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柏樺講朱元璋御案

事實證明，朱元璋查抄貪官污吏的家，並沒有查抄出按他的方法所計算出來的數額，所以要追贓。既然要追贓，那麼如何計算數額呢?朱元璋算了一筆賬。在《大誥·郭桓造罪第四十九》中講他之前計算時，恐民眾不相信有如此多的贓款，所以僅大概計算為 700萬石，但現在從浙西秋糧賣放情況來看，其寶鈔金銀估且不算，僅糧米的缺額就有200萬石，這樣當時12個布政司，總計就是2400萬石，相當於現在的七八十億人民幣，這個數額實在巨大。一個布政司出現問題，所有的布政司都會有問題，這便是朱元璋的邏輯。按照這個邏輯，如果要追贓，各個布政司都不能排除在外，那麼自上而下地去追，所牽連的人多達數萬餘眾，看來也是平常的事了。
至於郭桓案都牽連了什麼人?又是如何使中產之家破產的呢?朱元璋的誥文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大誥·五府州免糧第十二》中講，應天、宣城、太平、廣德、鎮江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一府稅糧大約是120餘萬石，官田約占一半，無一粒上倉，就是60萬石，五府合計則約300萬石，數額巨大，五府官吏都不能免罪。似此嚴追，全國官吏都不免要被審察。
在《大誥·開州追贓第二十五》中，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在追郭桓等人的贓款時，下帖鄉村，遍處科民，以賠補贓項，因為手段殘忍，民眾怨恨極大，朱元璋將其斬首，並將頭顱在本州屬地傳示，以平民憤。可見在追贓過程中，不但貪贓者被嚴懲了，追贓的人也因為各種因素被嚴懲了。從追贓過程來看，本籍貫官吏如果完不成追贓任務，必然會受到處罰，而嚴厲追贓又會造成科斂，*終也難免一死，全國地方官都卷入了這起追贓的風波之中。
在《大誥·重科馬草第四十二》中，因戶部侍郎郭桓等，得到應天等五府納草人徐添慶等戶的贓，便不征收他們的馬草，卻在安慶府人戶內征收，將負擔轉給了其它地區。富民行賄免征賦稅，致使其它地區增加負擔，朱元璋認為這樣的做法**可惡，便針對富民進行了懲治。按照朱元璋的邏輯，凡是向官吏行賄者，都屬於“奸頑”，而“奸頑”則要納入重懲不貸的行列。在《大誥·納豆入水第五十三》中，因為 “奸頑人戶”在馬料豆中拌水，朱元璋便認為：“每倉一間不下萬餘石，因一戶奸頑攙水交納，濕熱一蒸，盈廒皆壞，如此者多矣。”朱元璋並不以繳納攙水馬料豆數的額度計算，而是以攙水馬料豆人倉以後造成的損失來計算。這樣，一戶繳納攙水馬料豆，就要按損失萬石來計，於是數額便巨大了，那麼將“奸頑人戶”治以極刑，便是“罪有應得”了。“奸頑人戶 ”繳納拌水馬料豆和糧米，收進倉庫的官攢人等也有責任，所以不但“奸頑”難免一死，監收人員*不能苟活於世。在《大誥·揚州魚課第五十》中，因揚州所欠魚課，由郭桓暗通揚州府知府戰慎，在向富戶追贓以後，又到河泊所官原籍追贓，以致一贓兩追，當事人不免加罪重處，所牽連之人也難逃處罰。這樣的追贓方式，官吏當然難逃懲處，而富戶“奸頑”也牽連其中。官吏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以追贓多作為政績，必然是竭澤而漁，隻要有錢就逼迫他們出資，於是便出現“中人之家以上，大抵皆破產”的情況。
郭桓案的追贓打擊面越來越大，問題也越查越多。《大誥·刑餘攢典盜糧第六十九》中講到，龍江衛倉官攢人等，暗通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已經被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在倉，但又偷出官籌，盜支倉糧，這屬於再犯，當然不能夠免死。在《大誥續編·鈔庫作弊第三十二》中，查出寶鈔提舉司官吏馮良、孫安等20名，暗通戶部官栗恕、郭桓，戶科給事中屈伸等，並鈔匠580名，隱匿寶鈔1437540錠，並將之與商稅鈔折抵，虛出實收，內外人等均分。這個數額大約相當於現在的2億7千萬元人民幣，受牽連者上千人。朱元璋感嘆道：“嗚呼!當計此之謀，為利所迷，白將以為終身不犯，豈知不終年而遭刑。”他警告道，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為人不要自作聰明，要知道法網難逃。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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