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溍(1277—1357)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延祜首科進士，以《太極賦》馳名一時。就文化貢獻、時代聲望、歷史影響而言，黃溍實為研究元代文史難以繞過的精英士人。
慈波編著的這本《黃溍評傳》分別從家族傳統、地域文化、仕宦經歷等方面探討黃溍的思想和文學藝術創作特點的成因；從政治思想、儒學思想、佛學思想、道家思想、書畫理論和書畫創作、文學觀念和詩文創作等幾個方面論述黃溍的思想構成和文學藝術成就。

黃溍(1277—1357)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延祜首 科進士，以《太極賦》馳名一時。入仕後浮沉州縣， 白首登畿，入直詞林，侍講經筵。黃浯會融文理，合 而為一；研精佛學，解行兼全；隨遇曠達，仕隱無礙 。黃浯詩文兼擅，文章“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像 ”，詩歌“不蘇不黃，超絕町畦”。其弟子宋濂、王 神為明初文壇領袖，開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 黃浯與虞集、揭傒斯、柳貫一起列名“儒林四傑”， 就文化貢獻、時代聲望、歷史影響而言，黃溍實為研 究元代文史難以繞過的精英士人。 慈波編著的這本《黃溍評傳》探討黃溍的思想和 文學藝術創作特點的成因；以及思想構成和文學藝術 成就。

總序
第一章 家世與宗族
一、義烏洞門黃氏世繫
二、詩書世澤，節義宗風
三、敬宗意識與宗譜編纂
第二章 地域、學派與士人網絡：黃浯的師友淵源
一、師承授受與思想譜繫
二、交遊耆舊與文采風義
三、師友影響與出處選擇
第三章 難進易退：黃浯的遊宦生涯
一、奮由一第
二、州縣沉浮
三、白首登畿
四、提學江浙
五、人直詞林
六、林下休致
第四章 酌古通今：試策與黃浯的政治關懷
一、試策制度與策題擬定
二、鄉試對策中的政治理想
三、策問：通達治體，善為疑難
第五章 文苑或儒林：黃浯儒學史地位的衡定
一、舉場程文與黃浯的儒學素養
二、《日損齋筆記》：根據分明，不同臆斷
三、黃浯與宋元之際浙東儒學
四、義理與文章的分合
第六章 佛學與學佛：黃浯的佛家思想及信仰
一、早歲學佛：聿熏旃檀妙
二、晚年喜為浮屠
三、會一趨同的佛教觀念
第七章 地域、交遊、出處選擇：道家思想與黃浯的人生思考
一、婺州地域與道家文化
二、與道教人士的交往
三、出處思考與道家觀念
第八章 自成一家：黃浯的藝術論與書畫
一、書畫題跋中的藝術論
二、雅善真草，筆札峻逸
第九章 詩主性情，文依經史：黃浯的文學觀念
一、言詩而本於人情
二、六經根本，二史波瀾
第十章 以文辭鳴當世：黃浯的文學成就
一、黃浯創作的發展階段
二、元詩文獻中的黃浯詩
三、平實流麗、超*町畦的詩歌創作
四、文章：“類歐陽永叔”與“類王介甫”
五、文脈流傳中的黃浯
參考文獻
後記

(二)師群經，友遷、固 強調文成於學，反映了黃溍文章觀念中重視性理 的一面，但這隻是理論上的蘄向，並未能為如何提高 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門。黃浯所倡行的細化的文章經 驗，是通過宗本群經、取法二史來實現的。宋濂自述 學文經歷，言及自己對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 及遊黃文獻公門，公晦之日：‘學文以六經為根本， 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 ’①”黃溍的訓誨包含了幾層含義：文章根本在於宗 經，經學深湛則文章淳雅；但僅重性理容易導致文章 典實有餘而質木板滯，故而需要學習史家筆法來增強 文章藝術性，使之活躍而富有靈動之氣。而這兩端當 中，宗經則為根本準則。在《葉夷仲文集序》中，宋 濂*重引此說，以識師法：“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 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 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 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 兩論對照，師群經決定了文章的內容；而法二史則影 響了文章表達。造性理本源，盡文事之變，這與合程 、朱、歐、蘇於一的主張契合，反映出黃溍文章觀念 的一致性。後人稱賞“此言約而能要，宋文憲公屢稱 之以勵學者”②，並奉之以為圭臬，足見此說影響並 不**於師門。
這一觀點的具體意涵，黃浯並未形諸文字，而其 門生宋濂、王袆卻多稱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 王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們所指稱的 “文”的具體內容。對於“文”的理解，劉勰在《文 心雕龍·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與人文之說， 有代表性意義，同時此文中已有將文與道聯繫起來的 傾向。宋濂的見解大力突出了道對於文的規定作用， 在為王袆所作的《華川書舍記》中，他強調“立言不 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 文也”。這樣的標準自然隻有聖人之文方能符合。在 他的梳理下，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學未聞道”，而 “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 劉向、班固，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 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纔，善馳騁於 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聖人之文，不 無所愧也”。他所羅列的幾乎盡是後人所推重的文章 大家，遴選結果卻是無一合轍，懸的之高令人驚異。
合於這一標準的，不過寥寥數人：“上下一千餘年， 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 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 而文益明爾。”除孟子之外，其他皆為理學家，顯然 是以為理學家所推明的道，延續了聖人之傳。他們的 文章方為極則，是學習的典範：“士無志於古則已， 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 先生嘗言之。”聖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經典，因而宋 濂轉述的黃浯的論點，其實質仍在於宗經。
根據上述論點來判斷，黃浯的文章觀念基本不出 理學家文論範圍，作為常規話語，似乎早已失去重述 的必要。不過這其中尚有未發之處，而正是這被遮蔽 的存在，構成了黃浯文章論的獨特性。黃浯所說的師 群經、法二史不僅僅是對文章軌範的限定，*體現了 文類觀念。黃浯將文章分為兩大類：紀事之文與載道 之文。師群經一說所針對的，是載道之文；而法二史 則是對紀事之文的要求。因而這一觀念其實在重視性 理、引史入文的同時，也具有提領實際寫法方面的效 用。
這一分類論文的見解在王袆《文訓》中有充分表 述。王袆自陳“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 而不得其要”，於是“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因 而《文訓》中的觀念皆直接秉承黃溍而來。文章提出 ：“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 ，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眾制。然必用之以纔，主之以 氣。纔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 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 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 之至乎？”這與上文所言的文成於學構成呼應，是重 道的表現。接下來文章對詩詞四六、科舉之文、金石 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論列，而皆意猶未足，於是引 出文類概念：“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 載道之文。”紀事之文當推史為極則，“文之難者， 莫難於史”，“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可見 黃溍對文章的這一區劃，是著眼於文章的*高境界， 而並非對文體的逐體細分，由於史體代表了文章的* 難之體，因而可以舉以概全。史體當以遷、固為法， 是因為“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
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纔如二子者，可 謂特起撥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 外乎其榘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 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尊華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 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 範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 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譾以纖。況乎 嘩、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在體例、 筆法、義旨方面，二史皆遠邁群倫，足為效法對像。
不過文章並不以史體為**，“史者，紀事之文 ，於道則未也”。文章的*高境界即為群經，“經者 ，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經各有軌範，“聖人 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 ，《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 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 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征。斯 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 繩”。載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經的優長：“本之《 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 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吾 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達到這一標準，文之 能事也就窮盡而無餘蘊了。P17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