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革命(精)/馬勇講史

第一章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國舊歷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謂辛亥年，就是從這**開始。像往常一樣，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舊平淡無奇，該拜年的拜年，該上香的上香，京城內外一派節日氣像。太陽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還是那樣不咸不淡，並沒有什麼值得記住的地方。這****值得後來歷史學家反復強調的，隻是發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黨人蔣翊武、詹大悲、劉復基等人將先前已經存在的“振武學社” *名為“文學社”。他們以研究文學為幌子，在湖北新軍中宣傳革命，後來又與共進社一起成為武昌首義的發難者、***。文學社的成立對辛亥來說，具有極其強烈的像征意義，但究竟是像征著革命高潮的到來，還是像征著革命危機，或像征著革命進人低谷，其實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個人的革命說文學社的成立意味著革命高潮的到來，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也就是過了十個月的時間，文學社確實和共進社發起了一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革命。這是從後來的歷史反推過來的看法，而按照當時的感覺，文學社的成立，其實標志著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革命已經陷入低谷，因為在過去的幾年間，隨著清廷立憲運動按部就班穩步推進，革命眼見著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革命者開始發急了，發毛了，於是開始一繫列*慘烈的暴力革命，試圖打開一個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這個過程或道理，還是讓我們簡單回溯一下革命的發生和發展。
晚清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起源並不是太早。經過幾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別是面對西方“新異族”的出現，漢族知識分子久已認同了滿洲人這個“老異族” ，久已沒有傳統中國士大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那樣的心理緊張，漢族知識分子在“我大清王朝”體制下活得也比較滋潤，特別是在慈禧太後當國這近半個世紀中，滿洲貴族集團隻是在名義上享有大清帝國的所有權，而經營權、管理權都幾乎交給了漢族高官，清廷雖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崗位上設置滿漢雙首長制，但滿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隻要不是涉及、侵害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滿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讓漢大臣盡心出力地工作。
漢族特別是漢族知識分子階層已經被清廷的“聯合執政”統一戰線弄得神魂顛倒，不分東西，即便是後來反滿意識強烈的孫中山，其*初階段也不是要反滿，而是要參與聯合政權，希望在聯合政府中謀得一個職務，哪怕這個職務隻是一個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繫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纔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纔，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讀者是李鴻章，那麼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了，李鴻章對這四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李鴻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講述過西方走向強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纔、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的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為六七年前提出的“變成法 ”、“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議相比較，雖然說不上是理論上的倒退與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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