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仁智大國:“創造性介入”概說 | 該商品所屬分類:社會科學 -> 社會學 | 【市場價】 | 478-694元 | 【優惠價】 | 299-434元 | 【介質】 | book | 【ISBN】 | 9787301295243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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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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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30129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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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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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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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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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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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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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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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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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247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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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解析新時代中國外交取向的佳作,“創造性介入”,則是塑造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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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創造性介入”三部曲的合集。在整合以往三部作品內容的基礎上,他將中國應該塑造的國際形像歸納為仁智大國。從確定中國外交的新取向到審視國內的外交體制,再到國內外交能力的建設,作者認為,本書提倡的“創造性介入”,不應當隻是視為倡導積極進取、角色活躍的對外態度,它同時對自身長短有清醒的估計,努力成為有風範的、進步的、被本國人民熱愛並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國家。智且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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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1957年7月出生,湖北武漢人,研究員。主要學術專長是國際政治專業,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國際關繫學會副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繫主任、《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主編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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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語/ 1 **部分基本線索/ 4 一、 外交本質/ 5 二、 研究線索/ 7 三、 創造性介入/ 11 四、 場景推演/ 17 五、 外交轉型/ 33 六、 **趨勢/ 40 七、 理論支撐/ 64 第二部分代際轉換/ 106 一、 毛澤東時代:屈辱催生的抗爭立場/ 107 二、 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和**合作/ 117 三、 新一代外交:世界大國的機遇與考驗/ 129 四、 外交轉型的社會基礎/ 151 第三部分能力建設/ 164 一、 外交公共產品問題:以對非外交為例/ 165 二、 歐洲人如何扮演**角色?——借鋻與反思/ 214 三、 中國外交能力:新的方位及議題/ 243 結語仁的社會,智的外交/ 312 後記/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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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新秩序
在***的外交布局中,中國周邊地區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例如,近幾年裡,中共中央召開了專門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來的**次;會上***提出了 “親、誠、惠、容” 的四字方針,把它作為對鄰國工作的特殊要求;中國***還利用主辦亞信峰會,提出了樹立亞洲安全觀、制定地區安全行為準則、協調本地區各國應對重大突發危機等倡議;中國政府新近推出的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對外戰略經濟規劃,也以周邊地區為主要基石。依筆者個人的解讀,中國***對周邊外交方針的制定,主要有三點戰略考量:其一是扭轉前幾年美國 “重返亞洲” 戰略給中國與鄰國關繫造成的被動不利局面;其二是為中國引導建立的亞洲經貿和安全格局創造合適的氛圍;其三是保持以中國為重心的東亞區域相對繁榮穩定的基礎上爭取*大的**影響力。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一代中國***,既能 “硬的*硬”,亦可 “軟的*軟”。舉例來講,中國一方面提出了 “海洋強國” 遠景目標,大力發展海軍和民事海上力量,敢與日本、菲律賓、越南及背後支持它們的美國較量,大力維護和擴展中國的海洋權益;另一方面主動向多數**釋放善意,*加積極地提供解決海洋爭端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提出諸如 “雙軌思路”、與東南亞南亞各國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重大倡議。幾年時間裡,中國周邊外交出臺措施之多、涉及面之廣,令人眼花繚亂,很短時間內扭轉此前幾年隻是 “撞擊反射” 的被動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直由美國及其盟友 (尤其是美日同盟) 掌控的東亞舊秩序,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特別是受到近幾年衝擊波的震撼,變得裂痕累累。東亞新秩序的天平,正在向中國一方傾斜。 “命運共同體” 理念
