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腐敗(人性與文化)

犯罪與腐敗：兩個模糊的概念　　“犯罪”是一個本質上模稜兩可的術語。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規定必須完成的行為——一旦定罪，罪犯會因這類行為而受到懲罰——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違反道德準則的不公正、無意識或是有害的行為。法律並不能**禁止這類敗壞道德的犯罪行為。眾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為”逃脫了法律制裁。同樣，站在某些社會階層的立場來看，有些人的違法行為是**合乎道德準則的，但他們仍然遭到起訴並被因此定罪。
　　“腐敗”的概念也很尷尬地介於規定和道德之間。字典對這個詞的解釋強調的是它道德敗壞、心術不正和歪曲事實的性質，讓人想起見到一個完整美好的東西變質腐爛時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完整美好的東西往往是根據既定法律法規來管理公共資源的政府公共部門。對很多人而言，出於個人私利侵占公共資源或是背棄公信力是腐敗的關鍵。約翰森提出了一個*為全面的構想，即腐敗與價值規範子繫統間的相互滲透有關。例如，當親友關繫滲透到公用事業或企業管理中時就容易產生腐敗。
人類學家通常對不平等條件和世界的不平衡發展十分敏感。他們早就意識到，不論在哪個社會，集財富與權力於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懲罰或是其腐敗行為被揭發的幾率要小於其他弱勢群體成員。這些人不僅可以在觸犯法律後支配大量資源來為自己辯護（而且由於他們頭頂受人尊敬的光環，在一開始便*有機會參與法律法規的制定)。與此相反，社會底層人民則*有可能首當其衝被貼上有色標簽。在道德和法律運動中，連他們的日常活動都被重新界定為腐敗或是有罪的，就*別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對邊緣群體或烙印群體來說，犯罪與腐敗的現實也**了他們的社會建構（這關乎社會行為與社會知覺之間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見（有關罪責的話題總會遭到質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體成員的罪行和腐敗行為，也是低估了給他們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可能性。
黑手黨的形成與政治腐敗　　黑手黨的前身形成於1815年至1860年間。當時，西西裡島的統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試圖廢除封建制度，興建土地市場，並圈起公用地，把集體牧場改成私人耕地。但由於政府經驗不足，地主的貪欲和鄉間暴徒的惡行無法得到遏制，起義農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應。鎮壓沒能阻止土匪們繼續在鄉間遊蕩。土地所有者要麼仍舊遭受竊賊和綁匪的侵擾，要麼雇用他們來保證自身安全。
　　在這種裂隙間，黑手黨逐漸從由政府決定放棄對該區域的重建，轉而興建“新巴勒莫”，這簡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於老城北面，即19世紀擴張後的新藝術區以北，然後擴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區。建築熱潮延伸至此，目光轉向不規則的小塊農田、荒廢的果園、別墅以及小村落。貴族地主顯然急切地希望能夠將果園和大莊園出手。這加速了這一帶由綠地變為鋼筋水泥的叢林的進程。與此同時，汽車的數量與郊區人口一同成倍增長，將曾經沉睡的鄉村街道變成了擁堵的泥潭。
這還不是“毀滅”或浩劫*糟糕的情形。當時的人認為，如果歷史中心的建築繼續遭受災禍，被人無視的話，那就順其自然吧：*終它們可能會被夷為平地，為興建一個向紐約看齊的現代化鬧市區騰出地方。政府出資在偏遠地區建設公屋與包括多車道環城公路在內的基礎設施。這誘使私人房地產開發商在政府允諾的燃氣和供水管道鋪設之前，在供電、交通設施與學校等其他配套服務建立之前就來到市郊進行投資。1968年發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場地震又一次襲擊了這個老市區中心。政府隨後出臺的決定沿襲了之前的發展模式：*多果園被建成城區，在此基礎上興建大片公共住房，將市中心的居民遷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復他們權宜的居所。1951年這片區域有12．5萬居民，而在30年的時間裡，人口減少到了4萬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圍廣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層獨立產權公寓和出租房撥地而起，形成一個連一個的單調街區。與東歐同等規模城市那些在陽臺上種滿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出租房在**看來破舊不堪，表面的水泥層剝落開裂，承重的鐵條、護欄與金屬裝飾經歷多年的侵蝕後鏽跡斑斑。
