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蘇軾與朱熹/學人文庫 | 該商品所屬分類:傳記 -> 文學家 | 【市場價】 | 337-489元 | 【優惠價】 | 211-306元 | 【介質】 | book | 【ISBN】 | 9787210052852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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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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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1005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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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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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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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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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日期: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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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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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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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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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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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23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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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人格與理性人格的踫撞,讓歷史人物活靈活現! 感性文豪與理性哲學家,有著怎樣不同的生命底蘊?學人文庫*新入選作品。南開大學文學教授帶你遊弋於知性與靈性的海洋,觸摸文人與儒者風姿內下的生命格調! 《蘇軾與朱熹》是南開大學文學教授張毅*新作品,用清新脫俗的筆墨揮灑出蘇軾與朱熹兩位大家的靈魂色彩。在美圖、詩詞與美文的氛圍下,感受學者的自由奔放、儒者的清高脫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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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和朱熹都是宋代文壇的大家和領袖人物,也
是中國古代文化名人的兩座大山,蘇軾是文如其人的
代表,朱熹是學如其人的典範。張毅編著的《蘇軾與
朱熹》通過對蘇軾和朱熹代表作品和言論的解讀,可
望進一步深入到他們的心靈世界,具體了解他們的思
想作風。是一部獨具學術觀點的通俗文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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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中的空白 歷史無言,卻訴說著一切 則喜則憂的中國士人 處世心態的文化分析 中國士人的典型代表 面對無盡的憂患 文人的抉擇 儒者的思考 兩種覺悟和解脫方式 佛、道的生存智慧 無所住的清淨心 “至人”境界 “真人”修養 昭昭靈靈的禪 道骨仙風 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儒、釋之辨 為去聖繼*學 持敬、克己工夫 為學方法 文心曠達,道心惟微 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 大略如行雲流水 十六字傳心訣 孔顏樂處 魂歸何處 作文之樂與讀書之苦 文士風流與儒者氣像 是非誰人評說 引用書目 附錄一 蘇軾朱熹年表 附錄二 蘇軾作品選注 附錄三 《 朱子語類 》選講 後記 再版後記 為了一個夢的復生(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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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抉擇
這得從北宋有名的“烏臺詩案”談起,一樁中國
文化**相當**的“文字獄”。 “烏臺詩案”又稱“眉山詩案”,當事者蘇軾是
當時*負盛名的大詩人和文壇**,他的因詩禍而被
捕入獄,對他本人及其周圍的文人都是一個意想不到
的沉重打擊。事情發生得很突然,仿佛是無端飛來的
橫禍,然而從當時的客觀社會政治環境和蘇軾本人主
觀方面的因素來看,這“詩禍”的產生又有它的必然
性。 事件的起因是蘇軾反對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
”。蘇軾與王安石同為宋代**的散文大家,又一同
受知於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中堅。兩人在文學
創作方面是同道,有文字之交,私下的情誼也不錯,
而且在政治上也都具有憂國憂民的儒者襟懷和強烈的
議政參政意識。他們對表面承平的社會背後所隱藏著
