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陳寅恪的最後20年(修訂本)

第一章陸沉下的抉擇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了高潮。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價值。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該天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登出了“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的消息。該報雲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長亦出其門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外……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雲雲［1］。這是陳寅恪在嶺南大學**次正式亮相，評價之高，甚為少見。除了“一九四二年”這個時間及 “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這一點與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評語很貼切。從陳寅恪抵粵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點去分析，陳寅恪遠在上海時，陳序經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對陳寅恪的行蹤了如指掌。陳序經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請陳寅恪？從五十年代初陳寅恪填寫的有關表格所反映，陳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達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陳寅恪在嶺大領*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 年，嶺大數學繫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交待這樣的“問題”：他自到嶺大之日起便每月領取特別津貼港幣一百元，一直領了兩年多［1］。以此推論，陳寅恪每月所領取的特別津貼也不應少於港幣一百元。至此，在陳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遊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踫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淒苦的大師邁入第六十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裡。看看同一時期珠江對岸廣州市的情形，對此會有*深的感受。1948年底，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分崩離析，各類機關紛紛南遷。廣州雪上加霜，社會動蕩，物價飛漲，多遭受一層大潰退前夕的浩劫；南國各院校的教學秩序接近癱瘓，“反饑餓、反迫害”等罷教罷學風潮迭起。1949年1月13日，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繫主任孔德為首的中大教授，聯名向當局發出“因生活悲慘，要求依照*近調整待遇發薪，限十五日十二時前清發兩個月，否則全體罷考（按：即不給學生出考題、批考卷）”的警告。2 月2日，因物價上漲，員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學教授會全體教授向當時的***負責人陳雪屏請願，要求一次性透支3至7月份的薪津。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從該天起實行罷教並“總請假 ”達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會向社會發出快郵代電雲：“懇請代總統、院長、部長準予借支生活費三個月……另每人疏散費二百塊銀元。” *令輿論震驚的是，同在該月，中大教授在國民黨政府的***門前掛起了“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大字招牌，當街將首飾衣物、圖書字畫等當場拍賣，情景十分之淒涼。時人評之為這是“中外教育**的一大丑聞……”［1］雖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景況卻有天淵之別，此為陳寅恪之幸抑是時代之不幸？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熟悉嶺表風物的陳寅恪，已開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繫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繫：白居易詩；歷史政治學繫：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歷史專業一向很弱，沒有獨立的歷史繫，故歷史與政治合為一繫。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出現了這樣的現像，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隻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繫，總共隻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2］。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歷史學家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恪“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胡守為開玩笑，“ 你恐怕算是一個*高價的學生了”。意謂領*高薪水的教授隻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高價” 了［3］。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纔。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已作出**貢獻的便有佛教經典研究、中亞古代碑志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嘆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繫統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 多的領域，對歷史與文化有*多精闢獨到的發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歷史的沉澱因人生機緣凝聚於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後，後人竟無法繼承其遺產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出現……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恪“唯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纔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於是纔有了以後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 多的後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這是歷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也無法挽回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的中心，偏於南隅的廣州，意外地出現了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裡尋找到*多的後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後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歷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嘆息。