回憶起自己經歷中那種極具吸引力的現代化場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將這場浩劫怪罪到了“時代” 身上。鋻於戰後巴勒莫的發展模式，購買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農民。他們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勵，或靠在北歐的辛勤工作來此購房，夢想著能逃離“落後的生活”——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想像著能得到進化(evoluto)或變得現代。寬松的信貸加上移居國外者的彙款也使他們能承擔得起購房款。對當地政府的雇員來說，低成本的貸款是一項標準福利。在這種氛圍下，甚至連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覺得，老東西沒有任何價值。當然，那些泛著銅鏽的古董除外。當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一座“摩天大樓”時，這些現代主義者都激動地跑去看它**次點亮**的紅燈。他們承認，現在回想起來布拉格式的風格也許會比紐約* 適合巴勒莫。
但是指責風尚的力量——想要變得現代——也隻能做到這些。建築熱潮的敘事*有可能指向腐敗情節 (intreccio)或是政治、經濟與黑手黨間利益的“糾結”。基督教民主黨的政治家們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區域選舉中獲勝，都有賴於黑手黨，尤其是那些扎根在城市擴張區域中的成員，為其拉選票。這些地區的黑貨運馬車夫、騾夫、流動商販、土匪和牧民構成的*初的企業家階層中發展起來。士紳和貴族地主招募這些人來守護和管理自己的莊園，並為其收租。這些走狗們替主子報私仇，卻反過來號稱是在重建社會秩序——包括懲戒桀驁不馴的農民。盡管他們擯棄了綁架——這種上流社會*懼怕的暴徒行徑，卻因為敲詐又開啟了另一種混亂。
　　黑手黨“家族”的數量開始激增，尤其是在穿過西西裡西部山區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邊富裕的經濟果林區。對此，連著幾屆意大利政權都裝作視而不見。墨索裡尼曾一度扭轉了這種寬容的態度。他特別指定的“**巴勒莫運動”幾乎剿滅了黑手黨。然而，在盟軍攻入西西裡島後，占據島嶼的軍事政府向有影響力的地主尋求建議，與這些精英有聯絡的黑手黨隨之被招入了當地政府。在隨後建立起的意大利共和國裡，黑手黨重振旗鼓，保護了擁有土地的精英們免受卷土重來的暴徒行徑和農民起義的困擾。他們脅迫甚至謀殺了左翼農民**，卻幾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0年意大利實行土地改革。但此時黑手黨已經有了新業務：在全國範圍內支持基督教民主黨參選。這項安排被稱作是“那項邪惡的交易”，它意味著農民鬥爭的主要支持者意大利共產黨，不論在地方層面或是**層面都將繼續被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據估計，每個黑手黨成員可以依靠朋友和親戚拉到至少40至50張選票。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獲75萬至10萬張“友情”選票。作為回報，黑手黨成員相對來說可以免予起訴或是被判長期監禁。這種心照不宣的許諾也滲透到了一些新領域：對土地改革、城市農產品市場、新房建設，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領域等。70年代，意大利政府沒能阻止西西裡黑手黨接管**海洛因的運輸，可能是這項“邪惡交易”*嚴重的後果了。
　　美國黑手黨的前身當然和他們截然不同，但兩者間的相似之處也值得我們注意。南北戰爭後，來自東南歐的移民湧入了美國東北部及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為新興產業及**擴張帶來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這些新社區內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漢”集團，在各自區域內插手解決紛爭，掌控工作及其他經濟機會，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組織，尤以西西裡和那不勒斯移民*為**，將在舊世界已經形成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成員招入麾下。這些自發形成的犯罪團伙與*具組織化的犯罪集團之間形成了既互補又競爭的關繫。
　　所有這些都是在一戰期間及戰後出現**勞資衝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這種衝突的一個核心就是手黨之前都是農民，現在一窩蜂地湧入與建築相關的各種活動中——運輸材料、澆注水泥、進行土地投機、為家人與朋友或是單純為獲利而建造住宅。他們與政客一道，在破壞巴勒莫戰後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建築業和建材產業一道占據了巴莫勒經濟中極大的一部分——70年代巴勒莫有33％的工業勞動力從事建築相關行業，而米蘭隻有10％。從事這一行業的公司數量巨大，員工一般在25至30人左右，有的甚至* 少。他們是巴勒莫“主要的財富源泉”。當**撥款興建公屋之後，建築業在巴勒莫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1999年，市政廳為吸引投資而印制的光面宣傳冊顯示，在巴勒莫商會注冊的14 201家公司中，有48 ．2％是建築行業的公司，比所有其他制造業公司的總和還要多。
