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軍事_劍橋阿倫特指南

１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新的評價瑪格麗特？卡諾凡導論初版於１９５１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確立了漢娜？阿倫特作為政治思想家的聲譽，也被廣泛認為是理解她作品的關鍵。因為，在這部作品中，阿倫特試圖通過她對那場災難的體驗去理解極權主義，並由此闡發了一繫列反思，沿著這些思想軌跡，我們纔能理解她後來*為公眾所知的理論著作的實質。這部著作問世半個世紀後，一種對於極權主義理念的興趣重新興起，但這個概念本身仍充滿爭議。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在技術層面上使用這個術語，但阿倫特並不這樣做，她在書中就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對現代政治危機的一種闡釋與診斷，並且給出了忠告和藥方。本章要說明的是，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理解與主流觀點有很大不同。在本文的*後一部分，我將嘗試對她的理論給出新的評價。
極權主義的兩種概念對於這個話題，幾乎可以說，一千個作者的眼中有一千個“極權主義”，但是在探討阿倫特對這個主題的論述時，很容易因為一些寬泛的相似性而把她與大多數其他理論家混淆。阿倫特像其他人一樣關注“極權主義”這一全新政治現像：它以無所不包的世俗意識形態實行***的壓迫。她也像其他人一樣在２０世紀中期的政治光譜中找到了極權主義“左”和“右”的表現形式。但這些表面的相似性，掩蓋了*為重要的信息。我們必須認識到，實際上並不隻是存在一種“極權主義模式”，而是至少有兩種，它們又分別描述了不同的現像，導致了不同的理解，有著不同的理論與政治意涵。否則，我們對極權主義”就會產生種種困惑。
極權主義廣為人知的模式（它也擁有很多的變種）為我們描述了一種**均質的社會—政治體繫：基於某種意識形態藍本所建立的**，由憑借這一意識形態獲得合法性地位的一黨領導，其施行壓迫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並且它對其人民實行灌輸，以確保他們不會背離正統。這種政治體的構建在某種程度上與那些想要建立烏托邦的理論家有關；還有人解釋說，它的冷酷、不為任何東西所動的狀態及從中產生的持久性，是面對現代性焦慮的一種類宗教的解救方案。盡管我們通常把納粹主義歸入“極權主義”的條目之下，但*清晰的例子及其診斷與解決之道還是在斯大林式政體中*容易找到。若我們對其進行診斷，極權主義常被看作是由過於有野心的政治理念與激進行動導致的，而救治這種政治高燒的方法就是避免過於興奮：降低我們對類似政治和理念的預期，回到自由政治、懷疑論哲學和自由市場經濟——盡管它們看似乏味無聊，但事實將會證明它們是無價之寶。
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阿倫特的觀點與這些主流模式有很大差異，我們就無法對她的理論進行再評估。確實，在阿倫特那裡，對“左”和“右”的同等處理是存在的（雖然隻包括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體，沒有把意大利法西斯、斯大林之前及之後的蘇聯也囊括進去），對壓迫和意識形態的強調也是存在的（盡管我們會看到，阿倫特以與眾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這些重要問題），但是她與其他理論家的不同點是至關重要的，並且這與她對納粹主義，尤其是對大屠殺的關注有很大關繫。實際上，她為極權主義描繪的圖像與我們*熟悉的其他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說，主流觀點描繪的極權主義是一個僵化的、整齊劃一的、**透明的、靜止不變的冰凍之湖的形像，那麼在阿倫特的理論中，極權主義是一場將其所過之處盡皆摧毀的山洪，或者說是一場將所有屬人之事化為烏有的颶風。“極權主義”並非是經過深思熟慮纔建立起來的一種政治體繫，相反，在阿倫特的意義上，它意味著一種混亂的、非功利的、狂躁的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是摧毀人性以及使政治成為可能的人類世界。
來自奧斯維辛的觀察《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合三部於一：“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其中包含的理論頗為復雜，極難把握。本段將舉例說明阿倫特極權主義模式的數個十分明確的特點，而下一段將試圖說明阿倫特看待這些新現像的方式。也許，我們可以從她強調過多次的一個主題中尋找切入點：阿倫特一直關注的那種政治現像的全新性。“我們關於極權主義所知道的一切都昭示著一種恐怖的原創性……它的各種行徑無不構成了與我們全部傳統的決裂……”換句話說，極權主義說明了人類開始的能力，以全新的、偶然的、不可預見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動的能力，這種論調在她成熟的政治理論中多次若隱若現。但是，極權主義全新性之悖論在於，它同時展示了對人作為一個***的個體思考與行動之能力的悍然攻擊。
