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華編著的《張元濟評傳》以時代與社會環境的變化為背景，依據張元濟學術生涯的幾個主要階段，評述他確立思想宗旨後，在二十世紀新文明事業中的廣泛開拓與造就，著重探索張氏在烘托近代知識分子自由精神與獨立理想方面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及其清理民族文化遺產，為學術研究承先啟後的非凡貢獻，從中展示近代諸子春秋中**特色的一章。

張榮華編著的《張元濟評傳》集中筆墨中戊戌變 法前後至本世紀30年代。本書內容集中於學術活動、 學術思想、學術成就以及對學術界的支持和影響諸多 方面。既與本叢書的大題目相吻合，也符合傳主本人 的主要脈絡。本書對以前出版的幾種傳記和論文中較 少注意到的方面，如關於《外交報》的歷史地位，傳 主對漢語語言、文字、語音的觀點等進行了探討和論 述。

總序
重寫近代諸子春秋
序一
序二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故園新人：進代洗禮中的年輕翰林
1.1 家學淵源
1.2 從健社到通藝
1.3 “戊戌黨錮子遺”
第2章 世紀之交：朝向民間的支點轉換
2.1 “汲汲於教育之普及”
2.2 國民精神的源激及維繫
2.3 引導輿論與建立制衡機制的嘗試
第3章 雲起龍驤：為輸導新知別開生面
3.1 新式教科書的發軔
3.2 匠心獨運於文化溝通
3.3 公益文教事業的創舉
3.4 近代語文新潮中的建樹
第4章 蔚成大國：塑造學術與文化的自主精神與獨立機構
4.1 文化企業的進退依違之道
4.2 與社會學術團體結盟
4.3 春雨潤物細無聲
4.4 開拓“公共領域”的典範
第5章 “書來自書”：學術史末篇與引言的疊言
5.1 涵芬於星離雨散時
5.2 “學海之巨觀，書林之創舉”
5.3 審美意像與逼真境界
5.4 “掃除學術上二百年之陰霾”
附錄 張元濟學術行年簡表