同樣切中主題的是，我們幾乎可以預見，有組織犯罪能夠“有機滲透”這一行業。建築業由許多分支行業(商業、公路、工業、管道、住房、紀念碑等)構成(可以分為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兩部分，雇工魚龍混雜，既有熟練工也有新手。就此而言，它*像是一個經濟領域，而不僅僅是一個產業)。
在這個領域，資本雄厚的建築公司——美國、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德國、日本，僅舉幾例——在全世界進行投標。同樣，建築構件越來越傾向於組合式 (能從一處移至另一處)。然而，就其本質而言，建築業是接地氣的——為獲得利潤及當地承建商與分包商的承諾，它依賴當地建材以及地方政府對有關運輸、公房、分區規劃、合同投標、稅收、信貸及金融等方面的法規的管理。除此之外，建築業還依靠當地或遷入該地區的勞動力。這些形成了一個調解依恃主義關繫的廣大市場——業界代表及朋友將建築工人與供應商的選票送給順從他們的市級及區域政客，反過來，當他們違反了“迷宮般的規定”時，就有門路可找。
在很多地方，有關有組織犯罪在近幾十年來不斷擴張以及*近一次試圖對其進行清剿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市政當局轉變建築環境的故事。
P10-12 立法禁止所謂的惡習——酗酒、賭博和嫖娼。據說這些做法使勞動階層陷入危險的境地。在這些措施中，1919年**禁止酒精法案*引人矚目。這項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的戒酒運動。當時大約有150萬人改變了對飲酒的態度，開始推崇禁酒運動。隨後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後在20世紀初演變成一場對酒精的道德討伐。禁酒運動依賴於廣大的福音教會與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1903年運動催生了一個特殊的利益協會，即反聚會聯盟組織，把大規模生產、運輸、銷售和飲用烈酒定義為可怕的犯罪行為。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與反聚會聯盟的成員都在各州以及**的立法競爭中支持那些贊成禁酒令的候選人。他們精力充沛地四處遊說、請願，求助於教堂、企業與工會，並在1909年印制出1億份宣傳手冊。這些手冊顯然直接推動了禁酒法案獲得通過。
　　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禁酒法案凸顯出美國各社會階層間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這種局勢歷來受到種族和民族的影響。一位共和黨國會議員瑞奇蒙·皮爾遜·霍布森曾怒喝，“事實上，烈酒會把黑人變成一頭畜牲，使他犯下殘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運動遵循人道主義，旨在幫助窮人，治愈酗酒者。但1900年以後，人們不再憐憫這些人，反而表現出自以為是的憤怒與道德憤慨，要求政府進行強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無法得到救贖，反而被加以懲罰。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宣布，禁酒是一項“愛國義務”。禁酒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道德討伐是禁酒令的基礎，它將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階層的生活方式與小城鎮裡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國人對立起來。後者多為白領階層與農民，飲酒節制。楊斯頓是美國鋼鐵業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個*好的例證。
　　1900年至一戰期間，楊斯頓的人口從4.5萬發展到13.2萬，其中四分之一是移民。市內超過半數的鋼鐵工人都在此列，*早的一批來自德國、威爾士和愛爾蘭，隨後一波來自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蘭和烏克蘭。他們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廠附近擁擠的“豆腐渣工程”裡，離他們漫長艱苦的輪班廠區很近。開在工廠馬路兩旁的一溜小酒館召喚著下班回家的疲憊工人們，在這裡他們可以社交、喝酒，小賭一把一種叫“百搭”的遊戲中的數字大小，或是在**的希臘-土耳其遊戲“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轉動的骰子下*大的賭注。1916年，工人們獲悉工廠得到源源不斷的戰時訂單，於是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工廠主請來工賊幫忙，他們中有很多是來自南部地區的黑人。