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鋻學術制度的理論與分析框架，從中國近代教育學術史的視角深入教育學會的研究，將*為客觀地展現了教育學會的歷史面相，進而助益於深化與拓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認知以及中國教育史、教育學科史的研究。據金融案例分析等角度深刻闡釋了**外大數據金融的發展現狀以及未來發展前景，是一本富有理論性和實用性的大數據金融類參考書。

\"教育學會是近代中國教育變革進程中一股不可或缺的驅動力量，折射著“救亡圖存”的教育訴求與新式教育發展對於學術研究的急切呼喚。與近代中國其他學科或學術領域的學會類似，教育學會也主要通過召集年會、編輯發行刊物、設置專門機構等近代學會制度應有之舉措，搭建起學術研究的平臺，聯絡、彙聚平時散居全國各地的熱心教育之士與教育專業人員，進而集成教育家群體之力深入於教育學術研究，不僅為近代中國教育變革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而且彰顯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制度化色彩。 本書借鋻近代學會制度以及學術體制的有關理論與分析構架，考察教育學會開展學術研究活動的情形。在概述教育學會產生與發展基礎上，既展示教育學會學術研究的制度依托，又以江蘇省教育會、中華教育改進社、中國教育學會、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社會教育社、中華兒童教育社等為個案，具體呈現教育學會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從無到有，從導入、搬運到深化的歷史進程中或主持或參與，積極助力，促其嬗遞與拓展，豐富教育學科理論與方法，直至催生新的教育分支學科的場景，並剖析教育學會與近代中國政府、大學之間的關繫，以瞭望教育學會學術研究的限度與調適，之後，從總體上揭示教育學會對中國近代教育學術以及教育學科發展的貢獻與局限。\"

緒論

一、 選題緣起

二、 概念界定

(一) 會、社；社團；學會

(二) 教育學會

(三) 教育學術

三、 學術史檢討

四、 研究思路與內容概要

第一章教育學會的產生與發展

一、 教育學會的產生

(一) 救亡圖存與新式學會

(二) 新式教育與教育會社

(三) 學科體制與教育學會

二、 教育學會的發展

(一) 清末時期的教育學會

(二) 北京政府時期的教育學會

(三)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學會

三、 教育學會的數量、類型與宗旨

(一) 教育學會的數量

(二) 教育學會的類型

(三) 教育學會的宗旨

第二章教育學會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平臺的搭建

一、 教育學會與教育學術研究的主體

(一) 教育學會與教育專業人員的彙集

(二) 教育學會與教育家群體力量的集成

二、 教育學會與教育學術研究的方式

(一) 舉行年會，集中研討

(二) 編輯發行刊物，加強學術交流

(三) 設立專門機構，深化學術研究

(四) 組織學術講演，擴大學術傳播

(五) 參與世界教育會議，融入**教育舞臺





第三章教育學會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嬗遞
——以綜合性教育學會為考察對像

一、 江蘇省教育會與清末民初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啟動

(一) 初露鋒芒：江蘇教育總會與“單級教授”制的導入、推廣和
研究

(二) 再接再厲：江蘇省教育會與“理科”教授的研究

二、 中華教育改進社與20世紀20年代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
轉向

(一) “美國情結”與中華教育改進社

(二) 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引介

(三) 中華教育改進社與美國教育家在華教育學術活動

(四) 美國教育學說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質變

三、 中國教育學會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
深化

(一) 順時應勢：中國教育學會關於“中國教育改造”的反思

(二) 深度參與：中國教育學會關於“師資訓練”“大學教育學繫
方針及設施”的研討

四、 小結

第四章教育學會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拓展
——以專門性教育學會為考察對像

一、 中華職業教育社與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研究

(一) 職業教育基本範疇的研究

(二) “職業指導”的研究

(三) 中華職業教育社與近代中國職業教育學術

二、 中國社會教育社與中國近代社會教育研究

(一) “社會教育在學制繫統上之地位”的研究

(二) “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的研究

(三) 中國社會教育社與近代中國社會教育學術

三、 中華兒童教育社與中國近代兒童教育研究

(一) “兒童中心教育”的研究

(二) “兒童健康教育”的研究

(三) 中華兒童教育社與近代中國兒童教育學術

四、 小結

第五章教育學會與近代政府、大學之間的關繫

一、 教育學會與政府：學術研究的限度與調適

(一) 學術研究：政府之於教育學會的“規範與制約”

