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路邊攤留點生意
我在網上看到了一幅照片：傍晚，大雨，一個攤販抱著他的小孩，蜷曲在攤販車下躲雨。遲遲不願回家，還指望有人再來光顧，想多賺幾毛錢。哦哦，這場景觸動了我，因為我也當過小攤販。
1951 年我 13 歲時當過小販，先賣縫衣針後賣針和線。向羅大娘借了五角錢作本錢，（當時是舊幣，面，和當下五角等值。下文概用當今幣值。）一共隻能進貨一兩百枚針，擺不滿一個攤也付不起租攤費。隻能端著一個直徑約一尺的竹蓋，內擺大針小針，沿街叫賣：“買起，發價洋鋼針 ——！”發價者，批發價是也。半年後，實力厚了點，有本錢了，纔開始擺攤經營。
擺攤販賣都是為了求生存，我是為了 52 歲的母親和我這個 13 歲的小孩有口飯喫。我逢二五八趕十五裡外的新妙場，三六十趕二十五裡外的大順場，一四七去三十裡的明家場，逢九在家做農活，叫做“趕流流場”。在外喫館飯每頓五分錢，住棧房一晚五分錢，每天要花兩角錢。老母親居家，每天要一角錢。也就是說我每天必須掙三角錢母子倆纔能活下去。而零售縫衣針的毛利率大約 60%，我每天最少得賣出五角錢。懷著求生的渴望，期待那一個又一個的買主。到散場時，如果我還沒賣到
五角錢，我還會在街上大聲叫賣。
貨賣堆山，可憐的小販貨少沒有賣相，沒有任何競爭優勢。我的主顧主要是農婦、村姑，她們大多是用一分錢買我一枚針，極個別的五分錢買我八枚，一角買我二十枚。我求生的目光不停地捜尋趕場天人流中潛在的買主，我懇求的目光期待向我走來的村姑、農婦。凡眼光投向我的大嫂、大姐多半會買我一枚針，給我一分錢。我總是用感激不盡的眼神目送她們遠去。記得有一次，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姐向我走來。她的補巴衣洗得干干淨淨，那塊巴也補得平平展展，腦後梳了一根獨辮，利利索索。她對我說：“小毛弟，頭場我買了你一根針，好用。今天我專來找你，再買兩根。”她一邊遞錢給我一邊說，“我弟弟差不多也你這麼大”。我把兩根針遞給她時，眼睛水硬是包不住了。
足蹬草鞋，平均每天走四十裡路，田坎路、青苔路、惡狗追逐的路。烈日暴曬、風雨吹打都是小販們的家常便飯。五分錢一餐的飯隻能是咸菜下稀飯或豆渣下“帽兒頭”。五分錢一夜的鄉鎮棧房常常是三人擠一床，所以纔有“切刀把”和“鍋鏟把”這種三人合鋪的選擇。大雨濕鏽過我的洋鋼針令我號啕大哭過，一個不良的同床商人撫摩我的大腿驚醒了我，我順手抓起一根棒子便向他砸去。
龍應臺囑兒：別總是去超市，給路邊攤留點生意。這樣他或她可以早點回家，可以去買件鼕衣，可以湊足錢給兒女交學費 …… 成人以後我光顧攤販半因購物半因憐，從不和他們討價，也不要他們找補零頭。我想，當年買我針線的那些大嫂大姐，多半也是憐憫我這個近乎乞討的小人兒。今日攤販比我們當年還多了一層煩惱。他們或無力辦證，或無錢租門面，總提心弔膽地防著城管。
個別攤販會出售假冒偽劣商品，但多數不會。攤販的東西比超市便宜，你在超貨物，估計還含有稅金、房租、人工費用，還有他們的毛利。
悲天憫人，人之大善。十之八九去超市，十之一二買攤販，給路邊攤留點生意吧，好人！
2017 年 8 月 27 日
倏然憶老娘，欲語淚雙行
為了兒女活下去，母親們會不惜精力、金錢，甚至尊嚴。我的老娘，卻為我奉獻了生命。