這種挑釁引發了一些暴力事件，但當地的歷史也強調，這種緊張局勢還有另一個來源：罷工者們“有時是喝醉的”。工廠主們極為害怕，於是關閉了酒吧，以免這種情緒變得“*為糟糕”。有份文件記錄，工人們占領了位於楊斯頓坎布爾鋼板鋼管工廠的礦場辦公室，放火燒毀了那裡的文件。這份文件顯示，他們“闖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東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飽，他們就試圖燒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後頒布的禁酒令，顯然是一項勞動紀律（同時也是鼓勵資本消費的手段，女人會把男人從酒瓶裡省下來的錢用來購買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東西）。
　　禁酒令與反賭博法一道，為楊斯頓有組織犯罪的爆發提供了機會。隻要對當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許他們管制這些被禁止的行為。尤其是來自西西裡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斷繁榮壯大。毫無疑問，這有賴於他們掌握的科技以及組織方面的訣竅。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美國資本主義階級關繫的調停者——與西西裡黑手黨通過斡旋實現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並無不同。在美國，因為市政府變得*為“民主”，所以這種調解也發展成一種政治角色。
　　楊斯頓的民主化進程始於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執政時期。在此期間，工會日益合法並逐漸具備法律地位，而企業也*致力於改善員工的生活。與當時許多其他公司一樣，鋼鐵業大亨沉浸在“福利資本主義”當中，試圖削弱日益增長的工會的力量。因此，坎貝爾和其他礦場主都為員工建造了（按種族隔開的小型）連排住宅（在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開發公司中注資)並通過資助遊樂園、運動隊和職工小賣部建立起一種新的家長制統治。他們構成了該市共和黨體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觀了共和黨借助逐漸擁有選舉權的移民工薪階層入駐市政廳的過程。
美國黑手黨的發展史使它處於調停階級關繫的位置。與西西裡黑手黨一樣，美國黑手黨不僅能為民主黨拉到工薪階層的選票，而且能將選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選人身上。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工業城市中確實出現了腐敗的政治“機器”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前者有賴於有組織犯罪集團為其助力，替他們收集移民工人的選票，而後者通常要求進行改革，開展反移民運動。重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在1916年楊斯頓鋼鐵工人大罷工中展現出了令人害怕的戰鬥性，為了尋找能制約他們的力量，產業所有者與管理階層對政治機器采取了容忍的態度。我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和西西裡黑手黨一樣，美國的有組織犯罪在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驚愕的免於起訴的特權。
雙城毀滅記：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　　二戰後，巴勒莫急於推進現代化進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毀。因為黑手黨強行參與到房地產炒作與建設中，造成城市發展無人監管，投資不足並進一步脫離正軌，*終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現代化進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葉的現代化轉型因此被稱之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 “毀滅”。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設的鼎盛時期，而之後的70年代與80年代，重心逐漸轉向市政工程。總的來說，這種周期性的變化反映了二戰後西西裡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因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帶來的農業機械化導致農民大規模外流；另一方面，農村地主——大莊園的所有者——把投資轉移到了城市的房地產中。與此同時，**福利的擴大使得城市*具吸引力，因為在那裡能找到政府公職。巴勒莫在1946年成為新設立的西西裡島自治區首府，人口從1951年的50.3萬增長到1981年的70.9萬，增加了41%。盡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權開展一項城市開發計劃，但這並沒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開始各種不受監管的建築項目。他們都希望能從隨之而來的房地產需求中獲益。