(二) 社會參與：教育學會之於政府的“順應與抗爭”

(三) 教育救國：教育學會與政府之“合作與互動”

二、 教育學會與大學：學術研究的互助與堅守

(一) 教育學會與大學之關繫鳥瞰

(二) 散布：教育學會聯絡大學開展學術研究

(三) 聚合：大學借助教育學會傳播與推廣研究成果

(四) 教育學會與大學學術活動之“雙贏”

三、 在政府與大學之間

結語

一、 教育學會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學科性”

二、 教育學會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本土化”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論 一、 選 題 緣 起 教育學會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道亮麗風景，予以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的驅動乃不爭之事實。《**次中國教育年鋻》述及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時即寫道： “此種會議，雖無固定機關，但於吾國教育貢獻甚大，尤以學制之改革由於該會促進者居多，未可忽視。”***編： 《**次中國教育年鋻》，戊編，135頁，上海，上海開明書店，1934。此類例證，不勝枚舉。當時，學界人士與官方均意識到“教育會這個團體確實有益於教育事業”宋薦戈： 《中華近世通鋻·教育學卷》，219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不僅如此，在相互作用於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的多股力量中，教育學會的影響甚至一度居於**地位。誠如孫培青先生、董遠騫先生在為張偉平著《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一書所作序中所言： “新學制和新教育立法的實施，主要是依靠民眾組織，尤其是教育會社。教育會社的建立和它的積極推進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活動，是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值得我們進行歷史回顧，總結其經驗與教訓。”張偉平： 《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孫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在近代中西文化衝突與彙合的洶湧浪潮中，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向現代文化轉換，教育是在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論近代化發展中，轉換得較為顯著即高於成效的一個領域，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教育會社，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張偉平： 《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董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由此，將教育學會視作觀察近代中國教育轉型的一扇窗口也並非為過，研究教育學會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際價值。
教育學會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國教育變革中發揮如此作為，究其實質，就在於搭建起彙聚熱心教育之士與教育專業人員研討教育問題的平臺，從而契合近代中國教育逐步駛上專門化軌道對於學術研究的急切呼喚，承載了清末以來士紳、紳商以及學人介入學務、實踐“教育救國”理想的夙願。清末學部所奏並獲清廷允準的《各省教育會章程》說得頗為明白： “現學堂教育方見萌芽，深明教育理法之人殆不數覯，是非互相切劘、互相研究不足盡勸導之責，備顧問之選。”朱有瓛等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255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的確，當近代中國教育溢出政治與哲學的附屬，成為相對獨立的一項社會事業後，其進程中累積的問題，如教育方針的擬定、教育制度的設計、教育內容的取舍等，均不再憑借主觀臆願或已有經驗乃至一紙政令、諭旨所能解決，須有繫統化的理論指導方能成事。為此，彙集熱心教育之士與教育專業人員，展開學術研究勢在必行。《各省教育會章程》頒布前夕即已成立的江蘇學務總會及其所奉“專事研究本省學務之得失，以圖學界之進步，不涉學外事”《江蘇學會暫定簡章》，載《東方雜志》，1905(12)。宗旨，可以為之注腳。而主要源於“教育理法，極為博深； 教育業務，又益繁重，非決一二執行教育之人所能盡其義蘊”，非“彙集教育名家開議教育事項”不可的清末中央教育會朱有瓛等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177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以及效仿“歐美諸邦對於教育多取聯絡主義”之舉，旨在“萃集全國教育家各執疑難，逐項剖析”與國計民生有“極為重大”關繫之教育事宜的民初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朱有瓛等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204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等的組建，則進一步詮釋著近代中國教育變革對於教育學會的期盼。換句話說，學術研究是教育學會影響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的主要途徑。因此，不論清末與民初政府部章，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育會法》以及關於學術團體管理辦法等規章，或是當時各級各類教育學會自身所定章程，均確認了教育學會研究教育學術或從事學術活動的旨趣，盡管學術研究的“純粹理性”往往讓位於教育救國的“實踐理性”，但不能因此忽視教育學會的主旨。