在阿倫特看來，這種新的現像昭示著一種自我毀滅，這種自我毀滅，她稱之為“深植於現代人心中的、對不是他親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懷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極權主義運動要求掌控無限的權力，但這被證明並不能帶來烏托邦的建立（烏托邦自身也會對權力及可能性做出限制），恰恰相反，它隻能導致毀滅。這些新政權在其“實驗室”（集中營）中的全面支配“實驗”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建立全面權力的代價就是將人類的多樣性一掃而空。我們這些人類與禽獸相別的關鍵之處，即我們獨特的個性和自發思考與行動的能力，使我們的行動不可預期，因而阻礙了那種奴役我們的集體運動之企圖。隻有獨夫（ｏｎｅ）纔是無所不能的，而分別由希特勒和斯大林發現的、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就是一手恐怖統治，一手意識形態控制。
阿倫特指出，如集中營所實施的那種“全面恐怖”，是“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它並不僅僅是殺死人們，而是首先摧毀他們的獨特個性與行動能力。任何殘留的自發性都會成為全面統治的障礙。“全面權力隻有在這樣一個世界中纔能被實現和維護：這個世界是一個隻有條件反射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哪怕是一絲自發性的世界，它隻是一個木偶的世界。確切地說，正因為人類的稟賦是如此偉大，除非他成為一個隻有動物屬性的人，成為一個標本，否則他不可能**被支配。”跟通常的暴君所采用的暴力和壓迫不同，它（極權主義）采用這些手段並無功利性的目的，譬如鎮壓反對者之類，實際上，當它真正的反對者已經被鎮壓之後，極權主義纔達到其**；它的**功能就是通過消除一切人類的獨特個性來推動全面支配。“人們依據常識認為，既然大眾柔順如羔羊，那麼這個恐怖的巨大機器就應該是多餘的；如果極權主義統治者能說實話，那麼他們會回答說：這個機器在你們看來是多餘的，隻是因為它用於將人們變成多餘人。” 劊子手們通過消滅人獨立思考和體驗的能力，強迫他們跟這場毀滅運動捆綁在一起，這樣，意識形態就補充了恐怖的不足。意識形態，亦即偽科學的理論，聲稱看透了歷史，給予其信徒“關於過去的全部解釋、關於現在的全部知識和關於未來的可信預見”。體驗得到的實在與注定要發生的事相比，變得無關緊要，他們就是通過這種手段將意識形態思想從常識和實在的限制中釋放出來。但是，在阿倫特看來，他們所提供的*危險的機會（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在於他們強調邏輯上的一貫性。兩個***都自誇其無情的理性，借助這種理性，他們從種族或階級的鬥爭引申到對*後的“客觀敵人”的屠殺。在他們手中，意識形態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內容，而隻是某種機械的演繹推論，以確定哪個群體應當被消滅。意識形態的邏輯性代替了自由思考，引導人們剝除自己的個性，直到他們融入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運動，成為其一部分。因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支持現狀的合法性：他們描繪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殘酷而試圖毀滅一切的鬥爭。
於是，全面權力實際上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毀滅。極權主義政權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加速自然或歷史鐵律所宣判了的死刑的執行。阿倫特指出，兩個極權主義***都強調歷史必然性：或是按照階級鬥爭的經濟規律行動，或是按照為種族優勢而鬥爭的生物規律行動。為了把極權主義與在它之前已經有過的不勝枚舉的暴政區別開來，阿倫特對此特別進行了強調。暴政的特點是沒有法律：有限政府意味著其權力為法律所限制，而暴政意味著無視這一切界限，暴君可以將他的意志加於全國。但是（正如其追隨者所感受到的），極權主義從這個方面來說並非無法無天，盡管它的法並非保護權利的公民法，而是預設存在的自然或歷史的“法”。
