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的任務，首先是對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淵源和發展做一個簡明的較為繫統的梳理和批判性考察，其次是試圖通過批判性考察對經濟倫理的基本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因此，本書雖然屬於思想史研究，其目的卻是為了解決經濟倫理的基本問題；為了這一目的，本書力圖以經濟倫理研究的基本問題及其演變作為論述的主線，以此來選擇西方歷史上一些主要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作為論述對像，繫統性地闡述他們的經濟倫理思想並對之進行一些批判，後對經濟倫理的基本問題得出一些借鋻性的結論，從而避免讓本書成為一本既缺乏理論框架又缺乏研究結論的雜亂無章的經濟倫理思想史資料彙編。筆者相信，任何科學研究都應當堅持問題導向，其終目的都應當是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描述事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同樣應當是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了解歷史上某些著名學者的思想。
一
筆者進行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史研究的首要原因，是許多專業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囿於學科界限並不了解經濟倫理問題的意義，乃至對經濟倫理研究不屑一顧，有個別經濟學家曾公開聲稱，經濟學家關注倫理問題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參閱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載《讀書》1998年第6期；以及此後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一繫列關於經濟與倫理關繫的爭論文章。但不可否認，經濟倫理研究作為一種涉及倫理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哲學和經濟社會學等學科的跨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不僅對經濟學邏輯架構和發展方向的解析、對經濟制度倫理基礎和工商企業社會責任的闡明，而且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走向的啟示來說，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要弄明白經濟倫理的基本問題及其意義，還必須對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和發展進行研究。經濟倫理問題及其思想發展史盡管不需要大量技術型專家進行研究，但的確值得少數跨學科研究者為此付出努力。
經濟倫理思想史上出現的個基本問題，是經濟活動的目的選擇問題。這個基本問題首先是社會目的的選擇，也即社會經濟成就判斷標準的選擇，屬於經濟學的倫理框架問題。
經濟學近年來已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一方面，經濟發展是人類社會一切發展的基礎，社會繁榮已成為人類追求的主流價值，“發展是硬道理”和“落後就要挨打”使人感到，以經濟活動為主題的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現代經濟學由於大量地使用數學，已成為社會科學中接近於自然科學的精確科學，經濟學的方法被廣泛應用於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形成了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因此，無論是否有人宣稱經濟學是一門純粹的科學而與倫理無關，客觀上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社會的經濟發展。
現代經濟學家往往主張，經濟學隻是一門描述性的實證科學，與價值判斷無關；它不關心目的，隻關心目的與稀缺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繫；無論達到什麼目的（物質的或精神的），表達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繫的經濟學範疇，如需求、稀缺、地租、時間、價格等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繫是不變的。參閱［英］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朱泱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7—28頁（以下引用隻注明作者、書名和頁碼，全書同）。簡而言之，“目的本身並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技術與社會環境也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重要的不是這些事物本身，而是這些事物之間的關繫”同上書，第36頁。。這種主張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經濟學家的任務卻不隻是描述人類各種經濟行為相互之間及其與技術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繫，其更重要的任務是要根據這些客觀的因果關繫向世人提出明智的建議或政策來指導人的行為。經濟學如果隻能進行事實描述而不能進而據以指導人的行為，那麼很可能就根本不會產生，更不必提它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了。然而，任何政策建議都必然包含著對於行為目的的選擇。正如豪斯曼所說：
當經濟學家被征詢達成某些目標的“純技術”的建議之時，很少會得到一個純技術的問題。比如，當被問及“如何控制財政赤字”的時候，經濟學家需要知道政策制定者的其他目標，以及他在各種目標之間如何權衡。在某些情況下，經濟學家不得不依賴自己的某些價值觀來填補這個缺口。當經濟學家選擇研究課題時，也存在相似的問題。經濟學家的道德責任感常常引導著新的研究路線。並非巧合的是，認同社會主義理想的經濟學家會作出一個剝削模型，而支持“政府干預市場小化”的經濟學家會研究產權的劃分如何使市場自身解決諸如外部性（例如污染）等等問題。如果經濟學家們拒絕關注倫理問題，那麼他們將不會知道應該提出什麼問題。［美］豪斯曼，《經濟學的哲學》，丁建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頁。