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後**會見外國人士時就表示,**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性問題,任何**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在多個場合,他分別提到了 “中非 (非洲) 命運共同體” “中拉 (拉丁美洲) 命運共同體” “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中巴 (巴基斯坦) 命運共同體” ;尤其是,提出 “一帶一路” 規劃,要促進有關**逐步形成 “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還說: “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共產黨人、社會主義**的理念。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像。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不能唯利是圖、斤斤計較。對周邊和發展中**,一定要堅持正確義利觀。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義,堅持平等相待,遵守**關繫基本原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為一己之私損害他人利益、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經濟上要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參見**: 《堅持正確義利觀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深刻領會***同志關於外交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 《人民日報》 2013年9月10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類似的講話並不多見。筆者認為,它不隻是像一些媒體所說的那樣,表明了對外界急劇升溫的 “中國威脅論” 的批駁態度,而且從一個角度顯現出中國新一代***的大國道義感和責任意識。雖然目前很難說**社會對此有多少了解,未來這種理念肯定會發生持續的作用。 統籌內外利益
**中國是**化*主要的參與者和獲益大國之一。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實施 “走出去” 方針之後,中國巨人一日千裡似地邁向地球各個角落,海外利益越來越大、GDP之占比越來越高,**經濟、政治和安全局勢對於**發展與穩定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上升。正因如此,中國新一代***強調,要注重****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套規則,努力使它們之間不是摩擦對抗,而是協調對接。***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 “我國已經進入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中國與世界的關繫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我們觀察和規劃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 琢磨一下,這種思路對於中國外交和軍事的下一步建構,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中國肯定將加大對海外利益的保護,對中國在**的人財物安危予以*多預防性安排;中國人民解放軍需要重新審視國防和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增加譬如說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打擊公海犯罪的能力建設、遠投力量各軍兵種比例調整等內容;中國政府必然依照**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需求與既定 標,向周邊和世界其他地區梯次轉移富裕產能和實現產業對接;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大型企業,會越來越多地在本部門本公司的議事日程和資源配置上考慮外部因素。統籌內外利益的外交和安全學說,成為**中國策論的主流。 “一帶一路” 倡議
***外交的亮點之一,是 “一帶一路” 重大倡議。這個由*****代表中國政府在2013年秋天對外宣告、*初以中國中亞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中國東盟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為目標的合作倡議,得到出乎意料的熱烈響應,幾年內有上百個**和**組織表達了參與意願,地理範圍擴大到中東、非洲、中東歐和亞太等地區,納入的多半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總人口 (約44億人) 和經濟總量 (約21萬億美元) 分別占到**六成和近三成。中國政府先後出資400億元和1000億元人民幣建立 “絲路基金”,大力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簡稱 “亞投行”,中國在其初始股本1000億美元中占有重要比重),以滿足基礎設施建造和相關投資信貸的需求。 綜合分析,這一規劃具有多重意義。首先,經濟上,它可以使中國政府擁有的幾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彙儲備和大量閑置過剩的制造業產能得到利用,緩解**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的困難。從較長期看,它也有助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金融服務業和**技術的同時,把傳統產業的一部分轉移到目前急需它們的許多**;這方面,相對於其他新興大國和發達**,中國有自己的拳頭產品及***優勢,如高鐵、常規工業品、實用技術和基礎設施建造能力,對發展中世界的政府和民眾都*有吸引力。這一倡議令中國在**經貿舞臺發揮了日益關鍵的作用。其次,政治上,中國大力推進的這個戰略經貿倡議,通過長遠布局和戰略投入,增強周邊地區和友好**對中國的向心力,減少乃至化解原有的某些利益糾紛和心結,逐步確立中國作為世界角色的地位。往大處說,這是世界歷史在21世紀前期長期再平衡過程的開始,是西方資本主義**統治數百年後**宏觀政治經濟的校正,是歷史悠久、體量巨大的中國為人類文明演進做出新貢獻的勢頭。無論尚存多少不成熟之處,也不管前進道路上會有什麼曲折, “一帶一路” 正在成為中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一個品牌,成為以 “互聯互通” 方式帶動**發展和倒逼**改革的重要抓手,它使得中國加入當代**體繫和**化進程的勢頭*加難以逆轉。 (三) 新的挑戰和關口
無論看似多麼強盛,中國新的成長態勢下面*非沒有隱患和問題。以***為核心的中國新一代***,未來面對的外交和**關繫的挑戰,至少包括如下的內容。 **個壓力,來自**十分強大而且勃勃上升的民族主義情感與**訴求。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輝煌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曾是一個在近代遭受外部列強凌辱和壓榨的落後**,現在終於獲得了 “重振雄風、揚眉吐氣” 的機會。對於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來說, “中國” 看上去再次成為受人尊敬的**。人們對於北京奧運會、GDP**日本 (乃至未來追上美國)、中國航天員太空漫步、國防現代化高速進展雖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但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感。13億人口的這種強烈民族情感,對於政治***來說,是一柄真正的 “雙刃劍”。如果動員和調動得當,它將成為團結社會和民心、建設現代民族**、加快國防和軍事現代化建設、抵御任何外部壓力和勒索、爭取*多**話語權和核心角色的強大力量;反之,它可能迫使決策部門在任何有爭議的**爭端事態和問題上不得不采取強硬、不妥協的立場,失去**談判和戰略運籌所必需的靈活性和回旋餘地,甚至任其蔓延、*終失去控制,導致與外部衝突的加劇。如何讓強大起來的中國保持持續、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時保持謙虛謹慎、開放學習的態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毛澤東、鄧小平有過這方面的論述,但*多是基於理性的預測,而非基於現實的評估。 與上一點相關,第二個大的關口,是在**新一輪 “藍色圈地運動” 方興未艾的背景下,面對和處置多個棘手的海洋主權糾紛。其實這一問題在新世紀初頭幾年已經出現,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在20世紀中葉生效,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波。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的刺激下,**有近150個**提出了海洋方面的要求或規劃,加大了海洋領域的投入和爭奪,目前仍有60多個**存在著與鄰國的主權糾紛或漁業糾紛。中國在南海、東海、黃海三個方向,與8個**存在程度不同、性質各異的海洋糾紛。尤其北京奧運會以來的這幾年,南海、東海方向的問題層出不窮,解決辦法乏善可陳。以東南亞**與中國的關繫為例:東盟十國中有五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涉及不同海域、島礁、漁場及大陸架劃分等權益的分歧。前些年海洋爭端沒有發酵之前,中國與東盟的關繫保持快速健康的發展,特別是自由貿易區的實施,讓雙方感受到*大的互利共贏好處及需求;中國與東盟關繫發展神速,比起日本與東盟的關繫,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但*近兩三年間,越南、菲律賓與中國在海洋上的摩擦升溫,馬來西亞、印尼、文萊雖然不想 “撕破臉皮”,但也沒有在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退縮妥協的意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繫驟然變得緊張微妙起來。與此同時,東海方向日本與中國的爭端,尤其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峙,則*加嚴重和難解。其實,韓國、朝鮮、印度等與中國有海洋糾紛或陸地邊界分歧的**,也在密切觀望事態的發展,尋找中國的底線與漏洞。另一方面,**有相當多的民眾和媒體,在綜合國力逐漸強盛的背景下,則對那些 “挑釁方” 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強烈要求政府和軍方采取手段對挑釁的**予以懲罰或 “教訓”,並伺機收復失地。南海 “仲裁案” 之後一段時間中國與東南亞**的整體關繫的緊張,就是多年罕見的外交困境之一。不能忘記,中國是**範圍涉及主權糾紛數量*多的**之一,歷史和現實的多重原因造成十分復雜的局面,解決它們*非一日之功。眼下,對於決策部門來說,適應**各方面的呼聲及需要,處理好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的海上邊界麻煩,一方面獲得*便捷的出海通道,對歷史權利做出*好維護,借此實現 “海洋強國” 的目標;另一方面又使之不至於變成中國與鄰國關繫的 “亂像之源”,不損害中國與周邊地區來之不易的良好關繫,簡單說處理好 “維權” 與 “維穩” 的矛盾, 確實是中國大國**智慧與能力的某種 “試金石”。 分析至此,觸及第三個大的挑戰:如何處理好與現有**體繫****大國的關繫,使美國不會成為中國可持續崛起與和平發展的 “絆腳石”?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圍繞近一時期的海洋糾紛事態,在日本和某些東南亞**與中國死纏爛打、不肯退縮的背後,有 “山姆大叔” 的強力撐腰。在中國新一代***和多數中國老百姓的內心裡,美國是當今世界的**大國,也是**能對中國*終崛起和民族復興進程造成嚴重阻礙的西方**。反觀美國那一邊,對華方針存在明顯的兩面性、搖擺性和不確定性。無論說什麼好聽的,美國人斷然不會答應任何**在軍事和高科技等關鍵領域取得對美國的優勢地位,撼動其世界霸主地位,*不會允許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在亞太地區把美國排擠出去,或在其他地區和領域構成對美國利益的重大損害。因此,當中國崛起壯大到一定程度時,比如軍事開支、經濟產值和航天事業發展到**的水平,美國人的疑慮和防範自然會增加,各種相應戰略策略應運而生 (如美國人在東亞海洋島嶼之爭幕後的運籌和操盤)。但**的中國又不同於當年的蘇聯,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和民間交往遠比美國與蘇聯的關繫深厚,加上**化時代的**機遇與治理難題,也給中美關繫平添了美蘇之間**不具備的某些內涵。這也是美國對華政策難以穩定的重要理由,是美國與中國之間戰略互疑與戰略需要同時存在、交替上升的關鍵所在。對於新一代中國***來說,他們對美國有*多的感性認識,理解也*深刻,尤其是深知動亂年代中美對抗帶給中國的嚴重後果,懂得改革開放這些年中國的發展和進步與美國不無關繫;他們也知道現在的中美關繫有哪些敏感與嚴峻之處,因而纔有創建 “新型大國關繫” 的說法與期待。不過,正如常言所道, “知易行難”,面對如此難局,中美之間未來究竟是相向而行 (盡管在不同軌道) 甚至逐漸拉近,還是反向使力、加速對撞?對此,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無人敢下斷言。這是當今世界****大國與*大新興**之間的復雜博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後果,可能是得多失少的關繫,可能是互利共贏的結局。歷史給出的一個啟示是,不管對抗還是合作,美國作為當今**體繫的主宰者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巨大的陰影或者重心存在,中美關繫始終是制約當代中國對外關繫格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繫。雖然***在各種場合一再表達了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 的意願,**社會和中國很多人都在觀察,中美兩國***能否真的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揚長避短、走出新局?