根據這些無情的法則，人的存在由集體（種族或階級）之間的生死鬥爭構成，而這些集體的運動就是歷史的真實意義。對極權主義來說，“所有的法則已成為運動之法則”。在這瘋狂的力能論面前，沒有任何一種穩定的制度或個人自主性被允許存在。“人們設計了全面恐怖……以將自然或歷史的法則轉化為現實”，並且確實掃清了道路，“以確保自然或歷史的力量可以在人類世界肆意橫行，無需顧忌任何自發性的人類行動”。人（即使是統治者本身）必須為這些力量服務，“要麼駕馭這輛戰車並為其勝利而歡呼，要麼被它無情的車輪碾碎”，而對“摧毀了人類多樣性，並且塑造了永無失敗的、其行為看起來就是歷史或自然進程一部分的獨夫的恐怖鐵鏈（ｉｒｏｎｂａｎｄ）”來說，任何個性都不受歡迎，都應被抹去。
阿倫特給出的對掌權的極權主義的描述與我們熟知的擁有整齊劃一制度的全能**的形像有很大差距。與這種整齊劃一相反，它沒有固定的形式，如一個不斷革命、不斷擴張的狂熱漩渦，絲毫不考慮功利性的因素。它的核心制度並非公務員或軍隊，而是秘密警察，他們甚至有一個功能，就是摧毀普遍常識意義上的理解。在過去的暴政中，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對反抗政權的隱蔽活動進行偵察，但他們的極權主義接班人則不再關注個人實際上可能做了什麼。“嫌疑犯”被“客觀敵人”所代替，後者無需任何顛覆性的思想或言論。在適當的時刻，這個殺人機器本身會要求秘密警察成為犧牲者；如果意識形態灌輸很成功的話，秘密警察會發自內心地對自己提起訴訟，認為他犯了政府所要求的罪行。
總體來說，阿倫特為我們展示了一種變幻莫測的、弔詭的新現像，它在某個時刻不僅證明了人類的創造力，而且證明了人類致力於破壞事業的潛力。由於人類行動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能帶來無法預料的全新之物），極權主義這一現像顯示，從各種偶然性逃離使他們和其他人變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的浮萍。對極權的追逐導出的是無能：“一切皆有可能”*後隻是證明了“一切皆能被摧毀”。阿倫特對傳統的那種假設“人性”會對人的權力加以限制的觀點進行了反思，她以頗為苛刻的語調評論說：“我們已經看到人的權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真的能成為他想成為的任何東西。”如果人決定放棄其所以為人的因素而自墮成為野獸，人性不會阻止他們。
搜尋極權主義的元素盡管開始於**不同的背景環境，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卻殊途同歸，這說明在這兩個政體中發生的事情不能被單純地歸因於德國或俄國本國的歷史。在阿倫特看來，使這種現像成為可能的關鍵因素在於一種廣泛存在的“多餘感”，正是它為有計劃地鏟除人類個性的行為鋪平了道路。“政治、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成為極權主義機器的共謀者，它們精心謀劃，就是為了使人變得多餘。”不僅那些失去穩定世界的無根之人容易成為恐怖的犧牲品，而且，世界的崩解也摧毀了人們對現實的把握。這樣的人十分容易接受一種可能是愚蠢的，但至少首尾一致的意識形態，也容易迷戀於那些能夠提供替代性現實（盡管是一個“虛幻的世界”）的運動。不止如此，穩定人類世界的坍塌還意味著通常存在的對可能性的制度性及心理性限制不復存在。但是，極權主義運動與政體所利用的這些條件與特殊的組織方法究竟來源於哪裡？這種虛無主義颶風到底當作何種解釋？阿倫特的大部頭著作中有三分之二致力於探討這些問題。她並不是在探求“原因”的意義上來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也不是為了能夠在原則上預知其出現。她堅持認為，人類事務的領域中不存在任何決定論，人類事務的領域是新行動與無法預知的事件的領域。她為我們提供的替代選項是“對那些積聚成極權主義的因素進行歷史性探究”，並且她選擇的這些“因素”總是令讀者大喫一驚。她著作的**部分探討的是，為什麼猶太人被特別地列為大屠殺的對像，要被從諸多民族中抹去；這在她對納粹主義的強調中是重中之重，尤其在研究集中營時*是如此。但是，她論證的核心在於第二部分，也就是“帝國主義”，因為她論證說，帝國主義為極權主義準備好了舞臺，並為其罪行的實施者提供了有用的條件及先例（這並不意味著納粹主義是英帝國主義的德國版本）。
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來看一些她沒有關注到的地方，並對其加以解釋。我們看到她為何不討論德國與俄國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很多人都試圖從這些歷史背景中找到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解釋；*令人驚異的是，她忽略了希特勒與斯大林的個人角色，以及他們應為這些災難性的事件負的責任；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她對極權主義運動及其政體***所處的關鍵地位的看法，而且她認為蘇聯隻有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纔是極權主義**。*後，與大多數其他研究極權主義的理論家不同，她並沒有從智識上追溯極權主義的起源。