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盜火者(嚴復傳)/馬勇作品集

在中國近代思想**，嚴復的作用與貢獻都至為明顯，不論是他以獨特方式翻譯介紹的西方近代學說，還是他那些具有批判性的犀利文字。即便是他晚年那些一度被視為“落後保守”、“倒退反動”的再思考，如果仔細想來，似乎都在中國近代**留下無法抹去的印痕。
如果從政治史的角度看，嚴復確實算不上一個成功的人物，早年的波折不必說，即便是盛年、晚年成熟期的那些政治經歷，也莫不因為他的優柔寡斷、當斷不斷而蒙受冤屈，代人受過。故而就其總體而言，嚴復的成功僅僅在於思想學術方面，他在政治**的地位確實微不足道。
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情況是，急劇的政治變革往往**於時代思想，思想家的理論建構幾乎從來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發展過程那樣，成為政治變革的先導。中國在一百年不到的時間裡走完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尚未走完的路。這樣一來，任何思想家都很難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始終領導時代潮流，執思想界之牛耳。於是通常所見的情況是，某位思想家的思想即便終身未變，但放到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也便很容易發現其早、中、晚各期作用上的差別。於是乎，中國近代思想**慣常的現像是，很少有幾位思想家的思想能始終如一的貫徹到底，構成嚴密的體繫。
政治變動的急劇發生，導致了思想家一個一個的落伍。盡管後世的成功，也應多少隱含這些落伍思想家的貢獻，然而後世的人們總是極容易地忘記他們。
因為歷史總是成功者寫的，成功者既然不是按照那些思想家的設計去創造歷史，他們當然便不會再記起這些思想家。這些思想家在人們的印像中便日趨模糊，乃至*終忘記。我們所要談到的嚴復便是一個*為典型的例子。
如前所說，嚴復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他的貢獻也僅**於思想學術方面。後世的成功，並非是按照他的設計。因此他在身後落了個郁郁寡歡、孤獨寂寞的處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嚴復生於1854年(清咸豐三年)，死於1921年。在他死的那一年，中國誕生了共產黨，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重大轉折。
故而嚴復的那些思考也便成為“明日黃花”，怎能指望人們繼續信奉和頂禮膜拜? 嚴復畢竟曾經是一個劃時代的思想巨擘，在他那並不太短的人生旅途中，尤其是在1894一1921年這一急劇變動的年代裡，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從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再到帝制復闢，這中間的一繫列重大事件，嚴復不是親自參加，便是與聞其事，大小也算是一個重要人物。尤其是他在1894年之後那一篇篇救國救亡的戰鬥檄文，一本本震撼人心的典雅譯著，何啻影響了一代中國人?因此，欲把嚴復**忘記也甚難，艱難的嚴復研究也便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開始。
準確地說，嚴復的研究並不是在他死後纔開始。
關於他的思想成就與學術價值的評估，由於他一度名聲顯赫，早在其生前即已有人進行，而且他自己也參與其中。吳汝綸曾說：“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指嚴譯《天演論》)，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往者釋氏之人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為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駁駁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 P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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