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蘇軾與朱熹/學人文庫

文人的抉擇這得從北宋有名的“烏臺詩案”談起，一樁中國文化**相當**的“文字獄”。
“烏臺詩案”又稱“眉山詩案”，當事者蘇軾是當時*負盛名的大詩人和文壇**，他的因詩禍而被捕入獄，對他本人及其周圍的文人都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沉重打擊。事情發生得很突然，仿佛是無端飛來的橫禍，然而從當時的客觀社會政治環境和蘇軾本人主觀方面的因素來看，這“詩禍”的產生又有它的必然性。
事件的起因是蘇軾反對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 ”。蘇軾與王安石同為宋代**的散文大家，又一同受知於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中堅。兩人在文學創作方面是同道，有文字之交，私下的情誼也不錯，而且在政治上也都具有憂國憂民的儒者襟懷和強烈的議政參政意識。他們對表面承平的社會背後所隱藏著的財政危機、政治危機和邊務松懈等弊端，也都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反對因循守舊，主張革新朝政，曾先後提出過自己除舊立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正是在具體的改革措施方面，兩人存在著較大的分歧。
王安石在早年寫的《上仁宗皇帝書》裡認為，國家陷於內外交困而難於久安的原因是“不知法度”，所以出路在於“變革天下之弊法”。他提出了一繫列變法措施，主張立刻進行大張旗鼓的變法。而蘇軾則在其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策》中，強調“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明確指出兩者之中，“任人之失”纔是主要的，如果用人不當，變法也未必有濟於國事。他還認為當時趙宋王朝的狀況，就像一個悶悶不樂的病人，連自己哪裡有病也說不清。在這種情況下，變革朝政必須慢慢來，不能魯莽地下猛藥。也就是說他主張漸變，反對驟變。盡管蘇軾不反對進行政治改革，但在改革的內容和方法等具體問題上，與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有明顯的對立，形成了兩人政見的不同。
應當承認，相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思想而言，蘇軾的政治主張具有溫和改良的保守性質。這使他與當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頑固守舊派有了某種思想上的認同，進而陷入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中。士大夫階層由於政見不同而形成的黨爭和傾軋，一直是封建專制集權社會的官僚政治難以克服的痼疾。黨爭一起，雙方固執己見而意氣用事，相互非難，其間難免有人乘機挾私報復。政治鬥爭中摻雜了許多非政治的因素，其是非曲直就非簡單的“進步”或“保守”所能論定的了。
王安石在仁宗朝就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但一直未能實施，所以與蘇軾等人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衝突。宋神宗即位後，很欣賞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於熙寧二年任命王安石為宰相，開始了歷**有名的“熙寧變法”。由於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很快把自己的變法理論變為變法實踐，制定出“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等一繫列的“新法”。對此，蘇軾是持否定態度的，他曾批評宋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宋史·本傳》）。當神宗表示願意采納時，他又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根據自己的政見，對“新法”進行全面批評，要求廢除“新法” ，言論十分激烈，這就使他站到了與變法派人物** 對立的舊黨立場上去了。
當許多舊黨的元老重臣因反對新法而紛紛辭官離京後，蘇軾也要求出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後改知密州、徐州等地。在地方官任上，蘇軾一面以詩酒自娛，化解政治上的失意，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人民做些好事；一面則因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被采納而滿腹牢騷。見到新法有不便十民者，便用《詩經》“ 六義”的比興美刺之法，寫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詩文，以示對新法的不滿。
蘇軾尤為不滿的，是王安石的“用人之失”。如果說他與王安石之間的衝突還**於政治見解的不同，雙方對彼此的學問和人品都還極為推重的話，那麼他對王安石提撥的那些“新進”們，就**是看不上眼了。王安石**次罷相時，蘇軾遷知湖州，他在《湖州謝表》中說：“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是說皇上知道自己愚笨，老成不合時宜，所以讓自己出外任地方官，自己也不願意與朝中那些無事生非的“新進”們為伍。這本為牢騷之語，但卻捅了馬蜂窠。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裡行舒亶等一批“新進”紛紛上章彈劾蘇軾，眾口一詞，說蘇軾訕上罵下，包藏禍心，無人臣之節，並收集和列舉蘇軾諷刺新法的詩文為證。在這種情形之下，神宗隻好命令御史臺派人去湖州拘捕蘇軾，入京立案審問。因御史臺又別稱烏臺，故這件案子就稱為“烏臺詩案”。
用人不當是導致王安石推行“新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對於他來說，此乃不得已之事。因變法一開始就觸犯了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朝中守舊派的激烈反對，許多原來與他關繫不錯的人都離他而去。王安石因此而一度罷相。他要推行新法，隻有起用那些善於曲意迎合但心懷野心的“新進勇銳之人 ”，如呂惠卿、李定、舒亶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品行差的人是靠不住的。如呂惠卿本為王安石提撥上來的副相，但他卻因窺視相位而揭發王安石給他的私信中有“無使上知”之語，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再度罷相，退居金陵。這樣一來，圍繞著變法而進行的黨爭，就演變成了一場爭奪權力、排斥異己的惡劣的政治傾軋。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的心情是極為復雜的。剛接到被拘捕文書時，他還處變不驚，保持著一份固有的鎮靜和灑脫，對受驚嚇而痛哭流涕的妻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他說，宋真宗時有一位能作詩的隱士楊僕，不願做官，卻被皇帝召入宮中。皇帝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又問他臨行時是否有人作詩送行，他說隻有老妻作了一首，詩雲：“且休落托貪杯酒， *莫猖狂愛吟詩。**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皇帝聽後大笑，於是放楊僕還山。如今蘇軾自己也因為作詩而被“捉將官裡去”，他希望妻子也像楊僕的老妻那樣，作一首詩為他送行（《東坡志林》）。