盡管在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她開始了追溯斯大林主義根源的一繫列寫作，勉強承認馬克思理論（甚至是整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的某些因素對斯大林主義的產生有所推動，卻依然否認其間存在任何直接的因果關繫。她在追溯納粹種族主義理論先驅的時候，將戈比諾（Ｇｏｂｉｎｅａｕ）以及其他人的理論列入其中，但同時評論說，“在觀念睿智而仁慈的人與行為殘暴而獸性的人之間有著深不可測的鴻溝，任何智識上的解釋均不能在兩者間建立聯繫”。在其他地方，她還這樣寫道：“在極權主義中，真正***的要素並非其意識形態內容，而是極權主義支配這個事件本身。” 然而，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可以理解這一事件，隻要我們看到，盡管是經過極權主義運動纔得到發展，但那種思考、行為與組織的模式早有先例。這些事件掃清了一切阻礙它的政治、社會結構，為極權主義鋪平了道路。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的前提與先例都可以在某種趨勢帶來的經濟、軍事與政治劇變中找到，它就是“帝國主義”；在１９世紀晚期資本主義擴張初期歐洲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征服中，在歐洲的**、經濟體與社會本身的瓦解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其身影。阿倫特講的故事之大部分，正是一段關於被衝破的結構與被連根撥起的人民的記敘，它從整體上描繪了一種人類文明世界的大規模淪陷。因為要成為文明化的人（而不僅僅是自然族群的成員），我們就需要棲息在擁有穩定結構的人造世界中。我們需要以法律限制自身，需要被賦予權利，需要某種社會中的位置以形成並發表我們的看法，需要某種共享的現實以獲得共通感。
阿倫特指出，大部分極權主義運動的新成員都是“大眾”（ｍａｓｓｅｓ），即那些無根的、迷茫的、對真實世界與個人利益都缺乏清晰感覺的人，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那個世界已為失業、通貨膨脹、戰爭與革命所摧毀。但是，他們的情形不過是某種*廣泛存在的“多餘感”的一方面。如果說這些無助的、被動的人在理想上適合充當極權主義運動的成員，舊的“多餘”的人群中則誕生了***與積極分子，阿倫特將這些人稱作“暴民”：由經濟增長推動而產生的令人不安的地下犯罪與暴力集團。帝國主義已經塑造出肆無忌憚的環球冒險家，並且在他們中培養出了“以玩世不恭的精神犯罪的無限可能性”。這種虛無主義及其實踐又被那些試圖仿效帝國主義的運動重新輸入歐洲，成為極權主義暴力的來源之一。
但為什麼這種暴力如此輕易地使如此眾多的人受難？歐洲保護個人權利的傳統出了什麼問題？阿倫特在“多餘”的另一種體驗，即“無國籍狀態”中，找到了部分答案。納粹為了“*終解決猶太問題”所邁出的**步，就是剝奪猶太人的公民身份。猶太人成了**次世界大戰以後不斷增長的無國籍者中的一員。這些人並非犯罪者，卻沒有任何權利，沒有政府想要他們。在“民族**的衰退與人權的終結”這章中，她描述了這些事件是如何揭露古典歐洲**的致命缺陷的。民族**觀念假設，必須對它的所有居民的權利給予一種文明的、法律上的保護，隻有能夠成功證明他是**成員的人纔能享有權利。沒有公民身份所賦予的權利，任何一個“自然”人都不過是個廢棄物，即使在自由主義**也是如此。“如果納粹將一個人扔進集中營，但是他成功地逃了出來，比如說，逃到荷蘭，那麼荷蘭人又會把他掃進收容營。”“多餘”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位置的人，正是極權主義恐怖的理想犧牲品。
阿倫特的一個寫作主題正是文明的脆弱性：一旦保護它的世界被一種無情的動力所粉碎，它是如此容易被野蠻主義所取代（甚至在歐洲中心地帶）。她將這種忽焉如夢的運動原動力歸為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並像馬克思一樣論證說，力能論就是資本主義的關鍵特征，它源自固定資產向流動財富的轉化。在資本主義冒險之前，財產本來是維持社會與政治穩定的力量，但當它變成了資本，它就變得流動且具有擴張性，不再顧及現存的任何國界、制度以及自然的限制。在１９世紀帝國主義時期，經濟動力驅使一個人的資本經董事會流出，突破民族**及其制度的疆界，成為“彌漫於整個世界，使世界變得荒蕪的、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擴張就是一切，”帝國主義的傑出代表者塞西爾？羅德斯如是說，“如有可能，我要吞並所有星球。”阿倫特並不是說資本主義以及她所指出的其他因素導致了極權主義，隻是說極權主義的新穎之處能夠參照這些先例以得到*好的理解。
