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治史，很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筆直書，實錄真相。歷目前，直書和實錄的精神品格也為人們津津樂道。堅持要為“趙盾弒其君”記下一筆的董狐，便是其中的一位，孔夫子曾誇獎他“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司馬遷的名氣則更大些，時賢劉向、揚雄都稱贊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謂史家直書之典範，歷來為世人所推崇。 歷目前，陳壽的“良史之材”也曾得到多數史家的認可。在一些人看來，他撰寫的《三國志》，影響直逼司馬遷的《史記》，超過了班固的《漢書》。《晉書·陳壽傳》就稱贊他“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司空張華愛其纔，甚至想把修撰《晉書》的重任托付給他。但是，有些做法似乎也讓這位“良史”蒙羞。 有兩件不太光彩的事，都見於《晉書·陳壽傳》。一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