我的娘親是掙錢高手，能在民國初年把一個貧農家庭變成富庶之家，足見她的能耐。1951 年那場改革，52 歲的她和 13歲的我淨身出戶，被處置到了一座叫花土堡的荒山上，一間孤零零的幾年沒住人的破草房。喫的隻給我倆留了兩升（十斤）苞谷，穿的每人留了兩身舊衣裳。沒有床，在地上鋪上干谷草，一床舊篾席和一床補巴的統統鋪蓋。
我娘沒有哀嘆，沒有抱怨，第二天早晨就領著我修補爛草房，下地種菜，割草驅蚊。天不絕人，不久我就找到謀生之路，趕流流場賣針賣線。艱辛的小販生意也能養活我們母子。能喫飽，還補好了漏房，買了張舊床，添了些家具、農具，但求生存，但求溫飽。
一戶兩人，一個地主婆和一個地主的小兒子，沒有人來我家串門。家，比垭口的山風還冷清。我們路過人家的房子，惡犬常出來追咬，主人家也不會叫住狗。任何場合沒有人和我們搭白，我們母子仿佛是人們避之猶恐不及的災星、禍星。我們的流放山村是母親的出生之地，娘屋人不少。可越親近的人越得表示他們的階級立場。我母親的內姪媳婦，每見我媽都要惡狠狠地咒罵：“尹高氏，不好好改造，你隻有死路一條！”我雖
然隻有 13 歲，也能分辨投向我的各色各樣的目光，半成私憫，半成公仇，九成不可名狀的冷漠。我明白，地主子女沒有盼頭。
母親對我說：“你必須像你二哥一樣上重慶去讀書，掙個前程，在鄉下當地主子女你怎麼活？”我家二哥 1947 年就大學畢業，在重慶教中學，剛解放便參加了革命，後又去了朝鮮。打解放起再也沒和家庭聯繫過。
“我去讀書誰養你？”我問母親。
“分給了我們幾畝田土，總會有點收成。聽說朝鮮在停戰談判了，你二哥從朝鮮回來後他不會不管我。”這隻是她動員我離家的托詞，我二哥直到我母親去世也沒給她一個字、一分錢。
母親逼我離開農村找出路，天天講，天天催。我既感動於她的苦心，又憂慮自個兒的前途，還急於想擺脫這個嫌棄我的環境，終下決心，讀書去，不趕流流場了。
1952 年 8 月 1 日，早飯後我上路了。我把當小販一年多積攢的 1850舊幣（1955 年幣制改革後等值於現幣 5 角）全部交給了娘親。當時米賣 4舊幣一斤，她抽出 500給我做盤纏，我堅決不收。我說：“相信你的兒子，一定會風風光光回來。”我情不自禁跪下去給她磕了三個響頭。
她送我出行。山高路陡，下山步行要花二十多分鐘，我頻頻回頭，看見她站在荒山的邊緣向我揮手。山巔老娘的淚水，似乎灑在山麓、我的臉上。沒想到這就是我們母子的永訣，那三叩首就是我對她的臨終跪拜。
一年多後纔有人告訴我她已去世了。1952 年階級鬥爭尚未“為綱”，能考起學校的青少年便準許在城市落戶，即使出身地主。我因考上了重慶一中纔能僥幸遷出戶口。如果老娘不“逼”我進城，待在鄉下，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不知會把我這個地主狗崽子折騰成什麼樣子。可她自己呢？一個骨瘦如柴的小足老嫗，怎能夠春耕夏種？我留下那點小錢她能熬多久？她還要忍受無休無止的批鬥、辱罵。我走後家裡無人掙錢，我走後她沒了陪伴，留給她的隻有西天路一條。她歿於何故、何時、何地，我至今也不知曉。
彼時，母子倆已墜入苦海，她把我推出水面，自己卻沉向深淵。倏然憶老娘，欲語淚雙行。
寫於 2018 年三八節，改於 2019 年三八節
心結
—— 別讓愁腸千千結
昨天我在一張照片上標注年月，竟然把 2018 年寫成了 1958年，看過多遍也熟視無睹，直到一個朋友看到後給我指出。怎麼會這樣？原來 1958 是我的 60 年一輪甲子也磨平不了的一個心結。