第四個挑戰,與**復雜的民族構成和新情況有關,也同**範圍各種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及所謂 “文明的衝突” 聯繫在一起,那就是:如何妥善應對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區域的擴張蔓延,如何巧妙處理相關的**糾紛和壓力,同時在此過程中保持中國**的持續穩定、統一完整?從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大國的情況比較而言,處置**復雜的民族糾紛以及由此誘發的**矛盾,始終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一個嚴峻任務,弄不好就造成動蕩不定的內外惡果,乃至打亂原有戰略日程、延緩強國富民的進程。俄羅斯在近20年間因車臣問題造成嚴重 “內傷”,主體民族俄羅斯族與外高加索一帶少數民族的緊張關繫,成為制約俄羅斯能量的主要軟肋之一,也是俄羅斯與西方關繫緊張的重要根源之一;印度近年來雖然因其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引人注目,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嚴重分歧,每每成為**宗教民族衝突及與鄰國摩擦對抗的導火索,未來也可能成為妨礙這個新興大國雄心勃勃目標實現的主要障礙;南非、墨西哥、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等頗有希望的地區大國,不同程度地存在此類困擾,各**部種族、民族衝突的解決,成為考驗這些**決策精英實現民族**振興目標的一大關口。在中國,雖然黨和政府長期堅持各民族團結及和諧共進的方針,但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內地沿海地區與邊疆少數民族區域的發展差距在不斷擴大,加上冷戰結束後周邊地區民族分裂主義、暴力恐怖勢力、宗教**勢力的強勢崛起和影響外溢至中國境內,中國決策層處理**民族問題的難度逐漸增大。2008年拉薩的 “3·14” 事件 和2009年烏魯木齊的 “7·5” 事件,證明了問題的嚴重性質。從外交和**關繫角度分析,所謂 “西藏問題” 背後,有各種**因素介入,未來 “藏獨” 勢力若出現 “後達賴時代”,*可能形成復雜棘手的外部壓力;而中國西北部民族分離主義的滋生蔓延,也直接受到中亞、西亞、北非一帶動蕩局勢的深刻影響,令中國政府無法單從**事務的角度,規劃、運籌**這一大片疆域的未來。 從外交與**戰略角度觀察,第五個挑戰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和對外依賴。現今的中國是世界*大的制造業基地,也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速度*快的世界大國,能源消耗的快速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國自身化石能源儲量和產量隻能滿足這種巨大能耗的一部分 (如石油、鐵礦石、銅材等),核能、風能、水電、沼氣能等新能源增長雖快但比重仍小 (目前尚不到能源供應總量的10%),缺口的部分不得不依賴與世界相關產地的合作與進口。考慮到中國人口和經濟的規模及增長前景,如何保障這種不斷上升的能源需求,在**須提出增產節能降耗、調整產業結構的重大方針,尤其在對外戰略和布局上做出規劃,特別是對與世界能源產地及**的交往做出適合安排,對威脅能源通道和供應的各種外部不測事態做出預警和應對,是中國對外決策重大日程排位前列的議題之一。它*非像普通人想像的如買賣關繫那般簡單。舉一個例子:中國盡管是世界上石油產量靠前的**,但石油產量自給率逐年下降,進口量逐年增加,目前中國在相當多品種的化石能源進口方面已經成為***大的進口國。例如石油消費的60%,鐵礦石消費的三分之二,都依賴外部世界供應。保證這種供應鏈條的長久穩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主要的三大石油進口產地為中東地區、俄羅斯及其周邊、非洲地區,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動蕩的風險隱患。另外,近年來**能源供需格局、價格形成機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需求重心加速東移,供應軸心逐漸西移,能源安全出現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正成為**能源消費與貿易新的增長點,而北美、歐洲等**傳統能源消費將漸呈下降趨勢。與此同時,世界能源生產中心日益多元化。中東-北非、中亞-俄羅斯占世界石油儲量的647%,仍將是供應的中心。頁岩氣、頁岩油、油砂等**規能源和非化石新能源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開發和應用,使北美在作為能源消費地的同時逐漸轉為能源供應地。這是一個值得追蹤的新趨勢。對上述各種因素如何統籌考慮,發展出*長遠的**能源外交和戰略布局,同時讓**社會對此有*低限度的理解和接受,可以說是中國新***面對的一大難題。 第六個大的挑戰,是提高中國政府及其決策的公信力。它包含內外兩個方面。對內是加強公眾對政府和黨的信任,加快處理**社會政治日益嚴峻的非正義和不公平現像,不使之惡性蔓延,毀壞中國自身成長的基石和中外關繫良性發展的軌道。對外則要防止 “中國越強大越富有、朋友越少、親和力越弱” 的趨勢,以有效的行動改進中國的**貢獻和形像,使各種版本的 “中國威脅論” 不攻自破。現在**普遍覺得政府對外交涉時太軟弱,而國外廣泛認為中國變得日益強硬;中國百姓感覺幸福感不強,對於物價上漲、生活壓力有不少抱怨,而外部媒體和公眾常常誤認為中國像是民眾富裕、**稅收和外彙多到用不完的**。這種不斷擴大的認知反差,對於中國***是一種警醒。筆者的一個看法是,**公眾之所以有時懷疑外交部門和政治高層的對外立場,擔心會拿民族**的根本利益做不恰當交易,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很多官員在**辦事不公正、徇私舞弊,腐敗問題始終沒有根治。