進而言之，任何科學的描述都是有目的有選擇性的，沒有目的，人們甚至不知道要去描述什麼。一般而言，經濟學的目的是要探討如何提高經濟效率，人們搞經濟學，目的是為了發展經濟，增加社會物質財富，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這種目的的選擇構成了經濟學的基礎並指明了經濟研究的方向，它的答案變化會導致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發生變化，拓寬經濟學研究領域；一方面，它指引著實證經濟學的描述內容和因果關繫研究；另一方面，人們又根據它來利用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提出各種經濟政策，包括福利經濟學的政策建議，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因此，經濟活動的社會目的這一問題，對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是否符合我們的追求目的、從而能否為我們的目的服務來說，具有基礎性和方向性的理論意義。
經濟活動的目的選擇問題還涉及個人目的的選擇，它也可稱之為經濟行為的動機或人性基礎問題，同樣屬於經濟學的倫理框架問題。
雖然經濟活動的社會目的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經濟效率、發展社會經濟，但經濟行為的主體卻是個人，而個人的行為必定有其自己的動機或目的。為了指導個人的經濟行為，經濟學研究還必須考慮經濟行為的個人動機或目的的選擇：經濟行為的個人動機或目的應當是什麼？其一，這種目的選擇能否使其成為行為的動力或是否合乎人性？其二，這種目的選擇能否使其與經濟行為的社會目的相一致？歸根結底，經濟行為的個人動機與社會目的兩者之間能否存在因果關繫？如果不可能，則整個經濟學研究就無指導意義。
現代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選擇了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將其當作不證自明的公理或外生變量，並以此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邏輯前提。新古典經濟學將經濟人視為完全的理性人，擁有完全的市場信息，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和權衡無需成本，這樣的理性經濟人假設雖然與經濟行為的社會目的相一致，卻並不現實，所以對經濟行為的指導並無多大意義。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將經濟人視為有限的理性人，不擁有完全的市場信息，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和權衡需要耗費大量成本，這樣的理性經濟人假設雖然能夠解決行為動力問題，卻因為符合現實中出現的大量機會主義行為而與經濟行為的社會目的相衝突，從而其研究重點在於激勵約束機制或制度的設計。由此可見，經濟行為的個人目的選擇是經濟學的理論推演基礎，對它的批判研究會直接影響經濟學的邏輯架構，個人經濟行為目的的選擇同樣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和指導作用。
經濟倫理思想史上出現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是經濟領域中的道德規範和利益分配問題：應當奉行什麼公平正義原則。這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中的基本倫理問題，也是政治哲學探討的基本問題之一，產生於現實中經濟行為的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的矛盾。
現實的人性非常復雜，既有善的東西，也有惡的東西，因而現實中充滿了利益衝突。在政治領域中，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產生了公平正義這一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的基本倫理問題。在經濟領域中，由於現實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經濟人，同樣也存在著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導致經濟行為的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發生衝突，由此產生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率的關繫這一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倫理問題。有些經濟學家主張以多次博弈來替代政府管制，強調信譽是多次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管制的結果。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其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是智慧人或能從長遠眼光看問題，如西方自然法契約論哲學強調的“理性”行為。然而現實中的人往往眼光短淺，甚至沒有任何敬畏心理，為所欲為，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博弈的結果往往是越來越多的人不講道德，後導致社會崩潰，這是為什麼需要政府管制的根本理由。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來討論公平正義的。政治哲學倡導公平正義，終目的是為了社會和諧，而政治經濟學倡導公平正義，其終目的卻不是為了社會和諧，而是通過社會和諧發展經濟，達到經濟繁榮。因此，政治哲學在探討公平正義時，不一定需要探討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率的關繫，而政治經濟學探討公平正義，其重點卻在於探討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率的關繫，並且傾向於將公平正義歸結為經濟效率。
經濟學家在涉及公平正義問題時，出於經濟發展或經濟效率的終目的，往往把這個問題排除在經濟學領域之外，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學探討的問題，或者將公平正義歸結為經濟效率，把經濟效率作為衡量公平正義的標準。前者如弗裡德曼，他認為，經濟學家關於經濟政策的爭論主要不是關於目標或結果的爭論，而是關於用什麼方法達到社會總體富裕的爭論，至於社會財富應當如何分配，那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參閱［美］米爾頓•弗裡德曼，《弗裡德曼文萃》，胡雪峰、武玉寧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9、10章。後者如制度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派雖然提出了信息不全、機會主義行為、交易費用、防止欺詐和激勵約束制度等問題，但他們仍然隻從經濟效率和規則公平的角度考慮問題，把公平正義歸結為經濟效率。
