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師道師說(侯仁之卷)/中國文化書院九秩導師文集

我為什麼要用劇本的形式來寫這個故事呢？這和我在初中二年級時參加話劇《山河淚》演出有直接關繫。那是一部描寫愛國青年學生的話劇，演出也鍛煉了我的語言能力。到了初中三年級上學期，我有勇氣參加學校組織的講演比賽，竟然得了**名。消息傳給母親，她立刻寫信來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母親早就說過，如果我長大了當一名教師，她能坐在課堂的 *後一排位子上聽我講課，就很高興了。可是我再也沒有料到，母親沒有等到這**，過早離開了我。母親的期待成為了一種內在的力量，引導我走上了一生執教的道路。我的教書生涯始於考入燕京大學後**個學期的期末，作為一名代課老師，站在了燕大附屬初中的講臺上。從那時起一直到念研究生，我在附中兼課前後延續了四、五年時間。
當我轉學到博文中學初中一年級時，偶然從同學那裡借閱到他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哥哥寄來的一本新文學作品《超人》。其中一篇《離家的一年》深深觸動了我——因為那也恰好是我離家的一年，從此引發了我熱衷課外閱讀和自己動筆寫作的興趣。數年之間涉獵過諸如文學研究社、創造社、太陽社等出版的大量刊物，補償六年間正常學習的不足。《離家的一年》的作者正是後來以《寄小讀者》這本書而深受廣大青少年所敬愛的作家冰心。到了1931年初夏，高三年級臨近畢業的時候，我作為潞河中學的保送生提前到燕京大學參加國文、英文兩科特別人學考試。在穆樓的考場，主持國文考試的一位年輕女老師走進來，在黑板上寫下兩個題目：一個是 “雪夜”，要求用白話文來寫，另一個是“論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要求用文言文來寫。我自以為寫來得心應手，就提早交了卷。順利通過考試後，我獲得四年獎學金，人讀燕京大學歷史繫。隻是事後纔知道這位主考老師，正是在廣泛閱讀中給我啟蒙教育的冰心老師。自此，我就尊稱冰心師為我的“啟蒙老師”了。
就在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的1929年暑假，父親決定要我轉學到濟南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因為那時有兩位遠房堂兄正在齊魯大學醫學院就讀，父親希望我將來也能學醫。
來到齊魯高中剛剛一個學期，因**突起，高中停辦，我又轉回博文高中。記得時任校長王元信留美歸來，創辦《博文季刊》，我被選為主編。我還根據課餘涉獵所及加以綜述，寫了甘地在印度領導的反英運動的文章，以“從歐戰後印度民族的自治運動說到獨立運動”為題發表。我手中所存的該刊一、二期，同樣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時丟失了。
由於當時博文中學尚未在政府立案，學生不能直接報考大學。為升學計，我在高中的*後一年，轉到河北通州潞河中學。該校的前身是美國教會所辦的協和大學，也正是我父親的母校，自然得到他的支持。那是1931 年秋，我**次來到想往已久的歷史文化古城北京，從此與北京結下不解之緣。
可是我到潞河中學不過半個多月，日本帝國主義陰謀襲擊瀋陽，“九 ·一八”事變爆發，立即激起廣大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學校的同學發起抗日宣傳活動，我參加抗日演講，又開始校內軍訓。但是掀起的學生運動到年底時就被政府壓制下去了。國難當頭，抗日也不允許，我**苦悶。
寒假中我有家難歸，一個人從潞河徒步四十裡路到前門外的楊梅竹斜街，為取一本我預訂的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雜志。回去的路上邊走邊讀。1931年1月號這一期闢有《貢獻給**青年》專欄，其中的一篇寫得特別好，鼓舞青年“不要空談救國”，要到民間去，“把自己的脊梁豎起來，真正去喚醒民眾”。文章的作者是顧頡剛。我本來對學醫就沒興趣，受顧頡剛文章和潞河中學陳昌佑校長的影響，*想選擇學歷史。*終促成我做出這個決定的是碩之。他說：“我主張你學歷史。學醫隻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為社會治病。”這樣我報考了顧頡剛教授所在的燕京大學。
我在燕京大學本科四年期間，先後在學貫中西的洪業(煨蓮)教授極為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下，以及在積極開拓中國沿革地理廣闊領域的顧頡剛教授啟發下，開始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同時還得到博文強記貫通古今的鄧之誠(文如)教授的及時指點，也使我深受教益。在課外參考書閱讀中，我又開始受到清初學者顧炎武“經世致用”這一學術思想的極大影響，也為他所提倡的“**興亡匹夫有責”的教導而深受感染。
在本科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後，我應新任歷史繫主任的頡剛師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他創設了一門新課“古跡古物調查實習”，指定我事先為學生寫好參考資料，作為現場教學之用。我早對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發生了興趣，參考資料的寫作進一步增加了我對北京古城的認識。可是這一學年剛結束，日本侵略者陰謀制造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相繼淪陷，頡剛師被迫離校南下，我轉為煨蓮師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議下，我完成了《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的碩士論文。實際上這時我的學術思想已經向著歷史時期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發展，為此煨蓮師為我安排了去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繫進修的機會，隻因歐戰阻隔未能成行。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日寇戰敗投降為止，前後十有四年。在這14年中的前8年，我先後從燕京大學本科與研究院獲得文學士和文碩士學位，隨後留校任教。1941年12月燕京大學被日寇查封，我遭日本憲兵逮捕。以罪名“以心傳心，抗日反日”被日本軍事法庭會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沒有遷居旅行自由。出獄後流寓津門，先後任教於天津達仁商學院與天津工商學院。1945年8月日寇戰敗投降，我立即回燕京大學參加復校工作。轉年夏，我得按原定計劃赴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三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我回到了促使我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北京城，直到**。其問的經歷可見於《學術歷程自述》一文。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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