**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尤其是所謂 “憤青” 的出現,是很多人在宣洩心中的憤怒不滿,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會不公平現像的嚴重性;不少老百姓覺得**雖然富有了但分配極其不合理,財富增加了但自己所得與付出不成比例。不管有多少偏激的、片面的成分,社會上這類情緒及怨言的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解決分配不公、遏制官員腐敗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等重大課題。國外之所以有時不太理解和接受我們的立場,原因不可一概而論。有的是出於嫉妒和擔心中國的強大而刻意歪曲,有的是因為不了解中國的實情而導致的誤判與摩擦,有的是由於我們的外宣缺乏說服力而造成中外解釋上的差異與衝突,有的是來自我方某些具體制度和做法不合乎**通用規範而帶來的問題。但總體上講,中國外部形像不盡如人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真心了解和支持中國發展的人,都期待新一代***在這方面做出大的改進,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 第七個挑戰是,如何確定自身在**高地上 方位,一方面有力而巧妙地維護不斷增長和**化的**利益,另一方面根據**外需求積極且量力而行地承擔*大的**責任。這裡面*大的難點,不在於妥善處理與周邊**的主權糾紛,以及應對好**大國美國對中國的疑惑及所謂 “再平衡” 手段,而在於怎樣恰當處理**巨大的重心 (決策優先性) 與不斷增強的**角色 (權利/義務) 之間的關繫,用合適的機制統籌協調外交、軍事、商務等部門的潛在矛盾。與一般**不同,中國如此巨大規模的市場以及獨特而成繫統的文化傳統,很容易使***不自覺地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決當下迫切的**事務上,而忽略 (至少是輕視) 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需要以及敏感復雜的批評意見。與許多新興**不一樣,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同歐美**下的**體繫和價值體繫有*多差異和摩擦,中國***相對缺乏在一個比較 “異樣” 的周邊及**環境中提供**公共產品的經驗和技術。中國**復雜多樣的民族構成及新的變化,很可能成為俄羅斯那樣在飽受外部抨擊之後出手反擊的內外摩擦點,中國也可能像印度那樣由於解決不好與周邊**的歷史恩怨和現實難題,而反復滯留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傳統 “外交疆域”,以致不能在**高地上伸展手腳。中國現在有了越來越多的**收益、**威脅等**利害關繫,也在經貿等層面有了*大的**大國氣像,但中國的**政治角色 (包括對整個人類的政治哲學引導符號) 顯然不太明晰,它的**安全目標和策略也不太繫統連貫,其對於**社會和文化領域的作用杠杆*是乏善可陳。盡管人們可以說,中國在這些方面比過去 “強了許多”,隻是這種增強遠未發揮中國人的潛力、達到合適的水準,*遑論以比較理想的方式發揮作用。 在***這一代政治家面前,對外關繫存在的各種難題,多半不是傳統式的、純粹消極性質的問題,不是舊時代、舊結構下的矛盾,而是新時期、新形勢下出現的情況,屬於前進過程中的特有 “瓶頸”。恰當的判別能力,好的平衡感,堅守基本目標不動搖,是很不容易掌握的,尤其對中國這樣快速成長又有獨特歷史和政治制度的大國 (及其精英階層)。舉例說,低水平消費時代的中國,不存在能源短缺的問題,也沒有 “能源外交” 或 “能源安全” 之類的挑戰;如果不是技術進步和資金充裕,對各國來說,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近十年帶來的衝擊波不會帶來如此巨大的壓強,譬如說在中國周邊帶來現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海洋主權糾紛 (所謂 “新一輪藍色圈地運動”)。假使不是國門開放和**經濟社會增長,中國普通人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大量地出國留學、打工、旅遊、經商,外交部門也不會有如此繁重幾乎不堪重負的領事保護任務。中國如果不是13億人口的大國,國力的快速發展和不斷壯大在鄰國周邊和世界其他大陸產生的震撼效應 (包括各種版本的 “中國威脅論”) 也就不可能像現在這般層出不窮。假使對這些問題的性質想不清楚,隻是看到消極陰暗的一面,像某些網絡上的言論經常抨擊的那樣,說中國現在受到了以美國、日本為首的各種反華勢力的扼殺封鎖,中華民族正處於危境和 “掰腕子” 的時刻;或者,像很多大眾媒體不無憂慮地討論的那樣,說現有**體繫和規則越來越壓縮了中國的存在空間,越來越妨礙 “中國夢” 的實現;又或者,像少數學界朋友試圖解釋的那樣,說當下的**金融危機,同時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和社會主義全面進入高潮期的預兆……假使我們的**決策和對外戰略建立在這些似是而非、片面狹隘的判斷之上,就不會有建立推進 “海洋強國” 步驟與保持睦鄰友好的大局之間復雜平衡的思考及統籌手段;就不會把西方某些別有用心勢力的宣傳伎倆及口號與真正反映全人類進步和**社會普遍追求的普世價值區別開來;就不會有與美國、日本等西方主要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繫的要求;就不會放棄利用現有**制度及規範為我所用的方略。說到底,前面提到的各種外交及**戰略的難題及關口,實際上與**政治和社會基礎之間有深刻的、內在的關聯。**體制的某些缺失和問題,造成了對外關繫的某些制約和不協調,因而若想在外交和**關繫方面取得*理想的成果,不僅各涉外部門自身需要提高和改進博弈的技巧,*需要**的觀念、體制、政策發生有利於新形勢的調整。