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
不過，現實世界並沒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廣州，形勢**比**緊張。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 “戰時內閣”，其中有兩個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在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 長，一為葉公超代理胡適任外交部長。杭立武，安徽滁縣人，十九歲畢業於金陵大學，二十二歲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二十八歲任中央大學政治繫主任。以後即投身政界，擔任過國民政府***次長。杭立武是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與“搶運兩院古物”*有力的倡議者。葉公超，原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出任過外國語文學繫主任一職，陳序經和陳寅恪，與葉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這段風雨飄搖、很多人都想遠走異鄉的日子裡，杭立武一直未遺忘在嶺南大學的“二陳”。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同樣懂得“二陳”的價值，多次踫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在解放軍的大*已震撼南粵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著“ 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後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與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帶著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之意［1］。這一針鋒相對的場面，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陳序經的回答自然是氣話。他不可能給陳寅恪十五萬港元，他也沒有給陳寅恪蓋新房子。不識時務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後也不明白，“二陳”兩人人生的價值取向，遠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錢、房子所能衡量。從杭立武多次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出國這一點來看，可知此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對陳寅恪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力。若從忠心對君的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要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換句話說，直到這時“二陳”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序經與陳寅恪，顯然始終都不屑這種機會。10月14日下午5時許，*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毀了溝通廣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橋，無辜市民死傷近千，在廣州的歷**留下了罪惡的一頁。一個小時後，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廣州市。陳寅恪堅決不出國有著很深刻的原因，這裡暫且不提。陳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許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堅決不出國這一點，幫助他渡過了在極“左” 路線下面臨的許多次難關。陳寅恪也沒有料到他身後的十多年間，關於他是否想去臺灣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筆墨論戰。當政治浮躁的煙塵漸漸被拂去，陳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便閃現出*樸質的文化靈光。
難以想像，如果在1948年陳寅恪的生命中沒有陳序經的出現，陳寅恪晚年將會漂向何方？陳序經，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年生。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28年獲美國依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繫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次年重返嶺大。1934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並主持“南開”經濟研究所及政治經濟學院。到1948年為止，共在南開服務了十四年（內含西南聯大八年）。縱覽其一生，陳序經是個永不失厚道與雅量的教書匠。他對東南亞史研究的聲譽，他出國留學的經歷，以及他出生的籍貫，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雲的機會。在三十年代的廣東，同為“嶺大”校友的林雲陔，擔任廣東省政府 **，數次勸時在學校教書的陳序經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為陳所拒。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在廣東踫到同鄉陳序經，力邀陳擔任駐泰國大使，並雲“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華僑的歡迎”。陳再拒。1949 年國民黨組織“戰時內閣”，有意讓陳擔任***次長，陳三拒。這位一生淡泊官場名利的教授，卻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纔能。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為教授服務的。”知人知心，優容雅量，是他從事管理的宗旨。這一點，早在他擔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便已名聲在外了。當時法律繫主任是燕樹棠，其時燕在中國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個特點，甚少當律師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難，燕樹棠隻好親自當街擺賣家私雜物，引起轟動。陳序經知道後，設法給燕樹棠送去錢，還打恭作揖懇求燕氏“以後不要再當街擺賣了，沒有錢可以告訴我一聲”。一時傳為趣話。正是這種過人的器量與待人摯誠的吸引力，令陳序經在1949年前後創下了好幾個值得一書的奇跡。前文提到的中國放射學**謝志光，其時正去意彷徨，陳序經三番相請，結果謝志光不單自己來了，還帶動了一批醫學專家南下廣州。前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驊之命將數學研究所轉移到臺灣，姜立夫本人亦已在臺灣待了半年。當陳序經從其家屬處得知姜立夫有離臺意時，即寫信邀姜立夫回大陸，並為此作了一繫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為由離臺到達香港，陳序經立即請姜到嶺南大學執教。自述“一不懂廣東話，二不信基督教，和嶺南環境不相宜”［1］的姜立夫，就這樣留在了廣東。因為姜立夫的到來，陳序經在嶺大新設了數學繫，聘姜為主任。這位** 的中國數學界現代數學*早和*有成就的播種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國留學，進入**的哈佛大學研究院。院中有兩位老導師的經歷給了他很深的刺激。這兩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美國尚未有高等數學，他們到德國哥丁根大學留學，立志為美國研究高等數學。*後用了三十年時間，將高等數學從德國搬到了美國。姜立夫也立志要將數學從美國搬回中國。192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國，在南開大學育纔二十八年，桃李滿天下［1］。