極權主義政體的一個*具悖論意味的特點就是，它的***在自稱信仰必然性的同時將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為了給這種行動主義（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以及一種為無情進程服務與奉獻的古怪結合體找個先例，阿倫特將視線轉向了大英帝國的帝國官僚與秘密特務，這兩個機構都有著行動性、獨創性與理想主義的色彩，並致力於為“歷史與必然性的秘密力量”服務。為了遵循帝國的“擴張法則”，他們時刻準備著打破一切常規法律，這揭示了帝國主義破壞政治制度、摧毀政治責任的一種方式。無休止的運動，為擴張而擴張，掩蓋了對其他一切的關注。但是對納粹主義來說，它*容易辨別的帝國主義前身就是種族主義，它提供了將離鄉背井的人們集中在一個不需要穩定的制度結構的共同體中的途徑。在種族主義運動中，宣稱屬於一個***的共同體的依據，並非你做了什麼事，而是你在遺傳意義上是什麼人。一旦這種思考與行為方式被建立起來，人類事務中的人性部分就很容易被忽視，這也就為極權主義恐怖的實施準備好了條件。
為什麼猶太人會成為納粹形式的極權主義的*大犧牲品呢？阿倫特強烈地反對那種認為這純屬意外的觀點。她的論點是，在納粹那裡，反猶主義之所以成為極權主義其他因素結晶的依托，是因為猶太人與**及社會的特殊關繫使得他們以特別的方式被卷入那些因素中。在她的論證中，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猶太人自身（像其他在這些事件中隨波逐流的帝國僕人一樣）也需要承擔政治責任。此外，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因為種族以及秘密參與**權力運作而形成了一種無根的共同體。早期反猶主義者因此而畏懼猶太人，但納粹將這個種族視為一個競爭對手，一個可供仿效的模板，一個必須**的對像。對他們來說，“猶太人在沒有國土、沒有**的同時保持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是**看起來已經以種族形式組成的政治體。現代反猶主義不僅想將猶太人從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們賴以組織在一起的那種力量”。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教訓再次回到阿倫特的理論，我們很難不為其奇特而感到喫驚：她所描繪的現像不僅可怕，而且荒誕、無意義，相較主流觀點所勾勒的極權主義模式要難以理解得多。通常理解下的極權主義雖可能令人恐慌，但看起來仍是自由民主政體的一種可行的替代品。與此相對照，阿倫特描述的是一種純粹破壞性的、毫無結果的現像。盡管她的書初版之時，斯大林仍然健在，納粹也剛被粉碎不久，但她已指出斯大林體制命不長久。這樣一種政治颶風不可能建立起穩固的體繫，為維持其動力，它會不斷征服世界，直到以失敗告終並崩潰。也許（她認為）在她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它的結局，當極權主義消失之時，它“在人類歷**除了筋疲力盡的人民、經濟與社會混亂、政治真空以及精神上的迷狂之外，什麼也不會留下”。即使這樣，無論出於實踐上的理由，還是理論上的原因，極權主義在她看來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
實踐上的理由就是，它極有可能卷土重來。“極權主義成為這個世紀的災難隻是因為它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來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這為我們可能面臨的新困境亮起了紅燈。首先，這麼多沒有意義的毀滅都與不斷增長、廣泛散布的“多餘感”有關。政治劇變、社會遊民、失業與人口過剩，都會鼓勵極權主義解決方案的出現。但是，這些新的**和機會是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出現的：那裡人們的力量從未如此強大過，人們越來越不會對一件事無動於衷，並且人類之間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以至於我們的命運成為一體。對於這個世界發生的事，人類必須共同肩負起責任，在沒有傳統**的指導下有所作為。阿倫特總結說，“這是一項決定性的、***的偉大任務”。
試圖理解極權主義現像的理論原因則包括兩個方面。**點很簡單，人們需要通過理解“參透現實，並與其相協調”。“如果我們想把這個星球當作自己的家園，尤其是在這樣做要付出極大代價的本世紀，我們就必須努力參與到與極權主義本質的漫長對話中來。”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些**的、災難性的事件揭示了人的境況中那些重要的、一直被忽視的特征。阿倫特書中前前後後，縈繞她心頭的是整體上對極權主義的診斷式反思，這在她後期著作中有所發展。這些思考中的一個繫列就是我們與自然及人類文明世界的關繫。對那些在集中營裡被當作牲畜一樣對待的受害者，那些發現 “自然”權利空洞性的無國籍者，那些對人類世界邊緣野蠻主義範圍的帝國主義探索，對這種種一切的反思，使得阿倫特*終得出結論：“隻有在為所有人打開了**其自然性的大門時，人性纔是屬人的。”為了能夠在我們的人類多樣性中展現並行動，我們需要文明世界的各種框架、限定與設施，那個世界十分脆弱。