當然,**變革的進行必須適度、穩健,能夠被多數百姓和部門所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不是在突變、動蕩或者存有大的分歧下強行推動。這種適應新時代、新形勢的變革及其議程,是依照本國國情和發展日程確立的,不會受到外力的干擾和破壞,不會被一時一事的 “戰略意外” 所改變和顛覆。 可以看出,中國新一代***對上面提到的新難題和重大關口已有*多感受和思考,所以***纔有 “把世界的機遇變成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變成世界的機遇” 的新提法。這種提法的指向,當然不再是毛澤東時代輸出革命的目標,也不是鄧小平時代外交保障經濟重心戰略思想的簡單重復,它拓展了***時期和胡錦濤時期的 “新安全觀” 和 “兩個大局” 等戰略思維的邊界。不過,知易行難,巨人 有其煩惱,尤其當他從低地邁上平原,再由平原朝高峰攀登之時—— “樹未大先招風” “高處不勝寒” 等,形像地說明了中國目前的行進狀態。 四、 外交轉型的社會基礎
(一) 何謂 “現代社會” 對於新一代中國政治***來說,**層面的挑戰遠甚於**層面的問題。 對此,筆者2014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講中做過初步分析。這裡引用其中幾段文字。目前中國面臨一項結構性挑戰,是歷**其他**很少遇到過的。挑戰的性質在於,世界上多數的崛起大國,如二戰前的德國、日本,歷**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都未能避開 “國強必霸、國強必亂” 的邏輯。中國現在的目標是:通過各種努力向世界表明,中國將采取合作、溝通、對話等和平方式完成崛起。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到底能否走出獨特的崛起道路?目前的周邊摩擦,包括中日之間、中國與南海聲索國之間,可以被視為各國對中國崛起的一種消極反應。一些觀察者認為,安倍政權與右翼勢力試圖挑釁中國,東南亞某些**與美國聯手遏制中國,印度試圖在某些方面制約中國。這些觀察未必沒有道理,但在我看來,關鍵還在於中國崛起本身,導致**地緣政治經濟與外交板塊劇烈變動。未來這種震蕩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外部是否接受 “和平崛起” 的承諾,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 不可否認,隨著中國的強大,它與西方**的**體繫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緊張關繫不時顯現。在微觀層面,出現一些誤解和錯覺,需要各方反復解釋;在宏觀層面有很多失衡與衝擊,包括**能源競爭、氣候變化、主權問題、軍事進展、地區與世界安全事務等。我們要客觀考慮外部對中國的接受程度,同時也包括中國能否真正改變對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斷,世界能否實現和而不同,大國之間有無意願多元共存、合作共進。在看待中國外交時,需要明確這項前提。在**範圍內,主要**和地區對於中國的崛起,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惑。不隻是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很多拉美、非洲的中小**,也將中國視為一個消極變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對於中國成長的影響沒有多少感受,而現在這種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之後變得突出。這也影響到中國與**社會交往的方式。可以說,中國外交的基本問題,是如何處理與**社會的關繫。中國目前體量巨大,在安全領域是核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軍費大國,也是**很多重要**組織的主要參與者;在經濟領域,目前對於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二的**,中國已成為**大貿易伙伴,中國同時也是***大的能源進口國、消費國和溫室氣體大戶。在**各類指標映射下,中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關繫*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當代**政治的關鍵變量。中國崛起能否走出 “國強必亂” 的歷史循環,構成中國外交面臨的一種結構性張力。 往內部看,現在既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機遇期,同時也是特殊的戰略脆弱期,是各種內部矛盾集中呈現的風險期。政治學有一個基本理論,即被各國發展證實的U型原理。簡單說,它的含義是:當社會處於**封閉的原始時期,或在高度發達開放的良好狀態下,社會的穩定性*好,很少有大的失序。一旦出現急劇的社會變動、迅速的社會分層、大規模對外貿易、廣泛的信息交流和各種以往沒有的互動踫撞時,原有的穩定性就會打破。變動程度越接近峰值,破壞性越嚴重。直至越過一個高點,例如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完成現代社會成長,產業結構、社會關繫趨於合理,政治成熟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吻合,這時破壞性開始下降,危機得到緩解。20世紀60—70年代,哈佛大學一個關於後發**現代化過程的課題組,對**150多個**進行研究後得出這一結論。他們還發現,族群騷亂、恐怖活動、社會抗爭、軍事異動等不穩定因素,大多發生在快速變動的這一時期。現在看來,中國恰好處於類似階段,歷史遺產與陳舊觀念,在面對新興結構和年輕一代時,不斷發生劇烈踫撞。 