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解讀中國歷史，讀懂《史記》從本書開始。
★“漢學諾貝爾”儒蓮獎得主、京都學派史學泰鬥宮崎市定研讀《史記》六十年經驗結晶，借大師之眼讀懂《史記》。
★問世38年長銷不墜，文庫本加印20次，暢銷10餘萬冊，日本人靠它讀懂《史記》。
★僅有的分體例全面解讀《史記》的著作，本紀、世家、表、書、列傳逐一解讀，閱讀《史記》的**入門書。
★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南京大學教授張學鋒聯袂**。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它生動地描繪了古代中國的社會與人。《史記》誕生後，中國幾乎沒有能夠超越它的史書，評論《史記》幾乎與評論中國的整個歷史有著同等的價值。《史記》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它在日本也隨著遣唐使傳入後廣為流傳。經過六十年的鑽研，宮崎市定從《史記》的成書到結構全面解讀這部偉大的名著，著成這部絕佳的《史記》入門經典。 在本書中，宮崎市定展現了他獨特的《史記》解讀法。他對於司馬遷在體例上的變通贊賞有加，認為“體例的設立應當是為了記述的便利，如果因為體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縛，無法從心所欲地下筆，那就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對於《史記》的敘事手法，作者發現其中文學價值較高的篇目，都遵循著中國古代詩歌一般“起承轉結”的結構，並且推測可能受到了古代戲劇形式“偶語”的影響。此外，本書中時常夾雜著作者對司馬遷的簡評，雖是隻言片語，卻生動風趣，盡顯智慧。 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馬遷的人格與經歷、《史記》的結構與風格之後，宮崎市定讀出了《史記》中展現的真實的古代中國。那是一個如同古希臘、古羅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會。民眾的主體，是居住在城郭裡的自由民。他們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門，在自家農田裡辛勤勞作，日落時分回到城裡休息。在這裡，他們不再被一個詞語或者幾行文字所概括，他們是真正鮮活地存在過的人。

宮崎市定（1901—1995） 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公認的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籐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專攻東洋史，1936年赴法留學。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後任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等都是他的書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東洋的近世》等。

序言
第一章 《史記》的讀法——我們曾經怎樣讀《史記》
第二章 正史之祖——紀傳體的創立
第三章 本紀——中國的辯證法
第四章 世家——政權割據的力學
第五章 年表——歷史可以追溯到多遠
第六章 列傳——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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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簡要年表
《史記》中的女性
解說（吉川忠夫）