就教育學會展開學術研究的方式而言，又不似中國古代幾近“單兵作戰”的傳統格局，而是通過舉行年會、編輯發行刊物、設置專門機構、開展學術講演、參與**教育交流等近代學會制度應有之舉措，聚攏社會熱心教育之士與教育專業人員，進而集成教育家群體之力深入於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不僅為近代中國教育變革提供學理支撐，而且彰顯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制度化走向。揆諸史實不難發現，在近代中國教育界叱咤風雲的人物，如蔡元培、黃炎培、陶行知、陳鶴琴等，幾乎都有出入教育學會的經歷，甚至直接擔任發起者、組織者角色，在提升教育學會專業化程度的同時，亦以之為陣地，動員、吸納、荟萃全國各地教育志士，聯絡國外教育名家開展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以教育學會為依托的熱心教育之士與教育專業人員身先示範，有力地推動著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一方面，學術研究結果以提案、議案方式條陳、建議於官廳與教育行政機構，從政策層面加以貫徹推行，促成中國教育的近代轉型； 另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的開展，*新教育觀念，拓寬學術領域，推動教育理論與方法的進展，催生新的教育分支學科，充實、豐富近代中國教育學科體繫。
總之，教育學會的興起，表征著近代中國社會與教育變遷的新趨勢。以學術研究為支點，教育學會積極介入近代中國教育變革之實踐，為其宣傳造勢、搖旗吶喊，乃至直接**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革進程，且一定程度上協調政府與社會在發展教育問題上的共識。與此同時，教育學會加速著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制度化，並借助制度化舉措，將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推向縱深，促進中國近代教育學術研究的本土化、學科化發展。從中國近代教育學術史視角切入教育學會的研究，將*為客觀地展現其歷史面相，助益於深化和拓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認知以及中國教育史、教育學科史的研究。
二、 概 念 界 定 (一) 會、社； 社團； 學會 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集會結社傳統，“會”“社”不僅貫穿於實踐層面，而且呈現在概念、知識體繫中，形成有著特定內涵與外延的範疇，雖然，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會”與“社”的含義不盡相同。陳寶良： 《中國的社與會》，1~13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近代以來的國人集會結社，盡管離不開傳統浸潤，但又並非其自然延續的結果。據有的研究人員考察，近代中國所謂“會”“社”，詞源上，來自英語“association”一詞，也稱“社團”，其意“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之結合，有其自定的規章和行政組織，也有共同的利益和特殊的目的； 為達到其利益和目的，並有一定的活動程序”。另外，英語中還有與“association”詞義近似的“group”(團體)一詞。就起源而言，它們均“產生在商品經濟交換關繫基礎上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中”，為“獨立自主的人們的結合”，故異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按血緣、地緣關繫聯合”的傳統會、社，其特點是： 主義(宗旨、目標)的結合替代了情感的結合； 組織原則、章程紀律的嚴密性替代了上下單一垂直性； 人的自主性取代了人身依附性； 開放性代替封閉性。劉健清： 《中華文化通志·社團志》，3~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顯然，近代會、社與古代會、社建築在不同生產關繫與社會形態基礎上，有著相互區別的屬性。
作為近代會、社類型之一的“學會”，具備會、社的一般特征，但內涵*為豐富。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注釋“學會”道： “繫一種學術團體，而以交換智識、研究學術為宗旨。”唐鉞、朱經農、高覺敷主編： 《教育大辭書》，1510頁，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可見，“學會”乃學術之“會”或學科之“會”，為學人開展學術研討與學術交流的主要平臺。中國臺灣地區學者張玉法考察近代中國學會源頭——戊戌學會的活動情況時對“學會”所做廣狹兩方面界定，亦充分表明“研究學術”構成“學會”的重要或核心職能。他說： “廣義的學會，指知識分子為某些共同興趣而組織的團體，參加團體的人，或研究學術，或傳播知識，或宏揚理念； 狹義的學會，指知識分子為研究學術所組織的團體，傳播知識或宏揚理念，皆屬次要。”張玉法： 《戊戌時期的學會運動》，載《歷史研究》，1998(5)。新版《現代漢語詞典》關於“學會”的取義無逾於此： “由研究某一學科的人組成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現代漢語詞典》，154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以此觀照中國古代的集會結社，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有“學會”之實而無“學會”之名。或者說，中國古代的集會結社，有以“講學”“研究學術”為取向者，如明代“水西會”“同善會”等，但少有直接冠以“學會”之名者。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中國古代士人集會結社，即便“有時也講習學問，馳騁纔學”，但“攸漫渙散，*少有分學科地進行平等的專業的探討”，“與近代學會的民主性、學術性、群眾性和組織上的科學性不可同日而語”。何鵠志： 《中國近代社科群團的產生發展初探》，載《求索》，1991(1)。看來，中國古代的集會講習與近代學會在立會理念、組織結構、活動方式上均存在較大差異。