人類世界的脆弱以及喪失其設施與限定的危險將這個主題與其他一繫列反思聯繫起來，如對偶然性與全新性、自由與必然性的反思。極權主義（正如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人類啟新能力的一個證據：人類事務的觀察者都要做好接受預料之外的事的準備，這對我們來說既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警告。因為人的創造性開啟了一繫列難以停止的進程，這些進程可能威脅或摧毀穩定的人類世界。由於未來是開放的，人的權力難以估測，我們可能會毀掉這個世界以及我們自己，走向淪喪為獸的岔路口。“人性”本身充滿了偶然性與脆弱性，極權主義及其先輩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很容易失去理智地擁抱必然性，將我們自己及其他人都變成某種假設的必然程的奴隸。阿倫特在現代情形中看到了一種惡的螺旋上升，其中的運動產生出一種難以覺察的破壞性進程（特別隨著資本主義的成長），這種崩潰又制造了*多破壞；這部分是因為不再有一種穩固的體制來防止這種輕率的變革，同時也是因為那些喪失了其世界與常識的無根者不再有其他感覺，隻剩下興奮，以至於在這種運動的勢頭中喪失了自我。我們逃避這種危險的**希望在於每個人生來具有的那種啟新的能力。
阿倫特所描繪的極權主義並非一種由外部因素導致的降於人之身的瘟疫。它由內因造成，是人類行動的產出物，是他們自己開啟的進程；她所講述的故事部分地相當於一個經典的寓言：驕傲自大終致報應，因為追逐極權*終導致了毀滅。盡管極權主義政體是一特殊事件，阿倫特卻視其為我們這個現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因而也是值得警惕的）一種現像的**化例子；人開始了這個毀滅性的進程，然後盡力加速這一進程（而非想辦法制約它）。*明顯的危險案例存在於科學與技術之中。樂觀的人文主義者認為，科技發展大大增強了人集體性的權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們能夠使世界服從我們的要求。但是，這是誤將制作當成了行動，並且忽視了人類多樣性的重要性；因此，這意味著根本不存在一個集體主體，不存在“人”來運用這種權力。這樣一種進程開始之時，就是人類世界及其中的一切岌岌可危之日。《人的境況》中的大部分正是對這些深遠進程的關注。這種進程，以經濟現代化的方式表現出來，淘汰了人類的手工技藝，並在它推進的過程中拋棄了*多的“多餘”人。
所有極權主義理論都包含兩個方面：不僅論述惡，而且論述如何醫治惡並據此事實（ｉｐｓｏｆａｃｔｏ）彰顯善；在大多數情況下，極權主義的解決方案就是構建一種與它敵對的政治體繫：隻有多元民主的美德纔能抵制極權主義。而阿倫特理論中，這一特點*為突出：在她的分析中，拯救之路就是政治境況本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語境中解讀她的晚期著作會明顯發現，她認為，人的境況應同時考慮其限制與可能性，包括行動的局限性與危險。在她看來，對當前危機的**解答在於肯定並信任極權主義所否定的人的多樣性，即“並非隻有一個人，而是多個人（Ｍｅｎ）居住在這個地球上”。如果人類停止對必然性的膜拜，認識到自己通過做出並信守承諾來建立“持續性制度”之有限能力，他們就能“給世界立法”，並授予彼此非自然賜予的權利。極權主義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政治作為多樣的人進行創造與達成共識的舞臺的重要性，以及政治性獨特個性展示空間（極權主義否定了這個空間）的重要性。
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回顧沒有人可以否認，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思考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政治理念之碩果，但結合半個世紀以來的爭辯與歷史研究觀之，她的理論看起來又如何？對於“極權主義模式”缺點的普遍評論試圖將其一帶而過，然而這仍可以在諸多層面上進行開放性討論。我們可以憑一種後見之明將阿倫特的努力分成三個不同的方面：首先，她試圖辨認並描述那些需要加以理解的事件，因為它們是全新的、可怕的、難以理解的；其次，她展示了一種一般性現像——“極權主義”，試圖從學理上把握那些事件；*後，她指出了能夠使那種現像的產生*加容易理解的淵源與先例。
她理論的**方面是她對那些引起了政治理解的關鍵問題的事件的關注：在兩種相對立的政體下，何以產生了同樣的基於意識形態理據進行的大屠殺？與通常的觀點不同，她並不認為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是**相似的。真正讓她印像深刻的是，盡管這兩個政體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這兩者卻都犯下了類似的不可理解的罪行；就這一點而言，她的觀點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兩種政體的活動現在看起來同１９５１年時一樣令人驚駭、難以理解，而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引起人們重新注意這兩種政體間的異同。