姜立夫從臺灣返回大陸，影響很大，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仁聯名發來慰問電。五十年代初， **籌建新的數研所，所長一職首先考慮姜立夫。時姜立夫已經六十歲，他在1950年赴京時以年老力衰親自向郭沫若面辭。姜立夫自臺回大陸，對一個人同樣有重大的影響，這人便是陳寅恪。許是曾經同為“西南聯大”教授，同是終生服膺“超政治、純技術”（姜立夫語），這段時期姜、陳兩人多有來往，交談甚為投契［2］。這就是身處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在 1949年能強烈感受到的身邊四周特有的氛圍。它有助於我們探尋陳寅恪與陳序經的心路軌跡，以及這兩個學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撞擊點。僅僅用愛國一詞，已無法概括深植在“二陳”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意蘊。也不足以解釋那種對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戀。抗戰時期，有關當局明令各大學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陳序經堅決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1］。*後還是由張伯苓出面說情，陳序經沒有“入黨”，院長還是繼續當。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陳序經還是一名 “無黨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醞釀籌辦南洋大學，有意聘請陳序經為校長。中共華南分局書記**知道此事後，贊成陳序經赴新加坡辦學，陳序經卻搖頭。事後陳序經對其子女說，從南洋歸國，其父就告誡他從此要為**的教育事業盡心盡力，這段囑咐他銘記終身。南洋大學*後請了當時居住在美國的林語堂出任校長。林語堂舉家去了新加坡，結果卻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語堂以校長名義籌辦南洋大學，終因與學校“執委會”意見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辭職。［2］終其一生，中國傳統賢者“恭寬信敏惠” 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陳序經身上有很鮮明的體現。但正是這位謙謙君子，在三十年代卻是力倡“全盤西化論”的得力猛將，名字與胡適等風行一時。數十年來，“全盤西化論”一直遭到社會的痛詆與圍剿，** 已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陳序經很特別的一生與其很復雜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觀與歷史觀，可以說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義上，這一典型永遠有啟迪與值得探尋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流傳著這樣幾則無法證實的軼聞：其一，某次陳序經與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纔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倒車纔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了。陳序經聞言隻是笑笑。其二，某日陳序經與陳寅恪同席喫飯，陳寅恪知道陳序經習慣用筷子，便笑著說，陳校長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盤西化”纔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來陳寅恪大半生已養成習慣，喜歡喫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噴飯之語。自然，這都是學者間的幽默趣事，不必當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陳” 在個性上的差異及在文化同歸之前殊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文化與人這類形而上的話題顯得分外親切與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陳寅恪孤清、倔傲，這與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關繫；陳序經則謙和、優容。
一剛一柔似無共通之處。就年齡而言，陳寅恪比陳序經大十三歲，亦師亦友；就經歷而言，陳寅恪目睹過本世紀之初的社會裂變，與陳序經可算是兩代人。陳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學十餘年，陳序經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遊歷與求學的經歷，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濃郁的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征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 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累的陳序經，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後，*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於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隻好潔身自守*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人們終於可以發問，無論是昨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比起陳序經，傅斯年很不走運。
在國民黨政府中，*有可能把陳寅恪“搶運”走的，恐怕隻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臺灣的傅斯年，多次致電陳寅恪催其赴臺。
歷史還為後人留下了*多的線索。1948年底陳寅恪自北平飛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1］。1949年1 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正式就職。傅斯年當然知道陳寅恪的價值。遠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當貢獻的。該所雲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精英。史語所共設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三個機構。三個組的負責人皆一時之俊傑。歷史組負責人是陳寅恪，語言組負責人是趙元任，考古組為李濟。趙元任，現代傑出學者，在語言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趙早年已負盛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李濟，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發掘的開山人之一，領導了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 偉大的發掘之一”的安陽殷墟的發掘。三組負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人都曾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趙、李兩人並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後來都成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們招至麾下時，陳寅恪纔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六歲，李濟*年輕，隻有三十三歲。作為一個管理學人的行政人員，傅斯年亦可算是一個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紀前期像陳寅恪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個性與人生理想，他極少與所內的學人談論實際的政治問題。傅斯年死後二十多年，李濟在回憶文章中尚如是說，“傅斯年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懂政治，他從不跟我們談政治”［2］。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處。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傅斯年當年在史語所有一硬性規定，不準所內人員兼職。陳寅恪與趙元任時為清華教授，無奈，傅斯年隻好特允陳、趙兩人例外，兩頭兼顧。據說，當年也隻有這兩個人是例外。陳寅恪雖是歷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並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陳，但對陳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陳寅恪相知之深。