結，巴蜀人叫疙瘩，原意是繩子打結。人類在有了語言之後、尚無文字之前用結繩記事，甚至結繩而治。靠繩結的大小距離來記下或傳遞不同的信息。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鄉鎮的小孩褲子都沒繫皮帶，而是用繩作褲腰帶。我們川東一帶多用一種棉線編織的扁平的雞腸帶。蒙童時，我一不小心打了個死結，入廁後半天解不開，急得上頭快冒汗，下頭快滴水。是我的老媽手把手教我打活結，巴蜀人叫活扣（“扣”念一聲），纔讓我免去死疙瘩的麻煩並受用終生。這個活結永遠連接著我們母子，縱然是天人永隔。
成人之後纔明白，有些怎麼也忘不掉的事物宛如人心上的一個死疙瘩，常常左右人的情緒，成了個解不開的心結。人一生的心結遠遠多過自己打過的繩結。誰都難免柔腸百結，我亦如是，且說兩個。
一個是足球情結。我投資重慶足球堅持了十七年，花錢無數，花的心血更難計量。雖有萬人贊揚，也有千人唾罵。愛足球，愛家鄉，挨罵也忍著受著，但也笑著慰著。巨大的金錢衝擊和輿論擠壓，心結都沒有碎。黑哨假球令人捶胸頓足，心結也未消融。因為這個結是情愛之結、喜好之結。問世間情為何物，情之結豈能說解就解？
再一個就是“1958 結”，或者說“1958 劫”。1958 年，人們都知道它是“大躍進”之年，折騰了億萬群眾。相當多的人並不知道 1958 年還是反右運動復查年。那年劃的右派分子和暗管的“不戴帽的右派分子”都比 1957 年多得多，令千萬人萬劫難復。
那一年，我身上本已積累了多道光環：優秀學生（學霸）、校文學組組長、奪得全市冠軍的校女子籃球隊教練、思想和藝術水平都不低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蘇聯的道路》的編劇和導演，等等。“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在反右復查運動中我陡然挨批判，受處分，檔案還記上“有右派言論”，被打入另冊。所有的光環全部砸碎，充滿希望的學業、事業、愛情全都毀滅。表揚我、誇獎我、喜歡我的師長、兄長、女友、同學全都離我而去。尚未跨出校門的我瞬間變成了連人都不是的牛鬼蛇神。1958 年我遭受的驚天劫難相當於“埋了沒死”，從此結下了一個死結。盡管 1979 年給我平了反，歷經 21 年的苦難，那心結被戳、蹂、壓、融、凝、鏽、蝕，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
1958 成了我一生最恐懼、最難忘的數字，也是我下意識常用的數字。於是，編密碼我會無意中用上 1958，微信號也用了1958，落款日期本該寫 2018，不經意也會寫成 1958。
同學老許是 1958 年和我同入牛棚的難兄難弟。眼下他已患上中度老年痴獃。無意識中他還不時作驚作寒地尖叫：“他們又整我來了！”他患的究竟是老年痴獃，還是受迫害妄想癥？他的“1958 結”比我的更大、更死，也許快堵死他的血管了。我一生閱人無數，唯老許的頭顱最大。初中時他便有雅號“開山腦殼”，聰明絕頂。他自個兒戲稱：“老子的腦袋世界第三大，除了蘇格拉底、列寧，就數我！”可眼下他木訥、委頓、雙目無神；腰彎，不直，腿曲，不伸，佝僂憋屈，仿佛被一種巨大的力量把他的身體挽成了一個結，1958 結。
情愛心結、喜好心結，令人大喜；恐懼心結、悲憤心結會纏人一生、磨人一世。
願我的至愛親朋：
沒心沒肺爽爽過，
別讓愁腸千千結。
2018 年 5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