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存在,既有北京、上海這樣的發達地區,也有**落後、封閉的區域,治理難度很大。中國又是一個矛盾多元體,充滿歷史記憶,有著獨特的政治文化追求。作為**社會的新興力量,中國還希望為世界做出貢獻,擔負**大國的責任。多種屬性和使命熔鑄一體,內向與外向壓力挑戰構成交替性的雙重變奏。處理任何一面的問題都很難。內外兩種話語思維體繫之間,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緊張。例如,現在**普遍還覺得中國很窮,**上卻認為中國已經是比較富裕的**。**有聲音認為中國不應該為**提供那麼多的援助,**上態度相反,不管是大國小國,無論是近鄰如東南亞還是遙遠區域如北歐,人們普遍覺得中國重貿易、重資源,**貢獻與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展示不力。**普遍認為中國外交太軟,過多遷就,不似**果敢,但在**層面,譬如說自2008年以來筆者去過的十數個**,都認為中國變得強硬,舉出的事例有氣候談判、海權爭端、大國博弈等等。這類反差**大,大到**媒體和公眾不太能想像。處於內外夾層之中的**戰略制定者,有時真的不易。 可以說,中國現在處於不進則退的特殊時期。一種可能是,在未來一二十年,中國平穩度過這段敏感復雜的時期,跨過發達**較低門檻,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萬美元以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成為中等發達**,成為**GDP**的大國、真正的世界強國。另一種可能是,崛起至一定時期,會出現難以克服的困難和衝突,周邊**開始害怕和抵制,其他大國開始聯手防範,各種動蕩與內外紛爭持續不斷,貿易摩擦、主權糾紛、民生困難、貧富差距等問題加劇,尤其是外部壓力下**族群矛盾凸顯,地區差別擴大,政治改革無法推進,經濟進步帶來的福利無法彌補各種需求,排外思潮和**民族主義日盛。雖然未必如很多經濟學家的悲觀預言那樣,糟糕到內戰、饑荒、**大規模戰爭的地步,但可能出現大範圍失業、社會停滯、社會精英出走等現像,棘手矛盾合在一起,讓政治***顧此失彼、疲於應對。在我看來,未來不是單行道,決策者思考時不應排除上述兩種可能。上述演講難免失於嚴謹,但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即中國成敗的關鍵,在 “內” 不在 “外”,隻要自身搞好了,外部制造的麻煩,不至於讓中國 “翻船”。從世界範圍和當代歷史的視角來看,這也是大國不同於中小**的地方。鄧小平主要的貢獻,是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打破思想僵化和社會僵硬,把中國從傳統社會帶向現代化,進而激發生產力、創新精神和進步偏好。鄧小平本人並未完成這一轉型,他身上還帶著革命戰爭年代的印記,但他通過改革開放,確定了中國由舊時代向新時代轉換的樞紐。我認為,未來***等新一代中國政治**的歷史地位,取決於能否堅持上述努力,在與世界的復雜互動中,使中國真正從傳統社會變成現代社會。這項事業***,將面臨上述 “結構性挑戰”,或者說 “雙重困境”,即對外崛起過程中克服 “修昔底德陷阱”,對內轉型升級過程中克服 “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一種政治力的較量,看改革收效與危機崩盤孰快孰慢,看***的眼界、意志和能力大小,看內政外交的雙層博弈結局。 中華民族的漫長未來, 也許就決定於未來十年的 “彈指一揮間”。 就中國外交轉型研究而言,特別需要釐清 “現代社會” 的含義。我所說的從 “傳統” 到 “現代”,*非時間序列的先後順延,也不是技術或器物層面的*新替換,而是特指政治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尤其是社會結構的逐漸成熟。傳統社會並非一無是處,現代社會也*不是**無缺,然而從我們此刻關注的話題 “世界變遷與中國外交轉型” 考慮,現代社會取代傳統社會是一種歷史的跨越,是時代的進步。從世界歷史尤其是****的成長經驗觀察,不管現實情況有何差異,理論上說,現代社會應具備如下內涵與特性。 經濟上,與傳統社會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為經濟基礎、自給自足和對外防範式封閉的狀態根本不同,現代社會不僅建立在大機器和規模生產的經濟基礎上,而且把不斷的發展、*大規模的發展、*高層次的發展作為社會存在的基本驅動力。與傳統社會所呈現的較為剛性僵硬的結構有別,現代社會具有*大的彈性和延展能力,能夠不斷分層並呈現豐富多樣的局面。典型事例是不斷湧現的新社會分工、新職業階梯、新就業路徑,以及現代社會公民對於兼職、合同制、商務尋租、人纔流動等現像的坦然。就**經濟和**貿易領域來看,發達**和新興大國明顯比落後***注重這些方面的能力培養。現代社會趨於發展出較完備、可預期的科層管理制度,如財會體制、教育體制、國防動員體制、知識創新體制,不斷自我修補、趨於完善的這些制度,逐漸取代了傳統社會那種由少數人**意志壟斷各種重要資源配置、管理制度粗放簡單且功能模糊不清的局面。現代社會的整體對外關繫,注重**貿易,重視跨國間的各種流動,尊重互通有無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現代社會組成的**,傾向於用*加精細而非簡單粗暴的方式處理**關繫,願意用民主協商和法治的精神促進現代商務的成長和人的福利提升。無疑,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有利於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有利於逐漸形成對環境友好、人際關繫良性互動、**交往相互尊重、宇宙探索事業不斷進展的均衡形態。 政治上,在傳統社會,處於上位的 “**” (包括皇帝、國王、酋長和各種專制者) 是強勢的、自大的、不可批評和*換的,處於下位的、順從的百姓就是臣民;在現代社會, “**” 與 “社會” 的位置剛好相反:社會以各種方式 (無論選舉、政治協商或其他),決定政治代表的去留,制約政治議題重要性的先後。 “大寫的人”,是現代社會*重要的標志。與傳統社會相比,**專制制度和對個人權利的扼殺,被遵守法制、尊重他人、懂得群己界限的個人自由所取代。不必說,在這種狀態下,個人利益的實現,與公益有一種兼顧、並行不悖的復雜安排。現代社會的公民,對自己的生命、財物、法律權利與參與機會等,有廣泛的興趣,有不可褫奪的了解權,有必要時做出擔當的自覺。現代**認可並保障物質的和精神的社會生活是自由的,是合法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從**數據分析,現代社會構成的**,* 極參與有關公民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公約制定,對於**公域 (如大洋洋底、南極和外層空間) 有*明確的興趣與法律意識。 法理上,自然可以想見,法律在現代社會有*高的塑造力,法律一旦實施,必須人人平等、沒有例外;因此,現代社會也必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用於法制的實施、修補和完善。實際上,聯合國體繫及各種**規範、公約、規則之類,是**範圍無單一政府前提下對法律至上性的建構與遵從。現代社會基礎上建立的現代**,不僅重視自身主權權利,也尊重其他**和**社會的基本權利,就是說現代**理解**責任,熟悉**制度和法律,善於維護**公平正義,提供所需的**公共產品。例如,通用的**標準 (子午線和時區劃分、汽車左行或右行標準、油輪設計標準或核安全標準等等),都是現代**的貢獻。在現代社會組成的**社會,那種不管**人權狀況、不必遵循**準則與慣例的**主權觀念,正在受到質疑,變得式微;新的標準及趨勢是,一方面抵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權繼續作為**關繫不可或缺的基石,另一方面主權**重視保護的責任,各國相互依賴。由此,像**人們之間形成連帶關繫一樣,現代**之間正在形成某種 “社會關繫”,即:所有社會承諾公民不受威脅,所有社會承諾遵守達成的義務,所有社會保障主權 (財產所有權) 的穩定。 思想上,與發展優先的現代主題相適應,現代社會的政治議程、精英共識、社會心態和整體氛圍,有一種著眼建設和成長的指向。現代社會有擴張利益的衝動,但它會避免陷入長期持續動蕩不安的、充滿爭鬥從而影響發展的狀態。這也意味著,尚武習氣在現代社會逐漸淡化乃至消失,人與人之間、族群之間,是用包容協商的態度,解決社區矛盾與人際紛爭。推至**關繫,現代社會組成的**社會,要求用和平的、諒解的、合作的精神 (即 《聯合國憲章》 精神或中印等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熱點糾紛與**爭端。一個現代的社會,應當具備樂意開放、保持吸納能力的良好狀態,不會采取封閉的、排斥外來事物的立場。在世界範圍觀察,進入現代社會的**,總體而言有著比落後***開放的心態,鼓勵公眾了解和欣賞其他**的優點。現代社會之哲學思想的基礎,概括地說,包括諸如人的自由、生命至上、多元民主、科學精神、平等主義和法治尊嚴等核心價值。沒有對這些核心價值的尊重,不會有名副其實的現代政治、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 現代社會也有自己的困惑與缺失,其形態和性質異於傳統社會。一個人舊時不得溫飽,操心的是如何獲取食物,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卻*易受糖尿病和 “三高” 指標的困擾。社會發展亦如此。現代科技極大開拓了人類探索宇宙空間能力的同時,也發明了原**之類可能毀滅人類的可怕**;現代經濟一方面使個人財富和社會福利成倍增長,另一方面制造出*大的生態危機和新式的貧富差距。現代民主讓專制獨裁統治無法立足,但它不具備防止政黨間鉤心鬥角、金錢干政或體制空轉等不良政治現像的 “免疫藥”。現代社會使政府繫統趨於完備、使數字化管理變得可能,可人們也見證了*加精致的官僚主義、復雜如迷宮的潛規則。現代**關繫通過金融、貿易、投資、外交、公約等交往形式加深各國相互依賴,然而終究無法消除強權政治、恐怖主義、教派殘殺和地區熱點等令人沮喪的現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裡面,有不少屬於較簡單社會結構向較復雜社會構造轉換時出現的問題,是 “前進階段上的矛盾” 或者說 “成長的煩惱” ;而且,如前面討論過的那樣,愈是快速轉型的社會,各種陣痛愈是強烈,處置起來愈無先例可循,決策者愈感難控。轉型的速度與風險成正比。說到底, “現代性” 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以*有力*顯著的方式,拓展了人性的善惡和**的優劣,用一種加速度裹挾逼迫各民族各個社會向*高的階段演進。窮究道理就會明白,無論是早是晚,不管喜歡與否,現代社會是各國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政治舵手必須面對的新地平線。 通過 “現代性” 的上述界定,我們不難看出,要想成為一個 “品質**” 的**,必須有一個不斷優化的社會。對於中國來說,要想成為真正受人尊敬的世界強國,同樣必須有真正現代的社會構造。前文說過,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打破了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枷鎖,但他的 “世界革命” 戰略導致中國一直停留在傳統社會。鄧小平*大的貢獻,是開啟了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進程。新一代中國政治***的歷史評價,取決於他 (們) 是否懂得,正在崛起、受萬眾矚目的中國,自身不單在器物層面有落後與缺失,制度層面亦存在困難與矛盾;取決於他 (們) 是否願意面對復雜的內外壓力,大膽吐故納新、加速乃至完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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