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榮編著的《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內容介紹：儒家又孔孟之道。孟子繼承與發揚孔子思想，建構了完整的儒家繫統。在培養浩然之氣、主張人性向善、規劃仁政思想等方面，孟子都有新穎而合理的見解。他的辯纔無礙，結合學問、經驗與智慧。展現了懦者的典型。

《孟子》一書共有七篇，每篇再分為上下，記載孟子的言行事跡和思想 ，是中國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是一部詳說經典 的巨作。 《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根據作者傅佩榮孟子繫列講座整理而成， 突出地體現了傅教授對儒家哲學數十年的研究心得。讓一般讀者均能跨越文 字的障礙，借以欣賞傅佩榮教授談古說今、中西貫通的文風。生活在今天這 個充滿巨變與喧囂的時代，我們更需要一股安定身心的堅強力量。而汲取孟 子的智慧，即可獲得此種力量。

自序
緒論
卷一 《梁惠王篇》上
卷二 《梁惠壬篇》下
卷三 《公孫丑篇》上
卷四 《公孫丑篇>下
卷五 《滕文公篇>上
卷六 《滕文公篇>下
卷七 《離婁篇>上
卷八 《離婁篇>下
卷九 《萬章篇》上
卷十 《萬章篇》下
卷十一 《告子篇》上
卷十二 《告子篇>下
卷十三 《盡心篇》上
卷十四 《盡心篇》下

孟子見梁惠王，這裡的“見”，我譯成“謁見”，代表禮貌。有人翻譯 成“孟子去見梁惠王”，好大的口氣！哪有讀書人去“見”國君的？即使在 春秋戰國時代，也是要講究禮儀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譯成“去見”或“ 拜見”，而譯成比較合乎禮儀的“謁見”。
春秋戰國時代本來隻有周天子可以稱“王”，其他諸侯是不能稱“王” 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國，天高皇帝遠，率先大膽地自稱為王，還讓楚國官員 比周朝各國官員都高了一階。在戰國七雄——韓、趙、魏、燕、齊、楚、秦 的爭霸過程中，緊接著稱王的是魏國國君，是為魏惠王，後來遷都大梁(今 日的開封)，又稱梁惠王。之後其他各國勢力逐漸擴張，也相繼稱王。
“叟”是古代對年紀比較老的人的尊稱，並沒有輕視之意，*何況梁惠 王怎麼敢輕視孟子？當時的君主都以“卑禮厚幣”邀請學者，希望能幫他富 國強兵，而學者也渴望“得君行道”——覓得好國君，去實現自身的理想和 抱負。所以梁惠王一見到孟子，還是尊敬地稱呼他為“老先生”，其實，梁 惠王的年紀比孟子大多了。“不遠千裡”，其實是一種比喻，因為各國間有 很多阻隔，並不是真的有千裡之遠。
孟子喜歡演講，別人問一句，他會回十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說出來 。這裡要注意的是，“孟子對日”的“對”字，指下級回答上級問題。孟子 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時，都用“孟子日”，直接說了；隻有對國君或地位比較 高的人，會用“對日”，表示禮貌。原則唯有“仁義”二字 孟子接下來說的大道理，重點即在強調“仁義”二字。
“仁義”是孟子的原則，無論做人處事還是治國平天下，都以此為準則 。而且孟子特別強調“仁義”源於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義，那要走什麼路 ？不仁不義嗎？這顯然走不通，所以人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我特別將“仁義”譯成仁德與義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愛 物等很多方式解釋，之所以譯為“仁德”，是因為在《孟子》裡，仁和內在 的“德”有關，亦即仁要靠自覺之德由內而發。
“義”當然也是由內而發，不過它指的是正義的行為。告子與孟子*大 的差別，在於告子認為“仁內義外”，而孟子則認為“義”也是由內而發， 因為任何道德行為都不可能離開主體。如果不是“我”這個主體願意做某件 事，而是受到別人的脅迫，那麼我的行為就不能說是有價值的。譬如，有人 拿*逼著我到孤兒院捐錢，我迫於情勢隻能認捐，這並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義”字原來就有“宜”之意，是指一個人根據情況不同，說話 、做事，都要隨時調整到適宜的程度，因此“義”包含了對行動的判斷與實 踐，亦即牽涉到行動，沒有行動就不能稱作“義”了。
提出仁義之後，孟子接著探討當時**處境的問題。
古代以兵車來衡量**的大小，戰國七雄皆為萬乘之國，代表有一萬輛 兵車，是有武裝力量的大國。另外還有五個千乘之家：宋、魏、中山、東周 、西周，都是小國。“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稱采邑， 他們也擁有一定數目的兵車。
如果忽視義行而重視利益，那麼大夫不把國君的產業奪去，是不會滿足 的，因為大夫“後義而先利”，後和先，一個代表忽視，一個代表重視。“ 不奪不饜”，因為講利益，當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資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處，底下的人就被 剝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處，在上位者就沒有什麼可以拿取了。所以 如果從上到下的各階層“交征利”，整個**就會亂成一團。
所以孟子針對當時的政治環境，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他說：“在 擁有萬(千)輛兵車的**裡，能殺掉國君的必定是**擁有千(百)輛兵車的 大夫。”因為當這些卿大夫聯合其他大夫，有機會勝過君王一人的力量時， 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麼，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治國之道究竟是什麼？P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