國人設立的近代意義上的學會，肇始於戊戌時期。對此，學界已有共識。例如： 1. 張玉法： “國人組織學會，始於戊戌時期。”(《戊戌時期的學會運動》，載《歷史研究》，1998(5)。） 2. 虞和平： “由中國人自己組建的具有比較完整現代性質的社團，則是在1895年以後纔開始逐漸興起的。”(《西學東漸與中國現代社團的興起——以戊戌學會為中心》，載《社會學研究》，1997(3)。） 3. 閔傑： “近10餘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深入開展，人們從社團史的角度對戊戌學會這批中國*早建立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戊戌學會考》，載《近代史研究》，1995(3)。） 4. 胡逢祥： “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學會興起於戊戌維新時期。”(《現代中國史學專業學會的興起與運作》，載《史林》，2005(3)。) 時人對此亦沒有太多疑義。194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鋻》述及： “甲午戰後，國人知世界新潮之所趨，咸聚而講求新學，始有學術機關之設置與學術團體之組織。”(***編：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鋻》〈第六編·學術文化〉。)雖然，戊戌時期的學會新舊雜糅，過渡性特征明顯，“從總體上說，它們是近代性之新式社團，但亦具有濃厚之傳統色彩”。左玉河： 《民初新式學會制度之確立》，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不過，在中西文化彙衝的場景下，其近代性因子逐漸凸顯，盡管與此後建立在西方現代學術分類基礎上，按專業學科設置，有著會員共同遵守的章程和固定宗旨、定期的學術活動並發行刊物等要求的嚴格意義上的學會尚有一定距離。“大體上說，戊戌學會以政治性社團為主，純粹學術性社團較少。”左玉河： 《民初新式學會制度之確立》，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因此，“辛亥革命前後，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學術團體幾乎多轉變為革命的政治社團”何鵠志： 《中國近代社科群團的產生發展初探》，載《求索》，1991(1)。也就不足為奇了。民初以降，隨著“民主”“共和”觀念漸入人心，西方近代學術分類及知識繫統在中國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對西方學術有所了解的留學人員漸次歸來，“新式學會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政治性社團與學術性學會的分離，前者演變為近代政黨，後者多守學術立場； 二是從戊戌時期的綜合性學會，逐漸演變為專業性學會，即創建專業性學會成為民初學會發展之主流”。亦使民國時期的學術團體“組織機構及活動*趨制度化，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新式學會制度”。左玉河： 《民初新式學會制度之確立》，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需要說明的是，今人的研究，除了用“會”“社”“學會”之名標識古今中國的集會結社組織外，還常使用“會社”“社團”“團體”等稱謂，如陳寶良著《中國的社與會》，除了“社”“會”外，標題與行文中也使用“會社”； 王世剛主編的《中國社團史》，使用“社團”統稱中國自古至今的“集會結社”組織。劉健清撰《中華文化通志·社團志》亦如是； 張玉法著《清季的立憲團體》則以“團體”稱謂晚清時期從事立憲活動的“會”“社”或“學會”。
(二) 教育學會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學術分類，即不論“六藝”，還是“經史子集”，均未能確立起教育學術的獨立地位，故而中國古代直至戊戌維新之前成立教育學會的時機並不成熟。基此，本書中的“教育學會”即是“中國近代教育學會”或“近代中國各級各類教育學會”的簡稱。作為近代學會之一分子，教育學會固當以研究教育學術或從事學術活動為職志，當時的政府部章以及教育學會自身所定會章對此均沒有疑義(就章程的文字表述而言)，表明官方、社會、學人對此之共識。就外延來看，本書中的“教育學會”包括近代中國以教育“會”“社”，或直接以教育“學會”，甚至教育“協會”之類命名的教育團體，這一點與先期研究成果中的概括不存在質的差異。當然，界定相關範疇是為了服務於研究目的，本書旨在考察教育學會開展學術研究的情形，因而主要使用“教育學會”一詞，但在行文中，亦因時因勢使用“教育會社”“教育社團”“教育團體”等稱謂。再者，鋻於近代中國各級各類教育學會數量眾多，類型繁復的狀況，本書不可能一一窮盡，考慮到個案的典型性，主要選擇當時省(區)、縣(市)、鄉(鎮)教育會以及民間教育學會這兩大類型為考察對像，從“綜合性”教育學會與“專門性”教育學會兩個維度梳理開展教育學術研究的情形，進而揭示它們對中國近代教育學術以及教育學科發展的主要影響與貢獻。至於教會創辦的教育學會、高等學校內部的教育學會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教育學會等，暫不列入考察範圍。*後，尚須提及的是本書所考察的“教育學會”，下限止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因為此期間建立的教育學會，有的名稱在1949年後仍在沿用，但活動內容、活動方式已大不相同，如中華職業教育社； 而諸如1933年成立於上海的中國教育學會，其情形或許還要復雜一些，1949年後在中國臺灣繼續其軌跡，大陸則於1979年重建了中國教育學會。對此，本書暫無暇顧及。
