒相對的分析派學者（der Analytiker）矯枉過正，他們以科學的名義把荷馬降下聖壇、推入解剖室，他們認為《伊利亞特》多半都是荷馬身後無名詩人們的畫蛇添足，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確定出真正的、本源的荷馬”（頁57）。對於以上紛爭，萊因哈特超然在外，他不屑於整一派的“天真”，更痛心疾首於分析派的粗暴。在萊因哈特看來，“是否有許多詩人，兩個還是十個，或者終唯有一人勝出”（頁15），既非古典研究的中心問題，也不可能得出定論。因為“不論如何，就連人們相信存在的那個荷馬”（頁11），也終究隻是個假說。這些問題遠超出語文學家的研究手段，僅靠搜集材料、考據和勘正流傳下來的古代本文，根本無望得解，它們並不值得人們殫精竭慮。
實證的歷史思維將不僅導致緣木求魚的徒勞，對古典語文學的學科發展也百害而無一利。比顯微研究的瑣碎化、過分專業化更加可怕的是，分析派在歷史“客觀”的掩護下，滋生出目空一切的暴戾。為還原真荷馬的“原本”（Urtext），他們對《伊利亞特》文本進行了大規模的洗劫和剪切；為標榜所謂的“科學”和“客觀”，他們肆意踐踏“詩意”，把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審美判斷都摒除在外，堅信“借助語文學的確據”（頁13）就能分辨出具體章節的真偽：
［他們］死守文本，並且把文本看作是需要清理、需要從熔渣中解放出來的材料。他們的問題終簡化為真實性問題。［……］不為任何文學經驗所動，［……］人們自信可以計算出曾經必定存在過的內容。這些語文學家［……］毫不關心自己加入了怎樣的競爭。（頁57）
以“客觀性”為武器的分析學者們自以為真理在握，他們孜孜不倦地拆解文本，卻從未反思過自己是否具備裁斷的能力。這讓我們想起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時宜的沉思》（1873年）中對歷史的客觀信條發出的警告，尼采把這些“在希臘詩人的殘骸裡尋覓和挖掘”的學者稱作“歷史學的中性人”、“被排空的有教養人”，批判他們“沉沒在對外不起作用的東西，亦即不成為生活之教誨的雜亂堆積的垃圾中”（《沉思》，頁180，182，177）。他們的歷史陳腐而危險，不但絲毫無益於現世生活，甚至是與生命力相敵對的破壞力量，它讓現代人陷入智識上的自負，
幼稚地相信恰恰他們的時代在一切通俗簡介上都是正確的，按照這個時代去寫作就等於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歷史學家把按照當前舉世一致的意見來衡量過去的意見和行為稱為“客觀”：他們在這裡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們的工作就是使過去適應合乎時宜的平庸。
純粹直觀、不對主體造成任何影響、完全脫離個人利害的“客觀”，無論如何都隻能淪為“幻覺”（《沉思》，頁188）。與尼采一樣，萊因哈特也不相信關於客觀的“壞神話”（《沉思》，頁189），假想的“客觀”恰恰是隱藏深的偏見，每代人自以為的理所應當反倒是需要超越的障礙。妄圖通過刪減和拼接重構出歷史真容的嘗試隻能淪為自欺欺人的鬧劇。
然而，對“客觀”這把解剖刀的拒絕，並不意味著要轉入“整一派”的另一個，萊因哈特同樣不接受把《伊利亞特》神化成“雅典娜那般從宙斯的腦袋裡跳出來”、一出現就不容改動的完美成品。萊因哈特明白，鼓吹客觀的機械拆解和主觀定義的僵硬統合實則一體兩面，隻有對立，纔能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他不再把目光膠著於靜止體繫的分或合，而是轉入對過程的探索，他要追問的是現存如何生成、如何可能，他要“懷著對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正在形成的”（werdend）《伊利亞特》。為此萊因哈特開出了處方，“用自身變化著的荷馬取代仿荷馬”（頁15），用“動態整體”打破偶然定格的魔咒：
統一難道不能是另一種我想叫作動態整體的整體？其中不同的圈子就像偏心圓，相繼脫胎、彼此交疊、層層覆蓋。就這樣在基礎構思或底層建築之上不斷擴展，這些或多或少遮蔽住主干的新事物部分從根基本身發展而出、部分依據情況從外界補充而入。應視其為補充和融合——我承認，就像色彩，［……］就像在一塊反復修改的蝕刻銅板上（請原諒這與倫勃朗《百盾版畫》的相似之處），創作者（如果有人不願意聽到“創作者們”）留下他的作品。（頁210）
萊因哈特提出的動態整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語文學研究的格局，流變的時間維度突然在今版《伊利亞特》呈現的歷史斷面上打開。以這種流變性為前提，就徹底推翻了分析考據的任務。如同不斷被流水衝刷的卵石，想像中的太古“原本”也漸漸在時間的長河裡面目全非。“原本”並未消失，卻也不可能被重新抽取，它“與《伊利亞特》的關繫，就像初稿之於成熟的完美之作”（頁57）。另一方面，流變性也破除了整一派對荷馬的神化和迷信。即便執意把《伊利亞特》歸功於一位天纔，他的獨一無二也並不與文本的多層次矛盾。換言之，不論詩人一或多，都可以從主題、風格、技巧等方面區分出早期和晚期的創作。當然，這種區分與真偽無關，而是“成熟度”和技巧的差別，尤其是，“英雄氣質中彰顯的人性”（頁211）。
我們將會看到，萊因哈特的評判幾乎不考慮語文學的證據，他不再像分析學派那樣傾力關注某一特定時期的特殊詞形或修飾語的常規搭配，這些瑣碎細節不再是指標，而降級成他風格判斷的輔助工具。相反，曾被分析學派暴力驅逐的“主觀”因素回歸視野，無法抽像或量化的經驗、品味重新重要起來。極具顛覆性的是，萊因哈特的闡釋納入了一個全新的前提：對自我的理解，或者說，對人性的了知。這也正是尼采所謂的“語文學悖論”（die Antinomie der Philologie，KAS 8.3［62］）：人隻能從自身經歷出發理解古代，反之，這種對古代的理解纔能讓人評價自己。在此意義上，萊因哈特提出，古典語文學進入了“一個自我關涉的時代，［……］所述之言雖不言及自我，卻首先堅定地關注自我”（《古典學》，頁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