金榜題名，是科舉時代受人羨慕的“正途”，何 況張元濟年齡不大就廁身於“士子咸以預選為榮”的 翰林院袞袞諸公之列，並成為京朝一品大員之婿，足 以“光大我門間，顯揚我宗祖”了。若非生長於清末 ，張元濟很可能像先輩那樣，作為茫茫宦海中的一員 ，一直走完自己的仕途，然後卸職歸田，息影林泉， 成為因循閉塞的時代環境所不斷復制出的舊式士大夫 之＿。然而他恰恰降生於近代，遭逢了一個風雨飄搖 、孕育變革的大時代。歷史制約著張元濟這一代知識 分子要從傳統的人生道路上踅出，去從事一種前無古 人後啟來者的事業，成為自覺承擔時代使命的社會力 量。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館散館，張元濟被任命為 刑部貴州司主事。就在他踏上仕途不久，中日甲午戰 爭爆發了。曾經和中國有著共同遭遇和災難的日本， 在經過二十餘年的發憤自強，由“蕞爾小國”崛起為 東方資本主義強國後，立刻步西方殖民主義者後塵向 中國逼來。它並不假借宗教和商品，＿上場就訴諸武 力，顯示出急不可耐的貪婪性和赤裸裸的野蠻性，從 而對中國的威脅*為直接。當敗耗從黃海海面傳來， 舉國一片震驚，隨之而來的《馬關條約》構成了前所 未有的民族危機。如果說在此之前隻有少數先行者對 形勢有所察覺，大多數人仍渾無所知，那麼甲午戰敗 無疑是一帖清醒劑，使許多人睜開了蒙嚨睡眼，目睹 山河破碎的現實危機，產生出強烈的救亡與變革意識 。正如張元濟所說：“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 本打敗，大家從睡夢裡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
”他的摯友汪康年也說得很明白：“自甲午以來，吾 華士大夫鋻於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眾， 敗於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亟亟於知彼知 己，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 甲午戰爭的失敗，成了張元濟一生中的重要轉折 點。他開始關心時務，探求變革中國的方法，並對西 學產生了盎然興趣，努力開拓自己的視野。張元濟* 初參加的活動是所謂“陶然亭聚會”。他曾回顧說： “丙申年（1896）前後，我們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 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當時並沒 有會的名稱，隻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在一起聚 會的人我現在記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師，時 任侍讀學士）、黃紹箕、陳熾、汪大燮、徐世昌、瀋 曾植（刑部官員）、瀋曾桐（翰林院編修）等，那時 康有為還不在北京。”事隔多年，回憶難免有出入， 這裡顯然將聚會時間說晚了一年多。
陶然亭位於北京南郊的山頂上，那裡碧葦插渠， 山翠欲滴，一向是京華名士詩酒唱酬之所，瀋曾植《 分詠陶然亭詩》中曾專門記述了1884年偕李慈銘、黃 紹箕等登亭會飲，“坐聽諸儒說王霸”的情形。中日 戰爭爆發以後，一批關心時務的京官時常相約共登陶 然亭，發表對時局的看法，籌商挽救之策。張元濟在 公務之暇，也不時參與其間。當時聚會的核心人物是 文廷式，他在5月份翰詹大考後被光緒帝擢撥為侍讀 學士兼日講起居法官，成了帝黨的中堅人物和維新人 士的倚靠之一。當時在對日問題上的主和派及後黨人 物都沒有參與聚會，比如因上書主張妥協而遭主戰派 呵斥的孫寶碹，在1894年裡頻繁出入於陶然亭，但從 不和文廷式那批人打交道。
“松筠遺跡弔孤忠，又上江亭眺遠空。”除陶然 亭之外，這批京官們還常常在京城西南宣武門外的松 筠庵聚集，討論時務和學術。松筠庵原是明朝愛國忠 臣楊繼盛的故居，清中葉後重加修葺，闢作紀念他的 祠堂，道光年間又將他當年寫彈劾嚴嵩奏草的書房擴 建成“諫草堂”。這裡環境也很清幽，適宜於文人雅 集。後來康有為選擇這裡作為各省公車集會聯名上書 的地點，或即意在以楊繼盛的愛國精神和冒死直諫的 品德相激勵。張元濟當時也加入了這裡的集會，並說 “到者多一時名下，然毫無組織，其中亦有奔走權門 者”。所以他對這裡的政治性集會態度並不十分積極 ，去的次數似乎也不多。1894年10月初，文廷式曾在 這裡起草了一份三十八人聯名奏折，主張利用列強之 間的利益衝突，“密連英、德，使伐倭人”。列名奏 折的應是松筠庵聚會的常客，其中有瀋曾桐、李盛鐸 、黃紹箕、葉昌熾、徐世昌、蔡元培、張謇等。但張 元濟並未署名，表明他對這類政治集會保持一『一定 的距離。
這一情形也反映在他與強學會的關繫上。上述兩 處聚會“未幾星散”後，許多成員後來加入了1895年 9月組建的京師強學會。它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政黨 的雛形機構，也是當時的維新運動進入組織階段的標 志，康有為對它評價頗高，詡為“政黨喘矢，士夫雲 從”。張元濟當時與強學會不少成員關繫很好，交往 也頻繁，但他並沒有加入到這一組織中，以後也從未 列名類似機構團體。個中緣由，張元濟曾提到一點， 即“黨會二字，當時視如蛇蠍”。這裡說的“黨會” ，並非《論語》所稱“君子不黨”那樣意義寬泛，主 要指明末以來活躍於士大夫階層中的政治運動。清初 以來，統治者通過設立臥碑、制訂律例等形式，一再 明令嚴禁這類黨會的存在和發展，使一般士大夫對此 噤若寒蟬。但張元濟不加入強學會，不僅僅是擔心因 此而罹禍，從他當時組織健社的舉動，可以看到張元 濟已覺得光談論政治不能解決問題，要維新救亡得另 闢蹊徑。
與黨會的政治性質不同，結社是一般讀書人旨在 交流切磋學問的一種形式，張元濟在1895年鼕與陳昭 常、張蔭棠、何藻翔、曾習經、周汝鈞、夏偕復等八 人組織的一個小規模“健社”就是如此。名稱取自《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結社的宗旨也 已包含在內，即“約為有用之學，蓋以自強不息交相 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縮之風”。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