的財政危機、政治危機和邊務松懈等弊端,也都有較
為清醒的認識,反對因循守舊,主張革新朝政,曾先
後提出過自己除舊立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正是在具體
的改革措施方面,兩人存在著較大的分歧。 王安石在早年寫的《上仁宗皇帝書》裡認為,國
家陷於內外交困而難於久安的原因是“不知法度”,
所以出路在於“變革天下之弊法”。他提出了一繫列
變法措施,主張立刻進行大張旗鼓的變法。而蘇軾則
在其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策》中,強調“天
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明確指出兩
者之中,“任人之失”纔是主要的,如果用人不當,
變法也未必有濟於國事。他還認為當時趙宋王朝的狀
況,就像一個悶悶不樂的病人,連自己哪裡有病也說
不清。在這種情況下,變革朝政必須慢慢來,不能魯
莽地下猛藥。也就是說他主張漸變,反對驟變。盡管
蘇軾不反對進行政治改革,但在改革的內容和方法等
具體問題上,與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有明顯的對立,形
成了兩人政見的不同。 應當承認,相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思想而言,蘇軾
的政治主張具有溫和改良的保守性質。這使他與當時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頑固守舊派有了某種思想上的認同
,進而陷入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中。士大夫階層由
於政見不同而形成的黨爭和傾軋,一直是封建專制集
權社會的官僚政治難以克服的痼疾。黨爭一起,雙方
固執己見而意氣用事,相互非難,其間難免有人乘機
挾私報復。政治鬥爭中摻雜了許多非政治的因素,其
是非曲直就非簡單的“進步”或“保守”所能論定的
了。 王安石在仁宗朝就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但一
直未能實施,所以與蘇軾等人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衝
突。宋神宗即位後,很欣賞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於熙
寧二年任命王安石為宰相,開始了歷**有名的“熙
寧變法”。由於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很快把自己的
變法理論變為變法實踐,制定出“均輸法”、“青苗
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等
一繫列的“新法”。對此,蘇軾是持否定態度的,他
曾批評宋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宋史·本傳》)。當神宗表示願意采納時,他又寫
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根據自己的
政見,對“新法”進行全面批評,要求廢除“新法”
,言論十分激烈,這就使他站到了與變法派人物**
對立的舊黨立場上去了。 當許多舊黨的元老重臣因反對新法而紛紛辭官離
京後,蘇軾也要求出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後改
知密州、徐州等地。在地方官任上,蘇軾一面以詩酒
自娛,化解政治上的失意,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
人民做些好事;一面則因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被采納而
滿腹牢騷。見到新法有不便十民者,便用《詩經》“
六義”的比興美刺之法,寫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詩
文,以示對新法的不滿。 蘇軾尤為不滿的,是王安石的“用人之失”。如
果說他與王安石之間的衝突還**於政治見解的不同
,雙方對彼此的學問和人品都還極為推重的話,那麼
他對王安石提撥的那些“新進”們,就**是看不上
眼了。王安石**次罷相時,蘇軾遷知湖州,他在《
湖州謝表》中說:“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是說皇上知道
自己愚笨,老成不合時宜,所以讓自己出外任地方官
,自己也不願意與朝中那些無事生非的“新進”們為
伍。這本為牢騷之語,但卻捅了馬蜂窠。御史中丞李
定,監察御史裡行舒亶等一批“新進”紛紛上章彈劾
蘇軾,眾口一詞,說蘇軾訕上罵下,包藏禍心,無人
臣之節,並收集和列舉蘇軾諷刺新法的詩文為證。在
這種情形之下,神宗隻好命令御史臺派人去湖州拘捕
蘇軾,入京立案審問。因御史臺又別稱烏臺,故這件
案子就稱為“烏臺詩案”。 用人不當是導致王安石推行“新法”失敗的一個
重要原因,但對於他來說,此乃不得已之事。因變法
一開始就觸犯了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朝中守
舊派的激烈反對,許多原來與他關繫不錯的人都離他
而去。王安石因此而一度罷相。他要推行新法,隻有
起用那些善於曲意迎合但心懷野心的“新進勇銳之人
”,如呂惠卿、李定、舒亶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這
些品行差的人是靠不住的。如呂惠卿本為王安石提撥
上來的副相,但他卻因窺視相位而揭發王安石給他的
私信中有“無使上知”之語,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再度
罷相,退居金陵。這樣一來,圍繞著變法而進行的黨
爭,就演變成了一場爭奪權力、排斥異己的惡劣的政
治傾軋。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的心情是極為復雜的。剛
接到被拘捕文書時,他還處變不驚,保持著一份固有
的鎮靜和灑脫,對受驚嚇而痛哭流涕的妻子講了這樣
一個故事。他說,宋真宗時有一位能作詩的隱士楊僕
,不願做官,卻被皇帝召入宮中。皇帝問他能否作詩
,他回答說不能,又問他臨行時是否有人作詩送行,
他說隻有老妻作了一首,詩雲:“且休落托貪杯酒,
*莫猖狂愛吟詩。**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皇帝聽後大笑,於是放楊僕還山。如今蘇軾自己
也因為作詩而被“捉將官裡去”,他希望妻子也像楊
僕的老妻那樣,作一首詩為他送行(《東坡志林》)
。 可是,當身為太守的蘇軾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態
度專橫的官差和獄卒像雞犬一樣押持過市時,他立刻
就感受到了事態的險惡和此行的兇多吉少,大概真要
“斷送老頭皮”了!途經太湖時,見月色如晝而風濤
傾到,頓生投水自盡以免連累他人的輕生念頭。隻是
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蘇轍必不願獨生,蘇軾纔沒有像