然而，公平正義是不能完全歸結為經濟效率的。其一，公平正義屬於合理的分配問題，經濟效率屬於有效的生產問題，兩者雖然密切相關，卻不是同一個問題；公平正義雖然是經濟效率的必要條件，卻不是經濟效率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經濟效率固然蘊含著公平正義，公平正義卻不一定導致經濟效率。其二，經濟學家之所以把公平正義歸結為經濟效率，是因為他們把經濟效率視為終目的，由此把公平正義僅僅視為規則公平，無視市場的不確定性、天災人禍和家庭出身對結果公平造成的影響；但無視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率的矛盾，不考慮結果公平或貧富懸殊，是不能真正解決效率問題的。
因此，盡管經濟活動的社會目的是社會繁榮和經濟發展，但由於經濟活動充滿了利益衝突，而解決利益衝突問題的公平正義原則並不能完全歸結為經濟效率原則，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便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制定經濟政策時必定面臨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經濟效率與公平正義之行為目的或價值取向之間的衝突，我們不可能僅憑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效率原則來制定經濟政策。這個問題說明了，我們在進行經濟活動和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行為目的或價值取向的衝突與選擇，它對於我們解決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和行為道德原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商業規範等問題，具有基礎性的理論指導意義。
經濟倫理思想史上出現的第三個基本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與道德法律傳統之間的關繫問題。這個問題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層面上探討經濟效率與公平正義之間的關繫，屬於經濟社會學中的描述倫理學問題。
正如上文指出，經濟學中經濟行為的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的矛盾，引出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中經濟行為的激勵約束或公平正義問題，但我們在經濟活動中制定激勵約束制度和經濟政策時，無法僅僅以社會繁榮或經濟效率為價值導向，而必須同時考慮到公平正義原則，考慮到行為目的或價值取向的衝突與選擇。為了解決目的選擇或價值取向的矛盾，僅僅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價值取向層面上分析梳理公平正義的本質及其與經濟效率的關繫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進入經濟社會學領域，從事實層面上弄清楚道德法律傳統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繫。
公平正義和經濟效率雖然是兩個評價概念，但它們同時也含有描述性的意義，公平正義的現實表現或描述意義是道德法律傳統，經濟效率的現實表現或描述意義則是社會經濟發展。唯有當我們搞清楚了道德法律傳統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繫或相互作用，我們纔能一方面真正弄清楚公平正義和經濟效率的倫理矛盾關繫，另一方面在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時充分理解兩者的復雜關繫，根據我們的價值取向和客觀規律制定全面合理的制度和政策。
這種研究不僅對於我們探索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和行為道德原則，以及為了有效地發展社會經濟應當如何發展文化和倫理等問題，具有基礎性的理論指導意義，而且對我們應當如何評價經濟發展的成果、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其他價值目標、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來發展經濟，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價值。
綜上所述，經濟倫理研究顯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不過，由於對任何一門學科的充分了解都離不開對其思想史的批判性考察，經濟倫理這一跨學科研究也不例外，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史研究便具有雙重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不光充分了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和發展本身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在了解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批判和借鋻，從經濟活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學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入手，探討解決各種重大的經濟倫理理論問題。從其實踐意義來看，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如誠信普遍缺失、貧富懸殊、可持續發展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的合理解決，都不僅需要堅實的實證研究，也需要繫統的理論指導，這就需要進行上述意義上的經濟倫理研究；在當前中國的發展或崛起中，世人關注的主要是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這並不錯，但我們確實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需要很多條件，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文化傳統及其核心倫理道德，沒有適合於經濟發展的倫理道德，必定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阻礙，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如何推行中國的市場經濟意義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