(三) 教育學術 在古漢語中，“學”與“術”的含義並非**等同，如《說文解字》釋“學”曰“覺悟也”，釋“術”曰“邑中道也”。“覺悟也”*多是在“發蒙”或“學習”的意義上釋“學”，故言“古教、學原為一字，後分為二”； “邑中道也”講的是“路徑”或“手段”。前者漸漸引申為學說、學問，後者漸漸引申為技能、技藝，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李帆： 《學術史： 清末民初的顯學》，載《光明日報》，20020806。即，就一般意義上，“學”指“學理”或形而上之“道”； “術”指“技術、應用”，或形而下之“器”。這一思維歷史地、慣性地延續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改革時仍直言不諱： “學為基本，術為支干。”蔡元培：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見高平叔編： 《蔡元培教育論著選》，136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不過，近代以降，學人在廣泛接觸西方現代學術分類知識基礎上，又試圖對中國古代“學”與“術”的舊說作出**，如“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也； 術也者，取所發明而至於用者也。……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二者如輔車相依而不可離。學而不足以應用於術者，無益之學也； 術而不以科學上之真理為基礎者，欺世誤人之術也”梁啟超： 《學與術》，見《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飲冰室合集》(第3冊)，11~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呈顯出“學”與“術”的相輔相成，甚至時常合而為一，“相連屬為一名辭”梁啟超： 《學與術》，見《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飲冰室合集》(第3冊)，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抽像出“學問的統稱”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出版發行的《辭海》中，對“學術”條目的注釋為： “統指一切學問而言。”(舒新城、瀋頤、徐元誥等編： 《辭海》〈上冊·寅集〉，20頁。)這一內涵。由此推及，所謂“教育學術”，簡單地說就是關於教育的繫統學問及治學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教育學術融彙在政治、哲學、歷史、思想文化及道德倫理中，乃一種未分化的學術，即便有像《學記》那樣至今仍被譽為“教育學雛形”的言說，亦不過《禮記》中的篇目而已； 從研究方法上看，以思辨為主。相比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未分化狀態，中國近代教育學術隨時空推移呈現專門化、學科化態勢，它建築在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基礎上，從研究方法上看，*傾向於科學、實證。如蔣夢麟認為教育學的基礎應建立在心理學、倫理學、生物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發展上。就研究方法而論，蔣夢麟指出： “自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以來，西洋學術莫不以科學方法為基礎，即形而上學亦以此為利器。至**一切學問，不能與科學脫離關繫，教育學亦然。故**之教育，科學的教育也； 舍科學的方法而言教育，是鑿空也，是幻想也。幻想鑿空，不得謂二十世紀之學術。”(蔣夢麟： 《高等學術為教育學之基礎》，載《教育雜志》，1918(10)： 1。)本書中的“教育學術”，即中國近代教育學術，指科學的、繫統的教育知識、理論與方法等。同樣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教育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社會事業，故而教育學術研究理應為教育實踐提供理論基礎和支撐，或者成為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制定教育方針政策的依據，如此一來，教育學術就不僅局限於學科層面。借用時人的話： “所謂教育學術研究，就是把教育當作一種學術研究，不以事業現狀為滿，進而批評價值，發現問題，彙集事實，以求教育的目的*臻合理，教育的方法*加經濟。”王文新： 《抗戰以來我國教育學術研究之一斑》，載《教育雜志》，1941(31)： 9。另就當時實況而言，教育學會對教育問題的關注、研討或許遠勝於教育學科理論與方法建構上的自覺。
