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遼太祖阿保機的耶律家族

第六節風雨飄搖：契丹人面臨的中唐（762年—827年）亂局盛唐發軔於太宗的“貞觀之治”，歷經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周專制、玄宗前期的“開元之治”，唐朝經過四代人接力棒式的努力，到八世紀上半葉，帝國的文治武功、軍事實力、世界影響、國民財富等都達到了之前歷史所無可企及的高度，是名副其實的盛世。
然而，物極必反，樂極生悲，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當事物發展到近乎 **、近乎**的時候，一定有走向另一個**的可能，“人無千般好，花無百日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為**美好的背後，往往掩蓋了許多不易察覺而又一觸即發的矛盾。
唐朝也是如此。自高宗以後，唐朝對邊地的控制就逐漸松懈，*多的精力專注於以武周代唐為代表的內部事務，隋朝以來北方的主要威脅突厥雖然已經沒有大規模犯唐的能力，但是來自西南吐蕃人的向北向西擴張，極大牽扯了朝廷的精力，吐蕃對河西走廊這一漢朝以來中國西域疆土的生命線不斷攻擊，同時吐蕃人還翻越了巨大的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直接威脅著唐朝的中亞藩屬城邦國和克什米爾、阿富汗北部等藩屬區。
從兩河流域東來的阿拉伯帝國軍隊，則不斷對費爾干那盆地、伊塞克湖谷地、蔥嶺西部高原等唐朝領土和羈縻（都護）府、州采取征服行動，阿拉伯、吐蕃兩支新興力量盡管宗教信仰、征服目標**不同，甚至在相遇時還發生過劇烈衝突，但客觀上給唐朝造成了巨大壓力。
為加強對邊地的管理，唐玄宗在開元十年設立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派駐管理，這次重大變革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節度使（經略使）代表朝廷管理數個州的民戶、稅賦、土地、軍政等事務。但節度使稱霸一方，日久天長尾大不掉，反成唐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
天寶以後，唐玄宗日益歌舞升平，納楊玉環為貴妃後，重用奸相楊國忠、李林甫，朝政敗壞至無可附加。玄宗好大喜功，不像太宗注重民族團結和懷柔羈縻，希望利用強大國力與少數民族在軍事上見高下，滿足自己與太宗 “比肩”的潛意識，因而不斷弱化行政管理、民族政策的功能，偏重於增強軍事活動，玄宗還改革了兵制，由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加上設置權力巨大的兵鎮，使得節度使集軍政民政權力於一身，中央政府又腐敗不堪，可謂後患無窮。
八世紀中葉，在大戰中無往不勝的唐朝多民族聯軍，因為一個節度使的大意和一支少數民族的臨陣叛變而遭致慘敗，成為唐朝衰落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倒下者。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在與吐蕃軍隊爭鋒中屢屢大獲全勝的唐安西四鎮都護府節度使（都護）高仙芝，因為居功自傲和民族政策嚴重失當，造成本來對唐朝頂禮膜拜的部分屬邦和少數民族心生幽怨，在與當地人共同反擊阿拉伯軍隊的“怛（音“da達”）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塔拉斯市附近）之戰”中，配屬的葛邏祿民族軍隊突然倒戈，致使唐軍大敗。此役後，唐朝失去了中亞和南亞北部數百萬平方公裡的羈縻府、州，而且聲威退縮至也列河（今伊犁河），安西四鎮久經沙場歷練的野戰軍從此一蹶不振，唐朝在中亞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一去不復返了。
吐蕃人隨後迅速填補了唐朝在西域東部的權力真空，但不久又被北方崛起的回紇汗國擊敗，好在當時回紇人一直忠誠於唐廷，纔保證了唐朝西部邊陲沒有再度萎縮。
遺憾的是，高仙芝的慘敗還可以補救，但是接踵而來的“安史之亂”，不僅**毀滅了唐玄宗恢復中亞疆域的理想，而且直接導致了他本人的黯然退位。