屈原那樣舉身自投湖中。 到了京師,關在獄牢裡,常被提審,蘇軾憂在必
死,把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藥收藏起來,準備一旦有不
測即服了自殺(《孔氏談苑》)。在入獄前,蘇軾曾
與長子蘇邁約定,平時送飯隻送菜與肉,如有不測,
則改為送魚。有一次因蘇邁有事外出,托一親戚代為
送飯,那親戚偶爾忘記了先前的約定,送一條魚到獄
中。蘇軾見魚大為驚駭,以為難免一死(《避暑錄話
》)。他在獄中作了兩首給弟弟蘇轍的訣別詩,即《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
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遣子由
,二首》。其一雲: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家*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結人間未了因。 由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蘇軾的忠君觀念是很強
的,處於生死關口,還忘不了頌揚天子的聖明和恩澤
萬物,把一切不幸全歸之於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 他想到初入仕途時,曾與弟弟蘇轍以將來歸隱山中、
勿苦愛高官相約,而且前年在徐州相別時,還說過“
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上”的話。可如今自己年
未老而要“先償債”,在此地的青山埋骨,留下一家
十口,讓弟弟“*累人”和“獨傷神”。 這已帶有死別時以後事相托的意味了。正因為蘇
軾此時深信自己必死無疑,所以纔會在第二首詩裡寫
出這樣的句子:“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把臨死之人那種魂飛魄散的不安心理,表現得極
為真切生動。獄卒得詩後不敢隱藏,上奏朝廷。據說
神宗見詩後頗為動心,覺得蘇軾還是愛君的,遂有從
寬發落之意。 但當時朝中的一些人,如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
史舒亶,以及副相王珪之流,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
後快。李定過去因繼母死時不服喪而遭士論譴責,蘇
軾曾上章彈劾過他,這下正好公報私仇。他們把作為
蘇軾主要罪證的《錢塘集》裡的詩加以引申發揮,指
控蘇軾攻擊新法。如說蘇軾詩中的“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攻擊農田水利法;“豈是聞韶
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朝廷鹽法等等。 蘇軾是個襟懷坦蕩的文人,從不想隱瞞自己的觀
點,他反對“新法”的思想是一貫的,而且早在《上
神宗皇帝書》裡就明確提出來過。所以他不僅不否認
李定等人的揭發,而且還對李定等人舉報的詩歌裡蘊
含的譏諷之意加以疏解,使其*明白。如他承認自己
所寫的“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是“
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誤隨弓旌落塵土,坐
使鞭棰環呻呼”,是“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棰多也
”。意在歌詠民瘼,以上達朝廷。 李定等人知道,僅說蘇軾譏諷新法,似還不足以
讓神宗殺掉蘇軾,於是不惜深文周納,捕風捉影,指
控蘇軾對神宗有“不臣”之意。其根據是蘇軾的《王
復秀纔所居雙檜》一詩: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蘇軾的這首詩為詠物之作,寫檜樹不僅樹干挺撥
向上,直指碧空,連地下的樹根也是筆直的。如果不
是惡意中傷的話,隻能說成是蘇軾在借物詠懷時抒發
自己剛正不阿的情懷。但是王珪卻根據李定、舒亶等
人對詩意的曲解,抓住“蟄龍”一詞大做文章。 王珪對宋神宗說:“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
神宗改容道:“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
知之?”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
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如此解詩,還可
進一步把“蟄龍”說成是蘇軾的自喻,而“龍”在封
建社會是王權的像征,那簡直就是要謀反了。當時在
場的章惇聽出了這裡面暗含的殺機,從旁為蘇軾開脫
道:“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龍也。”神宗
也還清醒,他認為自古稱龍的很多,如孔明非人君,
但也稱臥龍,所以他覺得王珪的解釋未免太牽強附會
了,於是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
何預朕事?”(《石林詩話》)
蘇軾在獄中也感覺到“蟄龍”一詞關繫重大,在
回答獄吏的詢問時,他舉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
,不知龍向此中蟠”為據,說自己詩裡說的蟄龍就是
王安石所講的龍。這樣一來,想陷害蘇軾的人也就無
話可說了,總不能因涉及“龍”字而讓兩顆人頭落地
。 蘇軾畢竟是聲名在外的一代奇纔,當時有不少人
想營救他。如蘇轍上書朝廷,表示願意用自己的官職
為蘇軾贖罪。宰相吳充、甚至新黨人物章惇等人,也
都從旁為蘇軾說話。王安石雖已退居金陵,但也上書
勸說神宗:“安有聖世而殺纔士乎?”神宗是個好名
而畏人議論的君主,這些對他的思想不會沒有影響。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能免於一死,原因是多方
面的。有人說神宗本來就無意於殺蘇軾,也有人說得
力於曹太後的出面干預。還有人說是王安石的話起了
作用,因宋代還未曾殺過士大夫,神宗朝是“聖世”
,哪有開殺戒之理,故此事遂以王安石的“一言而決
”。蘇軾在獄中關了四個多月後被放了出來,連削兩
個官職,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判。所謂“安置”帶有管制的意思,實際是戴罪流放
。當時受此案牽連的士大夫文人,因“曾與蘇軾交往
,以文字譏諷政事”,以及因“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
”而不舉報等罪名,被貶官和遠謫的多達數十人。 P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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