　　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進一步扭曲了戰後的建築熱潮。1943年遭盟軍轟炸後，巴勒莫的舊市中心就被當時的政府所遺棄。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損毀*為嚴重的城市，市內7萬多間房屋被炸毀，近15萬人流離失所，棲身擁擠的貧民窟、棚戶區，甚至是洞穴中。市內的豪華宮殿受損極為嚴重。高貴的所有者們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遺棄了它們，任由其屋頂漏水，水管破裂。破壞者從空蕩蕩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築裝飾——雕像、立柱、噴泉，甚至連管道繫統都沒放過。空襲也影響到了舊市中心周邊頗具人氣的地方。那裡的危險建築隨時有倒塌的風險。它們要麼被拆除，要麼用密集的長木條十字交叉加固。與此同時，人們不斷開發出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亞洲移民搬進了這些危樓（回廊與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車場、堆放建築材料和贓物的倉庫，或是工匠們鬧哄哄的工作室；各種空曠的地區淪為賣淫與**零售交易的場所)。
　　政府決定放棄對該區域的重建，轉而興建“新巴勒莫”，這簡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於老城北面，即19世紀擴張後的新藝術區以北，然後擴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區。建築熱潮延伸至此，目光轉向不規則的小塊農田、荒廢的果園、別墅以及小村落。貴族地主顯然急切地希望能夠將果園和大莊園出手。這加速了這一帶由綠地變為鋼筋水泥的叢林的進程。與此同時，汽車的數量與郊區人口一同成倍增長，將曾經沉睡的鄉村街道變成了擁堵的泥潭。
　　這還不是“毀滅”或浩劫*糟糕的情形。當時的人認為，如果歷史中心的建築繼續遭受災禍，被人無視的話，那就順其自然吧：*終它們可能會被夷為平地，為興建一個向紐約看齊的現代化鬧市區騰出地方。政府出資在偏遠地區建設公屋與包括多車道環城公路在內的基礎設施。這誘使私人房地產開發商在政府允諾的燃氣和供水管道鋪設之前，在供電、交通設施與學校等其他配套服務建立之前就來到市郊進行投資。1968年發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場地震又一次襲擊了這個老市區中心。政府隨後出臺的決定沿襲了之前的發展模式：*多果園被建成城區，在此基礎上興建大片公共住房，將市中心的居民遷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復他們權宜的居所。1951年這片區域有12.5萬居民，而在30年的時間裡，人口減少到了4萬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圍廣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層獨立產權公寓和出租房撥地而起，形成一個連一個的單調街區。與東歐同等規模城市那些在陽臺上種滿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出租房在**看來破舊不堪，表面的水泥層剝落開裂，承重的鐵條、護欄與金屬裝飾經歷多年的侵蝕後鏽跡斑斑。
　　回憶起自己經歷中那種極具吸引力的現代化場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將這場浩劫怪罪到了“時代”身上。鋻於戰後巴勒莫的發展模式，購買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農民。他們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勵，或靠在北歐的辛勤工作來此購房，夢想著能逃離“落後的生活”——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想像著能得到進化（evoluto）或變得現代。寬松的信貸加上移居國外者的彙款也使他們能承擔得起購房款。對當地政府的雇員來說，低成本的貸款是一項標準福利。在這種氛圍下，甚至連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覺得，老東西沒有任何價值。當然，那些泛著銅鏽的古董除外。當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一座“摩天大樓”時，這些現代主義者都激動地跑去看它**次點亮**的紅燈。他們承認，現在回想起來布拉格式的風格也許會比紐約*適合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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