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我的路

進入一師附小我於1917年到濟南投靠叔父那一年，念了幾個月的私塾，地點在曹家巷。
第二年，我就上了一師附小，地點在南城門內升官街西頭。所謂“升官街”，與升官發財毫無關繫。“官”是“棺”的同音字，這一條街上棺材鋪林立，大家忌諱這個“棺”字，所以改謂升官街，禮也。
附小好像是沒有校長，由一師校長兼任。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士棟，字祝晨，綽號“王大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人物。民國一創建，他就是活躍的積極分子，擔任過教育界的什麼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為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在學界享有盛譽。當時，一師和一中並稱，都是山東省立重要的學校，因此，一師校長也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在一個七八歲的小學生眼中，校長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運真正會捉弄人，十六年以後的1934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到山東省立濟南高中來教書，王祝晨老師也在這裡教歷史，我們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師方面，在一師附小時，他根本不會知道我這樣一個小學生。他對此事，決不會有什麼感觸。而在我呢，情況卻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對他執弟子禮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裡直樂。
我大概在一師附小隻待了一年多，不到兩年，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換過一次教室，足見我在那裡升過一次級。至於教學的情況，老師的情況，則一概記不起來了。**的殘留在記憶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認識了一個“盔”字，也並不是在國文課堂上，而是在手工課堂上。老師教我們用紙折疊東西，其中有一個頭盔，知道我們不會寫這個字，所以用粉筆寫在黑板上。這事情發生在一間大而長的教室中，室中光線不好，有點暗淡，學生人數不少，教員寫完了這個字以後，回頭看學生，戴著近視眼鏡的臉上，有一絲笑容。
我在記憶裡深挖，再深挖，實在挖不出多少東西來。學校的整個建築，一團模糊。教室的情況，如雲似霧。教師的名字，一個也記不住。學習的情況，如海上三山，糊裡糊塗。總之是一點兒具體的影像也沒有。我隻記得，李長之是我的同班。因為他後來成了名人，所以纔記得清楚。當時對他的印像也是模糊不清的。*奇怪的是，我記得一個叫卞蘊珩的同學。他大概是長得** 漂亮，行動也極瀟灑。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男女外表的美丑，他們是不關心的。可不知為什麼，我竟記住了卞蘊珩，隻是這個名字我就覺得美妙無比。此人後來再沒有見過。對我來說，他成為一條神龍。
轉入新育小學然而，世事多變，風雲突起，為了一件沒有法子說是大是小的、說起來簡直是滑稽的事兒，我離開了一師附小，轉了學。原來，當時已是“五四”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而一師校長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來響應，改文言為白話。忘記了是哪個書局出版的國文教科書中選了一篇名傳世界的童話“阿拉伯的駱駝”，內容講的是：在沙漠大風暴中，主人躲進自己搭起來的帳篷，而把駱駝留在帳外。駱駝忍受不住風沙之苦，哀告主人說：“隻讓我把頭放在帳篷裡行不行？”主人答應了。過了一會兒，駱駝又哀告說：“讓我把前身放進去行不行？”主人又答應了。又過了一會兒，駱駝又哀告說：“讓我全身都進去行不行？”主人答應後，自己卻被駱駝擠出了帳篷。童話的意義是**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這篇課文竟讓叔父看到了。
他大為驚詫，高聲說： “駱駝怎麼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於是我立即轉了學。從此一師附小隻留在我的記憶中了。
我從一師附小轉學出來，轉到了新育小學，時間是在1920年，我九歲。我同一位長我兩歲的親戚同來報名。面試時我認識了一個“騾”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親戚不認識，便定在初小三班，少我一年。
一字之差，我爭取了一年。
新育小學的教員和職員按照班級的數目，全校教員應該不少於十幾個的，但是，我能記住的隻有幾個。
我們的班主任是李老師。我從來就不關心他叫什麼名字。小學生對老師的名字是不會認真去記的。他大概有四十多歲，在一個九歲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個老人了。他人**誠懇忠厚，樸實無華，從來沒有訓斥過學生，說話總是和顏悅色，讓人感到親切。他是我一生*難忘的老師之一。當時的小學教員，大概都是教多門課程的，什麼國文、數學（當時好像是叫算術）、歷史、地理等課程都一鍋煮了。因為程度極淺，用不著有多麼大的學問。一想到李老師，就想起了兩件事。一件是，某一年初春的**，大圓池旁的春草剛剛長齊，天上下著小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李老師帶著我們全班到大圓池附近去種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種，無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類。順便說一句，當時西紅柿還沒有傳入濟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當時碧草如茵，嫩柳鵝黃，一片綠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們蹦蹦跳跳，快樂得像一群初人春江的小鴨。這是我一生三萬多天中*快活的**。
至今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師輔導我們英文。認識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說，英文字母f就像一隻大馬蜂，兩頭長，中間腰細。這個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記得課堂上的英文是怎樣教的，但既然李老師輔導我們，則必然有這樣一堂課無疑。好像還有一個英文補習班。
另一位教員是教珠算（打算盤）的，好像是姓孫，名字當然不知道了。
此人臉盤長得像知了，知了在濟南叫Shaoqian，就是蟬，因此學生們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Shaoqian，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怎樣寫。此人好像是一個“迫害狂”，一個“法西斯分子”，對學生從來沒有笑臉。打算盤本來是一個技術活，原理並不復雜，隻要稍加講解，就足夠了，至於準確純熟的問題，在運用中就可以解決。可是這一位Shaoqian公，對初學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極殘酷不合理的規定：打錯一個數，打一板子。在算盤上差一行，就差十個數，結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課下來，每個人幾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錯到幾十個到一百個數，那板子不知打多久纔能打完。有時老師打累了，纔板下開恩。
那時候體罰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來歲的孩子到哪裡去告狀呀！而且 “造反有理”的*高指示還沒有出來。
那時候，新育已經男女同學，還有纏著小腳去上學的女生，大家也不以為怪。大約在我高小二年級時，學校裡忽然來了一個女教師，年紀不大，教美術和音樂。我們班沒有上過她的課，不知姓甚名誰。
除了她新來時頗引起了一陣街談巷議之外，不久也就習以為常了。
至於職員，我們隻認識一位，是管庶務的。我們當時都寫大字，叫做寫 “仿”。仿紙由學生出錢，學校代買。這一位庶務，大概是多克扣了點兒錢，買的紙像大便用的手紙一樣粗糙。山東把手紙叫草紙。學生們就把“草紙”的尊號賞給了這一位庶務先生。
在我的小學和中學中，新育小學不能說是一所關鍵的學校。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對在新育三年的記憶特別清楚。一閉眼，一幅完整的新育圖景就展現在我的眼前，仿佛是昨天纔離開那裡似的，校舍和人物，以及我的學習和生活，巨細不遺，均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奇怪的是，我上新育與上一師附小緊密相連，時間不過是幾天的工夫，而後者則模糊成一團，幾乎是什麼也記不起來。其原因到現在我也無法解釋。
新育三年，斑斕多彩。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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