就在高仙芝率領唐朝安西都護府野戰大軍在中亞和帕米爾馳騁的時候，契丹人在東方肇啟事端：745年（唐玄宗天寶四年），回紇骨力裴羅可汗滅突厥建立回紇汗國，依附突厥的契丹遣使降唐。這一次，朝廷希望再次用傳統的和親方式籠絡契丹人，以靜樂公主下嫁契丹首領，但是安祿山從中作梗，濫殺契丹和庫莫奚無辜百姓，反倒激化了朝廷與契丹、庫莫奚的矛盾，公主被殺害了。在中國歷**，能夠得到中原朝廷（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和親被認為是一種巨大的恩寵，因此拒*和親已經**罕見，而殺害無辜而高貴的公主（盡管許多並非皇帝骨肉，而是宗室女子）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在那個通訊、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玄宗設立的十個節度使（經略使）的一面之詞就成了皇帝的信息來源，對公主被殺勃然大怒的朝廷，立即命安祿山親率軍隊對契丹進行討伐。就在“怛邏斯之戰”同一年的751年，唐軍深入契丹腹地，結果在林木中中了埋伏，唐軍大敗。
安祿山的起家本來就是靠著欺凌契丹人邀功請賞。他早先不過是幽州刺史手下一員偏將，看到契丹形勢平穩，擔心自己無法獲得軍功和爵祿，於是極盡破壞契丹與唐朝團結之能事，一邊濫殺契丹百姓，以此向上冒功並加官晉爵、領取厚賞，一邊向上級虛構契丹人的“劣跡”，挑唆民族關繫，使得契丹人與朝廷反目，轉而投靠回紇汗國。而安祿山卻通過這種卑劣方式，加上結交權臣奸相和玄宗寵幸的楊貴妃，很快成為掌管範陽、平盧、河東三個方鎮、擁兵20萬的大軍閥。
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鼕，安祿山以奉詔討伐楊國忠為名，在範陽起兵。當年早些時候，為了消除北患，他派大軍在精心準備後對契丹發動攻擊並大獲全勝。
契丹人隻能繼續投奔北方的回紇和東邊的靺鞨。但是，在數世紀的民族融合中，居住在營州、幽州和河北北部的契丹人、庫莫奚人已經深深漢化，如在安祿山的方鎮行政機構及其反叛大軍中，就有為數眾多的契丹籍官員和士兵，因為契丹人擅騎射，安祿山在起兵前一年（754年）一次提升2500名契丹族、庫莫奚族任將軍和中郎將；成德（又名鎮冀或恆冀，住所在今河北省正定縣）方鎮擁有漢人近400萬，但曾有近40年時間先後由一個庫莫奚家族和一個契丹家族成員擔任節度使；今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的魏博（住所在今河北省大名縣）方鎮，則有數年時間由一位庫莫奚籍節度使管轄。
在平定“安史之亂”亂軍的唐朝大軍中，契丹人、庫莫奚人的身影隨處可見，這不僅因為唐朝本身就是多民族帝國，軍隊本身就是多民族組成，* 說明契丹與各民族融合的深度。不僅如此，為平定“安史之亂”立下**功勛、穩住了唐朝頹勢、結束了百姓民不聊生狀態的**將領之一的李光弼，就是出身於營州的傳統契丹人家族。
契丹人經過唐朝的幾次重大打擊，不得不依附於回紇汗國，既沒有能力在朝廷於中亞失利後趁火打劫，*不可能與近在咫尺的安祿山為敵，他們忙於處理第二次部落聯盟結束後內部政局不穩的局面。但是，契丹已經不能抗拒中原的**，就像一個發育中的孩童，每一次發現都出乎意料，每一次與中原的交往都是嶄新的收獲。於是，他們依然沿著祖先的足跡，沿著大唐官道，一次次前往朝廷朝貢，僅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中葉，契丹人派往長安的貢使使團就多達幾十個，近1000人次。
對於這個小民族的來使，唐朝皇室堅持著中國自古以來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關繫處理原則，每每薄貢厚饋、殷勤款待，令契丹人與中原王朝的心*近了。不過有所不同的是，朝廷已經不再像契丹第二次部落聯盟時那樣對其首領進行賜姓、和親、加官、封爵等形式的賞賜了，因為一來契丹已是唐朝友好藩屬回紇汗國的屬部，二來契丹屢次時平時叛讓朝廷心有餘悸。
總的說來，契丹人在唐中期的戰略環境相對有利於其恢復和發展，因為唐朝被西部邊陲的危機搞得不亦樂乎，無暇顧及契丹，並且契丹當時畢竟是小族，還不足以引起大患。但是微觀環境難盡人意，主要是安祿山軍閥體繫對契丹橫征暴斂，發展前期將契丹人作為工具任意處置，在成為節度使後又毫不留情地對契丹人進行逐殺。
好在安祿山沒有把契丹人放在眼裡，他的宏偉目標是滅亡唐朝的統治，自己做中華帝國的帝王，於是其主力部隊紛紛殺向中原；再者，由於“安史之亂”不符合廣大人民求太平生活的根本願望，因而在各族人民團結努力下，經過七年零兩個月，唐朝終於平定了“安史之亂”（755年鼕—763年春），契丹人在此間的雙方軍隊對壘中，培訓和鍛煉了大量的本民族軍事和民政骨干。
“安史之亂”雖然被平息了，但是唐帝國付出的代價是慘痛和無法彌補的，中央政權的衰微，反過來造成不得不依托方鎮和民族軍隊，依靠後者就不得不下放*多的權力，於是方鎮日益成為“國中之國”，而中央政府漸漸形同虛設；在方鎮內，節度使的權力之大**是“小皇帝”。戰亂不僅使唐朝收復中亞疆域的雄心成為泡影，而且為平叛不得不從西北、西南本已實力大損的軍隊中抽調部隊內地“勤王”，造成邊陲兵備空虛，形成惡性循環，結果就是安西四鎮和河西走廊盡人吐蕃之手，唐朝對邊陲各民族的管控也從此基本無存。
P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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