三、 學術史檢討 教育學會的研究，伴隨社會史的研究以及學界對中國社團、學會的關注而興起，迄今，取得了可喜成果。孫培青先生、董遠騫先生高度稱贊《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開拓創新以及填補空白意義。近些年來，有多人次以此為選題，完成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以筆者之管見，主要有張文超： 《中華兒童教育社研究(1929—1937)》，河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張雷亮：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對1915—1927年教育變革影響研究》，山東師範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王成濤： 《中華職業教育社與中國職業教育近代化》，西南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戴長征： 《清季的江蘇教育會(1905—1911)》，華東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吳春紅： 《汪精衛和廣東省教育會(1921—1924)》，華南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陳清輝： 《清末民初福建教育會社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王章峰： 《民國前期的教育團體研究(1912—1927)》，河北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趙潔： 《中華教育改進社與近代中國教育》，北京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劉登秀： 《清末教育會研究》，四川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 李雪燕： 《華法教育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 盧浩： 《中國近代教育模仿美國的推動者——中華教育改進社》，華東師範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賀金林： 《清末教育會初探——以江蘇教育總會與中央教育會為中心》，湖南師範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 塗懷京： 《中華教育改進社研究》，華中師範大學1998年碩士學位論文； 孫廣勇： 《社會變遷中的中國近代教育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 鄭新華： 《近代中國教育如何可能——以江蘇省教育會的實踐為例(1905—1927)》，華東師範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等。，刊載於各級學術刊物上的研究成果亦為數不少，近代中國的諸多教育學會程度不同地被涉及。
首先，從研究視角的選擇來看，基於教育學立場的研究，大多圍繞“教育學會與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關繫展開。《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是其中典型。該書從界定“教育會社、教育近代化”入題，對教育會社的緣起、組織建構及運作機制進行了詳細考察，並擷取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學制建設為個案，探討教育會社對於中國教育近代化的貢獻。李華興主編的《民國教育史》李華興主編： 《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闢出專章，從縱向上描述了教育團體在近代中國發生、發展與演變的歷程(清末民初教育學術團體的建立、五四時期的教育團體與教育改革、國民政府時期教育團體的專業化)，並對各個階段予以中國教育變革重大影響的教育團體作了提要，揭示教育團體為近代中國教育轉型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田正平著《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田正平： 《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從近代中國各個**教育學術團體的骨干力量或主體為留學生這一現像，涉及江蘇省教育會、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的介紹， 闡述了所列教育學術團體對於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歷史貢獻。金順明的《近代中國教育團體的發展歷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年第3期)，從總體上概覽了教育團體在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情形，總結了各歷史階段教育團體的特點，簡要說明了教育團體推進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原因。王章峰的《民國前期的教育團體研究(1912—1927)》(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對民國前期教育團體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狀況作了描述與分析，著重從中外教育交流、教育思潮、各類教育發展、教育制度等層面探討了這一時期教育團體的作為，並對教育團體的指導思想——“教育救國”作了述評。王立新的《晚清在華傳教士教育團體述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對教會所屬教育團體在中國教育近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問題作了較為客觀的評析。田景正、張建國的《略述近代以來中國學前教育團體的貢獻及啟示》(《學前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探討了近代以來學前教育團體在推動中國學前教育質量提升以及事業發展中的貢獻。再有，張蓉的《江蘇教育總會與清末新教育》(《江蘇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