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中國傳統社會，因采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並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於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持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於尊重私人財產之保證性，並認為此保證性高於皇權，甚至高於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保證性。凡此措施，隻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繫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於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

序本書初刊於1988年，可是內中有幾篇文字已見於其他報刊，所以粗率地說，全書經歷至今已有十五年。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說中國長期革命業已成功，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預言，去世後中國又將沉淪於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局面。這種種悲觀，緣於忽略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我們所說中國的長期革命業已成功，並不是說所有問題都已解決，而是前後比較，已面臨歷史上一大突破。這種突破史無前例，在本國史裡7世紀隋唐之出現，差可比擬。在西洋史裡也隻有英國在17、18世紀之交的打開局面，可以相互比較，因之兩方的過程，可以看得更為明顯。其中最重要的癥結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登場。但是資本主義是一個被濫用的名詞。我們因其無可替代，雖引用而必強調在20世紀末年，其最顯著之特色不在階級鬥爭，也不是新教倫理，而是負債經營。一個國家希望資金廣泛地流通，經理人員與所有權分離，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