撇開其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人。這位生於 1896年的山東人，十歲時被譽為神童，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三歲赴倫敦大學留學，二十七歲轉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陳寅恪這時正在柏林大學研究比較語言學。若從這個時候算起，直到1948年，陳寅恪與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學人與為官治事之間，一生行藏似乎*偏重於後者，二十多年來他先後擔任過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及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但作為學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對明史及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傅為人正直，嫉惡如仇，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位長年與國民黨“ 同甘共苦”的學人，身前身後獲得了少有的“賢聲” 。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識纔，懂得珍惜人材。
同時他的博學與文化學術思想，也贏得了那個時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好感。在陳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長、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員，傅斯年恐怕可算是**的。1949年傅斯年對陳寅恪“屢電催赴臺”，應有*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將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臺灣後，便匆匆出任“臺大”校長。再聯繫1948年12月 15日傅在南京親自迎接自平飛寧的胡適與陳寅恪，這期間傅斯年似乎與陳寅恪有一個口頭之約，不然不好解釋馬上成為校長的傅氏為何屢電催陳赴臺。據說，在臺灣的傅斯年已為陳寅恪準備好數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著陳寅恪的到來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陸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大概這種說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陳去臺事。以傅斯年辦事的魄力，隻要陳寅恪想走，馬上能派出專機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為惋惜的是，這樣有纔干的人，竟然以悲劇告終。1950 年12月20日，五十五歲的傅斯年在臺灣省臨時參議會議上突發腦溢血倒地不治。其時傅正為“臺大”事接受參議員的質詢。故傅死後臺大學生集會示威抗議參議員逼死校長，幾乎釀成一場風波。耐人尋味的是，傅斯年死後陳寅恪曾寫過挽詩，但到目前為止，在已面世的陳詩中未發現這首挽詩。此詩恐怕將永遠被湮沒。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國民黨，這是一個很大的忌諱。五十年代初，陳寅恪顯然曾將該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向達對其他人說過這樣的話：陳寅恪在詩中將傅斯年比作鄭成功［1］。另據鄧廣銘回憶，陳寅恪悼傅斯年的詩即1950年所作的《霜紅龕集望海詩雲：“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的七*。此說尚有待細考。相比於陳序經能把姜立夫從臺灣“搶”回來，傅斯年不能“搶運”出陳寅恪，已不是欠缺運氣可解釋。
陳序經能安陳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深刻的原因。
兩個同與陳寅恪一樣橫跨三個朝代（清朝、民國、人民共和國）的人，在1949年前後的人生抉擇，可以作為解釋上述問題的注腳。張伯苓，**的教育家，南開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辦學之初就立下“終身從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經不起蔣介石的再三懇請，終於**次破例答應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時年七十二歲。結果半年不到，因無法忍受當局 “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現實，憤然回到重慶的寓所深居簡出。共產黨進軍西南前夕，蔣介石兩次親自登門催促張去臺灣或出國，並保證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張伯苓沒有點頭。*後一次由蔣經國上門勸說，並雲“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
張伯苓到*後還是沒有答應。結果，張伯苓*終還是留在大陸。［1］吳宓，陝西涇陽人，1894年生，前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主任，清華大學教授。吳宓少年時聰敏過人，已有纔子之稱。1917年由清華學校派往美國留學，先入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學習文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教授，研習文學、哲學等。吳宓在哈佛與陳寅恪相識，甚欽佩陳寅恪的學識纔華、人品志向，遂結下一段長達四十餘年生死不渝的友情。
在1949年，吳宓執教於武漢大學。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子夜，共產黨第二、第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江防線崩潰，國統區盛行一時的劃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煙吹散。4月29日，吳宓西飛四川，本欲出家當和尚，後取消此念，入當地院校講學。自雲“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為己任”［2］。10月，香港友人函請吳宓赴港共事講學，吳宓謝卻，時年五十五歲。很有意思，1949年前後吳宓聽到了很多關於陳寅恪已離開大陸的傳說，他始終不相信。他太了解陳寅恪了。吳宓之所以飛赴四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
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國維之死。“出家”與 “死”，生命的形態雖有不同，但實質隻有一個：拋棄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國維與吳宓是相通的，永遠不離開這塊土地——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但一念之差，吳宓又降回塵世，他將度過三十年的坎坷人生。P19－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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