有趣的是，*近一段時期內歷史學家們給出的很多描述都令人驚訝地重新提到阿倫特的著作。她對極權主義之描述的獨到之處看起來比大多數人的觀點*加適用於她所關注的那些事件，尤其是納粹主義。在這個領域的一位學術行家告訴我們，“她對納粹主義的內在性質，諸如激進化、運動特征以及對制度結構的破壞性等所做的分析已為近期的研究所證實”。人們為那些無意義的運動已經做出了巨大犧牲，她對此做出的描述與那些為這些政體中瘋狂的運動所裹挾者的體驗十分接近。漢斯？蒙森提到，“累積的激進化以及逐步的自我毀滅正是納粹獨裁的決定性結構特征”，他還觀察到，“納粹政治釋放出一種無法約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洪流，它蘊含著**的破壞力，不能創造任何持續性的政治結構”。對邁克爾？曼來說，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似，都是“不斷革命政體”的極少數例子，其特征就是極其超乎尋常的恐怖與“對制度化妥協的持續拒*”。被簡單當作一種歷史性描述的阿倫特式極權主義肖像，即一幅充斥著瘋狂、非理性、虛無運動，沒有固定形態並且除了毀滅之外不能帶來任何其他東西的畫面，現在看起來獲得了學界的*多支持，也促使我們重視她如下*基本的觀點：已發生的事情是在挑戰我們對政治以及人類潛力的理解。
第二方面，通過把“極權主義”當作一般現像來分析，阿倫特對這些事件的學理上的論述*受爭議。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的）包括了她*清晰的理論綜述的文章中，她清楚地表明她是沿著孟德斯鳩的足跡，在他兩百多年前所論述的“共和制”、“君主制”與“專制主義”之外增加一種新政體。孟德斯鳩依照通常情況下各種政府形式的“性質”以及其運行的**“原則”做出區分，而阿倫特相信，孟德斯鳩通過這種做法展示了這些古老的政府形式是如何在人類多樣的基礎體驗中得以穩定下來的，而政治正是源於這種多樣性。她的結論是，極權主義也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被認識，它是一種獨特的現像，擁有確定的本質及運行模式，盡管它是全新的，但它的全新性仍舊建立在人類基本體驗的基礎之上，這種基本體驗的精髓就是現代人的那種非世界性的“孤獨”（ｗｏｒｌｄｌｅｓ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很顯然，換句話說，當她運用“極權主義”這個術語時，並不是指一種抽像的、用於在特定案例中進行研究的韋伯式“理想類型”，相反，她是在致力於明確地辨認並理解一種已經出現在世界上的新現像，這種現像在納粹與斯大林政體的特定方面與活動中顯現出來。
盡管她的論述生動活潑，給人印像深刻，但也存在著其自身的問題。*嚴重的一點就是，她有時將“極權主義”擬人化，並將其當作一種具有自身意圖的主體，比如她曾提到“極權主義並非為了實現對人的專制統治，而是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將人變成多餘人”。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點？對於這一點進行解釋確實十分困難，我僅能給出推測意義上的說明。但我認為，有一種解讀這幾句的方式，它與阿倫特對人類事務的偶然性及人為其行動所應負責任的持續強調相一致。按這種解讀方式，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分析是在講這樣一種情形的邏輯，而現代人（特別是，但並不僅僅是希特勒與斯大林政體中的那些人）有可能陷入其中。根據這種情形的邏輯，在給定的目標、體驗以及缺失中，人們會發現自己在沒有意識到，甚至也並非受理性之狡計（ＣｕｎｎｉｎｇｏｆＲｅａｓｏｎ）的推動的情況下墮入了特定行為模式中。阿倫特接著指出，希特勒與斯大林這兩種不同的政體在實行無意義恐怖這一方面明顯不謀而合，這堅定了我們如此解讀的信心；她將集中營稱作“實驗室”，它做的“實驗”就是研究全面支配的可能性，並且她指出，極權主義的***也僅僅是逐漸纔發現他們所從事的進程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這種解讀中，極權主義代表的並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工程，如果人們帶著特定的目標、體驗及缺失等這些現代特征參與其中，他們就會發現自己漂泊不定。這些目標之中*突出的，是一種對無限權力的追求，激發這種追求的，乃是一種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信仰，以及“深植於現代人心中的、對不是他親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懷疑”。核心的體驗就是孤獨，“漂泊無根以及多餘”使人們附著在種種運動以及意識形態邏輯上，以彌補那種喪失了共通感與真實世界帶來的空虛。關鍵的缺失就是喪失了世界本身，能夠使人們安定於對現實的共同體驗，並以必要的限制與法律為人們劃出一個自由行動空間的穩定的人類文明世界不復存在了。