可是，當身為太守的蘇軾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態度專橫的官差和獄卒像雞犬一樣押持過市時，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事態的險惡和此行的兇多吉少，大概真要 “斷送老頭皮”了！途經太湖時，見月色如晝而風濤傾到，頓生投水自盡以免連累他人的輕生念頭。隻是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蘇轍必不願獨生，蘇軾纔沒有像屈原那樣舉身自投湖中。
到了京師，關在獄牢裡，常被提審，蘇軾憂在必死，把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藥收藏起來，準備一旦有不測即服了自殺（《孔氏談苑》）。在入獄前，蘇軾曾與長子蘇邁約定，平時送飯隻送菜與肉，如有不測，則改為送魚。有一次因蘇邁有事外出，托一親戚代為送飯，那親戚偶爾忘記了先前的約定，送一條魚到獄中。蘇軾見魚大為驚駭，以為難免一死（《避暑錄話》）。他在獄中作了兩首給弟弟蘇轍的訣別詩，即《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遣子由，二首》。其一雲：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家*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結人間未了因。
由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蘇軾的忠君觀念是很強的，處於生死關口，還忘不了頌揚天子的聖明和恩澤萬物，把一切不幸全歸之於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
他想到初入仕途時，曾與弟弟蘇轍以將來歸隱山中、勿苦愛高官相約，而且前年在徐州相別時，還說過“ 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上”的話。可如今自己年未老而要“先償債”，在此地的青山埋骨，留下一家十口，讓弟弟“*累人”和“獨傷神”。
這已帶有死別時以後事相托的意味了。正因為蘇軾此時深信自己必死無疑，所以纔會在第二首詩裡寫出這樣的句子：“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把臨死之人那種魂飛魄散的不安心理，表現得極為真切生動。獄卒得詩後不敢隱藏，上奏朝廷。據說神宗見詩後頗為動心，覺得蘇軾還是愛君的，遂有從寬發落之意。
但當時朝中的一些人，如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舒亶，以及副相王珪之流，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李定過去因繼母死時不服喪而遭士論譴責，蘇軾曾上章彈劾過他，這下正好公報私仇。他們把作為蘇軾主要罪證的《錢塘集》裡的詩加以引申發揮，指控蘇軾攻擊新法。如說蘇軾詩中的“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攻擊農田水利法；“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朝廷鹽法等等。
蘇軾是個襟懷坦蕩的文人，從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反對“新法”的思想是一貫的，而且早在《上神宗皇帝書》裡就明確提出來過。所以他不僅不否認李定等人的揭發，而且還對李定等人舉報的詩歌裡蘊含的譏諷之意加以疏解，使其*明白。如他承認自己所寫的“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是“ 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棰環呻呼”，是“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棰多也 ”。意在歌詠民瘼，以上達朝廷。
李定等人知道，僅說蘇軾譏諷新法，似還不足以讓神宗殺掉蘇軾，於是不惜深文周納，捕風捉影，指控蘇軾對神宗有“不臣”之意。其根據是蘇軾的《王復秀纔所居雙檜》一詩：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蘇軾的這首詩為詠物之作，寫檜樹不僅樹干挺撥向上，直指碧空，連地下的樹根也是筆直的。如果不是惡意中傷的話，隻能說成是蘇軾在借物詠懷時抒發自己剛正不阿的情懷。但是王珪卻根據李定、舒亶等人對詩意的曲解，抓住“蟄龍”一詞大做文章。
王珪對宋神宗說：“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 神宗改容道：“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如此解詩，還可進一步把“蟄龍”說成是蘇軾的自喻，而“龍”在封建社會是王權的像征，那簡直就是要謀反了。當時在場的章惇聽出了這裡面暗含的殺機，從旁為蘇軾開脫道：“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龍也。”神宗也還清醒，他認為自古稱龍的很多，如孔明非人君，但也稱臥龍，所以他覺得王珪的解釋未免太牽強附會了，於是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石林詩話》）蘇軾在獄中也感覺到“蟄龍”一詞關繫重大，在回答獄吏的詢問時，他舉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為據，說自己詩裡說的蟄龍就是王安石所講的龍。這樣一來，想陷害蘇軾的人也就無話可說了，總不能因涉及“龍”字而讓兩顆人頭落地。
蘇軾畢竟是聲名在外的一代奇纔，當時有不少人想營救他。如蘇轍上書朝廷，表示願意用自己的官職為蘇軾贖罪。宰相吳充、甚至新黨人物章惇等人，也都從旁為蘇軾說話。王安石雖已退居金陵，但也上書勸說神宗：“安有聖世而殺纔士乎？”神宗是個好名而畏人議論的君主，這些對他的思想不會沒有影響。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能免於一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說神宗本來就無意於殺蘇軾，也有人說得力於曹太後的出面干預。還有人說是王安石的話起了作用，因宋代還未曾殺過士大夫，神宗朝是“聖世” ，哪有開殺戒之理，故此事遂以王安石的“一言而決 ”。蘇軾在獄中關了四個多月後被放了出來，連削兩個官職，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判。所謂“安置”帶有管制的意思，實際是戴罪流放。當時受此案牽連的士大夫文人，因“曾與蘇軾交往，以文字譏諷政事”，以及因“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 ”而不舉報等罪名，被貶官和遠謫的多達數十人。
P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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