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夜闌話韓柳(精)/大家小書

政見與友情談到韓柳，必然要談到唐代古文運動。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是韓愈，柳宗元則是積極的支持者。這一運動的宗旨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文章傳統，簡言之便是復古。如果按照現代的習慣說法，復古等於是保守、倒退的代名詞，可是在韓柳時代，卻是推陳出新，一反六朝以來柔靡浮華、陳陳相因的駢文的僵化程式，重新創立一種清新自由的文體，語言也比較接近民間，所以能從文壇流行到社會，進而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運動的發生和發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韓柳之前，早已有陳子昂、李華、柳冕等在提倡古體，到了韓柳，便水到渠成。然而韓柳在古文運動中所以有此卓著的成績，不僅因為他們有理論上的闡揚，*重要的，還在於有自己的創作成果，我們隻要看看他們寫的議論文、記事文、抒情文，要是用駢體來寫，效果就要大減，內容是不能不受形式的制約的。人們將古文和駢文兩種文體一比較，取舍抑揚，立即分明。
但韓文能夠贏得大眾的愛好，也還是經過一番曲折，韓門弟子李漢在《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中，說韓愈在“大拯頹風”過程中，“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終為什麼能使人們“翕然而隨”呢？作品本身是決定性的因素，就像政治家能取得人民的愛戴，首先決定於他們的治績。
任何文學運動，理論上的宣傳固然必要，但理論到底不能代替創作。讀者看了理論，懂得了一番大道理，但創作上如果站不起來，理論便成為肥皂泡。“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如果沒有胡適、周氏兄弟等的作品，形勢就大不同。宋初的西昆體略如唐初的駢體，當時反對的人也很多，石介就是其中的一個，但石介本人作品的藝術性較差，到了歐陽修出來，纔給詩風以重大的轉變，因為歐公在詩文上確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宋代的古文運動中，他使韓愈的精神復活了。
韓愈和柳宗元的締交，當在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即同在長安的監察御史任內。他們在藝術上各有魅力，性格上也不同，在政治上，韓愈一貫反對藩鎮（地方軍閥）割據，反對**分裂，力求穩定統一，在忠實於唐王朝這一前提上，和柳宗元是** 一致的，但在對王叔文集團的態度上，卻是相反的：柳是這一集團的參加者，後來因此而遭謫逐，韓卻對王叔文很痛恨，斥為小人。王叔文企圖接收宦官兵權，抑制藩鎮勢力，在當時固有進步意義，但其人也頗專擅，韓愈疑心他自己之貶陽山是受王叔文集團的排擠，因而懷有偏見，並對柳宗元不滿，可是仍很尊重他。
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後，韓愈就寫過《祭柳子厚文》《柳州羅池廟碑》《柳子厚墓志銘》三文。《祭柳子厚文》是四言韻文，《柳州羅池廟碑》後附以《騷》體的詩，《柳子厚墓志銘》是純粹的散文，卻是以詩人的忠誠和**，追溯亡友的風義和委屈。凡是**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詩的氣質。
《柳子厚墓志銘》曾經記載這樣一個故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州）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劉禹錫自朗州召還至京師，宰相欲任以南省郎，而禹錫卻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七*，其中有“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旬，也是傳世的名篇，但因語涉譏諷，觸當權者之忌，便又出貶為播州（今貴州遵義）刺史。《柳子厚墓志銘》中說的“願以柳（州）易播”，即指其事；這一事件，確也概見柳宗元的生平。干載之下，猶使人感到須眉畢現，肝膽照人，是—個名符其實的大丈夫。
韓愈為柳宗元寫墓志銘和祭文，曾經受到別人的指摘，因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後，還應該避嫌疑，但韓愈還是寫下來了。韓愈對宗元有不滿處，因為宗元參加過為韓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團，《柳子厚墓志銘》中說宗元“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便是惋惜中含責備之意。在這一點上，兩人的政見是不同的，但政見歸政見，友情歸友情，作為兩者之間的樞紐是正直。清人儲欣在《唐宋八大家類選》中評雲：“昌黎墓志**，亦古今墓志**。以韓志柳，如太史公傳李將軍，為之不遺餘力矣。”韓愈這篇文章，不僅在內容和技巧上力透紙背，也是友誼**的好資料，包括柳之對劉。禹錫為宗元寫過兩篇祭文，在《重祭柳員外文》中有這樣四句話：“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爾。”也是真正從肺腑裡說出來的，唯詩人纔有此心聲。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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