以這種方式來閱讀阿倫特的理論，我們或許既可避免將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看作一種**外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洪水猛獸式的“極權主義”神秘意志的“具體化”，亦能避免將其視作某些英雄式的***魔鬼意志的故意產物，而是將其視作人類本身實施罪行能力被奇異地扭曲放大後帶來的恐怖，以及大多數人遵循所處環境的邏輯而不怎麼反抗時產生的後果。在這些特殊的案例（戰爭和革命隻是它們偶然的導火索）中，世界及其限制的喪失使人們十分容易滑入極權主義實踐，這*終導致對人類多樣性的抹殺。希特勒與斯大林（信奉“一切皆有可能”）各自獨立地發現將無根的大眾組織起來能產生權力，並且接觸到了意識形態無需思考的邏輯本質，他們*終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恐怖政體的掌控者，在這一政體中，人淪為野獸。
沿這些方向做出的闡釋亦有助於回答那些針對阿倫特分析的第三個方面的批評，即關於極權主義來源及先例（而非原因）的論述。正如許多批評家所指出的，這一部分的明顯弱點是，在論證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起源方面，阿倫特並未一視同仁。她指出，納粹的前身就是歐洲海外帝國，這一點也許是正確的；但對斯大林主義來說，這些源頭顯得並不那麼重要，而俄國政治傳統、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內戰對斯大林偏執政策的影響看起來*為顯著。但是，如果阿倫特所討論的並非其原因，而是對現代境況的邏輯可能給出的回應，這樣的反對意見就無關痛癢了。盡管她的理論起初是為了對納粹主義經驗給出回應，但對斯大林主義經驗的研究在這個角度隻會增加這種理論的說服力。革命後的俄國跟納粹德國一樣，追求無限權力的目標、連根撥起的體驗以及世界的缺失，這些因素使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樣）陷入了極權主義泥潭。
半個世紀之後，類似的目標、體驗與缺失仍然存在。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將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論述看作對一種持久存在的危險的診斷？還是說，她對２０世紀中期歐洲災難的近距離接觸使她得出了誇張的結論？盡管發生了柬埔寨大屠殺和從盧旺達到波斯尼亞的大規模恐怖，世界，尤其是歐洲，在已經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並未如阿倫特預言的那樣可怕。部分原因（同樣地，尤其在歐洲）在於，一些人確實很好地利用了寬恕與承諾的政治能力，建立起她所強調的“持續性制度”。但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戰後經濟的長期繁榮使人們*容易擺脫必然性壓力，去重建人的世界。以此來對阿倫特關於資本主義的敵視性描繪進行重新審視，我們會觀察到，資本主義通過推動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或許能夠防止政治災難的發生，而非促使其發生。但是，阿倫特也許會說，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不會波瀾不驚，而是會（在數百萬願意服從必然性的人的協助下）繼續以其無情的方式摧毀傳統世界，在給一部分人帶來**財富的同時，造就數百萬無根的“多餘”人。盡管造就納粹主義的帝國主義政治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已被擊敗，而給予斯大林機會的列寧主義計劃也已窮途末路，但較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那場經濟危機*大規模的衰退並非不可能發生，因此，認為那個年代的政治災難不會重演的假設並不明智。
觀察我們的周圍，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意識形態越來越遭到懷疑、倡導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解開各政治體繫的冰封並將其推動的時代；我們也許會說（就像很多正統的極權主義研究者一樣），２１世紀的前景令人鼓舞。但阿倫特的理論提醒我們不可對此太過自信；前景喜憂參半，現在並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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