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陳廷敬傳(評說康熙重臣名臣廉臣)

關於陳廷敬對康熙帝的影響，有的清史學者認為：“陳廷敬與康熙帝之間這種密切的政治關繫，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響著清朝政治的發展。”②筆者** 同意這一見解，現結合有關史料進一步論述。
前面已經提及，康熙帝即位之初，清朝*高統治集團內部守舊勢力有所抬頭，加之鼇拜集團的擅權，原來順治帝確定的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國策有所動搖。因此，當時許多漢族大臣，尤其是那些在經學研究上有所造詣的人，極力想改變這種局面。他們有的給朝廷上書，請求“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
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③。他們把儒學作為“正教”，要求由皇帝下旨，“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不僅如此，他們還十分懂得，提倡儒學，把儒學作為治國之本，**有效的辦法就是要想方設法使當今皇帝本人學習儒學，信奉儒學。所以，有的大臣從康熙即位那年開始，就不斷地給皇帝上書，要求及早恢復經筵日講制度，以便使少年的康熙帝盡快繫統地學習儒學。據《聖祖實錄》載，從康熙帝即位到康熙八年，上書要求皇帝開設經筵日講或制訂自學計劃的人，先後就有工科給事中王日高、福建道御史王鼐、吏科給事中藺挺達、內弘文院侍讀熊賜履、福建道御史李棠、貴州道御史田六善、兵科給事中劉如漢等人。
在他們的奏疏中，有的說：“君德關於治道，聖學尤為急務”①；有的說：“皇上躬親大政，天心之眷顧方殷，祖宗之付托至重”，自應“講求經史，研窮義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②；有的說：“伏願皇上朝夕講貫，證諸六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為敕政出治之本”③。在他們看來，隻有使這位年輕皇帝繫統學習儒家經典，掌握了內聖外王之道，纔能鞏固清朝以儒學為治國之本的國策，纔能鞏固清朝的統治。同時這些大臣們也自然會考慮到，康熙帝尚在少年時期，其可塑性很強。如果能夠使他對學習產生興趣，他們的目的會達到的。果然，也就是前面已敘述過的，少年的康熙帝，年齡雖小，卻志氣不小，有著很高的政治抱負，在他親政不久，便開設經筵日講，物色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為經筵日講官，開始了他勤奮學習儒家著述的過程，而這些經筵講官和日講官們，也就開始了用儒家學說塑造這位皇帝的過程。
康熙帝的日講，開始於康熙十年(1671)確定的日講制度，次年正式開講，康熙二十五年四月(1686)停止日講，總共講了十四年。也就是說康熙帝從十九歲開始聽講，發憤學習，一直到三十三歲，整個青壯年期間都在努力學習中。日講中，日講官們分別講解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尚書》、《易經》、《詩經》和《通鋻綱目》。在此期間康熙不僅繫統地學習了儒家經典，還在師友們的影響和幫助下，自學了儒家和程朱理學的許多著述。在日講的過程中，康熙帝多次對講官們進行贊揚和獎賞，並表示自己深受教育。例如，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九日，講官喇沙裡、陳廷敬、張英進講《通鋻綱目》，講畢，康熙諭曰：“覽爾等所進講章甚為精詳，實於學問政事大有裨益。”①該年九月初六日，喇沙裡、陳廷敬等進講《孟子》“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之後，康熙帝在懋勤殿諭曰：“爾等每日進講，啟導朕心，甚有裨益，嗣後天氣漸寒，特賜爾等及同進講官葉方藹貂皮各五十張，表裡緞各二匹，以示朕重道崇儒至意。”②正如陳廷敬在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中所寫：“(康熙帝)凡在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日月以成編。固已體驗於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③儒家學說已被康熙帝吸收，並且已經用於政治實踐，說明進講早就有了實效。
經過多年以來日講官們的努力，康熙帝終於被塑造成一位“治道在崇儒”①的皇帝。康熙崇儒，特別尊崇程朱理學，他不僅命人編纂多部理學著述，還將朱熹正式升配孔廟，尊崇為十一哲。與當時的封建政治和封建經濟統治相適應，推崇程朱理學便成為清王朝的國策。P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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