史學的獨立 司馬遷創作了***部歷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他生於公元前2世紀，生活在漢王朝*鼎盛的時代，比起公元前5世紀的西洋歷史學家之祖希羅多德，大約晚了三個世紀。這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文化的起步要晚於西方，因為歷史學的發達是計算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
《史記》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民族史，而不是世界史。盡管《史記》的記述涉及了當時中國人所能知曉的地域極限，北到外蒙古，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東到海上的仙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是站在將異民族與中國平行，保留其**傳統而與之共存的綜合性立場上書寫的。隻有在他們恰好與中國發生關聯的時候，司馬遷纔會對這一關聯表現出興趣，而對於他們國民的過去以及將來的發展，則絲毫沒有關注。
司馬遷不具備**所說的哲學，但他是以一種價值觀寫成了《史記》。他認為歷史並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沒有必然性背後隱藏著的理論。在他看來，所有類似於思想乃至哲學的東西，都不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理應包含在綜合記述人類行為的歷史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是從他身上突然出現的。他的史學有著淵源和背景，這在**依然可以做出某種歷史性的追蹤。
司馬遷的史學明顯來源於孔子，但他並不是所謂的儒家。如果是儒家，就應該埋頭於孔子教授的儒學，致力於闡明孔子的教條，而他雖接受了孔子的影響，卻沒有與之合流，而是創立了作為新學問的歷史學。這樣的態度在當時*不罕見，所謂諸子百家都是不被以往的學問束縛，自立門派而成一家。因此，被視作與儒家對立的一群家學而統稱為諸子，他們自己一定是很不滿意的。但作為實力競爭的結果，隻有儒家不斷繁榮，成為學問的主流，與其不符的全都被斥為支流，不分青紅皂白地視為一體。這是時勢所然，由不得抱怨。如果不是儒家而是墨子的學派得勢的話，墨家就會被視為歷代學問的正統，儒家就隻是諸子百家之一，隻能面臨龜縮一隅的命運了。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如果沒有後繼者的話，也不過是儒家的一個支流，如同《呂氏春秋》般名列諸子中的一家而已。但是，後世中史學的必要性不斷增加，其後繼者也絡繹不*，*終史學的獨立地位得到了承認，甚至能夠和孔子的儒家經學相對抗，司馬遷作為史學祖先的名聲得以確立。
中國在傳統上將所有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是儒家的經書，史是以《史記》為開端的史籍，子是諸子百家之書，集是以文學為主的文集。使經書成為經典的編纂者自然是孔子，史學的創始人是司馬遷，子部和集部是集合名詞，所以沒有創立者。由此可見，從學問上而言，司馬遷可以說擁有著與孔子相比肩的地位。
史學與儒學 在儒家經典中，與史學關繫*深的是《書經》和《春秋》。《書經》也稱《尚書》，記錄了古代帝王諸侯下達教諭命令時的話語，也就是一種語錄。《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年代記，隻是筆記程度的簡單記錄，後來經過儒家的解釋，形成了《公羊》《榖梁》《左氏》三傳。三傳從各自的立場給《春秋》的正文賦予深奧的含義並加以解釋，從而使《春秋》成為儒學的教科書。傳是對經書正文的**次解釋，在後世受到了不亞於正文的崇敬。
從**的角度來看，《書經》和《春秋》都隻是單純的記錄，雖然可以稱為史料，但很難說就是歷史。至於對此加以儒家形式解說的尚書學和春秋學，它們相比於弄清歷史事實，*著重於闡發儒家的宗旨，所以是儒學而不是史學。
司馬遷可能一度修習儒學，著述《史記》時自然會將《書經》和《春秋》作為史料。與此同時，承認經書的儒學性解釋並加以記述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價值觀上也深受儒學，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思想的影響。
《史記》的體裁 司馬遷的《史記》共計一百三十卷，內容由本紀十二卷，表十卷，書八卷，世家三十卷，列傳七十卷組成。本紀是帝王的記錄，始於以黃帝為首的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經過秦朝而到達當時的漢代，記錄了主權者交替的年代順序，因此是編年體的歷史，可以說沿用了《春秋》的體裁。不過，本紀既然是帝王的記錄，必然會轉載帝王下達的教令話語，也就是《書經》中的內容，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本紀之後是表，表將歷史事實盡可能地簡單化，使其能夠一目了然。這是司馬遷的創造，《史記》以前並沒有這樣的體例。接著是書，從《禮書》到《平準書》共計八書，在每個特定的政治話題下整理相關內容，這些內容如果分散記錄在本紀中，就可能切斷其他事件的連續性，造成主題松散、前後缺乏邏輯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記事獨立成為一書。八書中有關於經濟統治政策的《平準書》，司馬遷的這一創見值得高度評價。“平準”就是水平的意思，也就是在物價沸騰的時候，將其穩定到一定水平的政策。隻不過通常情況下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時候反而帶來大的弊害，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要警告的。
接下來的世家是作為割據政權的封建諸侯的記錄，記載了從帝王處獲得領地、委任統治當地的世襲大夫們的興衰榮辱。由於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指掌中央統一政權的帝王與一般民眾之間必然會產生中介性質的統治機構。由於諸侯都是世襲的，因此稱為“世家”。
世家之後就是列傳，主要是平民的記錄。當下動輒將古代中國放在奴隸制時代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把它想像成一個毫無自由的停滯社會。但《史記》列傳的記述**顛覆了這種預想，那裡所描繪的中國如同西洋的希臘和羅馬一樣，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會。雖然不能否定奴隸的存在，但人民的主體是居住在有城牆環繞的農業都市裡的自由市民。他們通常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門，到城外的自家農田裡勞動，日落時分回到城內休息，閑暇時候聚集在城內被稱為市的交易場所，從中獲得一定的娛樂。這裡的市，正可以和希臘、羅馬的市場（Agora）、廣場（Forum）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