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直至夏商時期，都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布，蘇秉琦先生將之形像地概括為“滿天星鬥”模式。這一模式打破了歷史考古學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就中國文明的起源引發了許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精）》由哲學家趙汀陽為廣大讀者精心挑選和編排了能代表蘇秉琦先生學術思想和風格的文章：關注考古物證所能開發的思想，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蘇秉琦、趙汀陽著的《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 中國）（精）》旨在從宏觀角度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 問題，同時提綱挈領地梳理幾大區繫文化的淵源、特 點和發展道路，介紹劃分和界定文化區繫的考古實踐 工作中一些基本的原則和方法。

寫在《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前面的話
《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第一章 問題與綜述：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一、繞出兩個怪圈
二、區繫類型說的主要論點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來源
四、中華文明發展有自己的道路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與文明因素之辨
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說法不確切
八、長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爐
九、多源一統、歷久不衰的原因
十、中華文明的精華
十一、世界必將走向“大同”
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
一、舊石器時代
二、新石器時代
三、史前時代社會的分工和分化
四、文化的分區與重組
五、古史傳說
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
一、中國史前史的性質與任務
二、中國史前史的內容和時、空框架
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
一、關於“重建”的回顧
二、區繫類型考古的實踐與理論
（一）關於華南地區的考古
（二）關於長江下遊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三）關於山東地區及環渤海考古再實踐
（四）關於洞庭湖周圍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五）關於北方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六）*後再講一講四川盆地考古的問題
三、從區繫的中國到區繫的世界與世界中的中國
文化與文明
一、背景——歷史的反思
二、中國考古學新時期的兩個標志
三、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
四、我們學科的目標
第二章 滿天星鬥格局
像征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
一、中華文明曙光的像征——紅山文化壇、廟、塚
二、中華民族的像征——遼西古長城
三、中華統一**的像征——秦漢“碣石宮”
中華文明的新曙光
關於遼河文明
關於環渤海—環日本海的考古學
仰韶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化起源問題——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
（代序言）
兩種“小口尖底瓶”
兩種花卉圖案彩陶盆
兩種動物圖案彩陶盆（魚、鳥）
仰韶文化的去向
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
一、引言
二、什麼是半坡類型和什麼是廟底溝類型
三、廟底溝類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四、半坡類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五、廟底溝類型和半坡類型的關繫
六、年代和分期
七、社會發展階段
八、分布和分區
九、同其他原始文化的關繫
一〇、結語
仰韶文化同歷史傳說的關繫
神農氏時代
黃帝堯舜氏時代
夏代
談“晉文化”考古
一、作為中原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二、作為北方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三、中原和北方兩大古文化區繫間的重要紐帶
關於陶寺發掘報告編寫及有關問題
一、關於陶寺遺址的文化特點
二、關於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編寫
三、關於晉南的考古學課題
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
一、楚文化探索的對像和目的
二、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淵源問題
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文化面貌的階段性變化和諸地區間文化關繫的變化
關於“幾何形印紋陶”
一、寫作背景
二、關於起名
三、圖形分類
四、區繫分片
五、江西北部地區的幾何形印紋陶
六、與鄰近地區的關繫問題
七、結論
第三章 方法與器物
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 、引言
二、傳說材料的整理
（一）傳說材料的一般特征
（二）傳說的類型
（三）傳說材料的等次
（四）整理傳說材料的方法與原則
三、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基本的方法與原則
（二）傳說中的史實
（三）傳說時代的歷史
四、結論
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
一、地層學
二、器物形態學
瓦鬲的研究
一、鬥雞臺出土瓦鬲的形制與年代
二、瓦鬲的分布與演變
（A）袋足類
（B）聯襠類
（C）折足類
（D）矮腳類
三、瓦鬲的發生
（一）矮腳類（D型）出於折足類（C型）的證據
（二）折足類（C型）出於聯襠類（B型）的證據
（三）聯襠類（B型）出於袋足類（A型）的證據
（四）袋足類（A型）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四、瓦鬲的消滅
五、結論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蘇秉琦談考古 學的中國夢　　蘇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過 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面：一 是繞出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把社會 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其中第二 階段可以1975年開始提出區繫類型學說為起點。蘇秉 琦認為，自己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兩步：一是從 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用區繫觀點選 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終是為闡明把億萬 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二是從微觀角度，應 用分子分析方法，圍繞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 傳統中長期起積極作用的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 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流彙成滔滔江河的“破密” 的鑰匙。　　問：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古兆申先 生曾拜訪您，就《明報月刊》讀者關心的一些問題向 您請教。但他公務纏身，匆匆回港，委托我繼續做這 件事，我代表《明報月刊》編輯部向您致謝。　　蘇 秉琦（以下簡稱蘇）：我正式從事考古發掘、研究已 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個老兵，把所知、所得 公之於世，是我的職責。　　問：**個問題是， 1986年您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文化與文明》 講話中提到，對中華文明的思考，**已不像“五四 ”時代那樣簡單，而是要構想如何建設同五千年文明 古國相稱的現代化文明，引申出來的思考就是：中華 文明的民族靈魂是什麼？精神支柱是什麼？這其實也 是當今中國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由於當時您講話的 對像是考古界，著重談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 對後面的問題未做詳述。現在希望您具體談一下這方 面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在您主編的《中國通 史·第二卷》序言中說，中國遠古史涉及兩個重大問 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氏族公社到**。中國考 古學半個多世紀的發掘與研究，證實這兩個階段的文 化一脈相承，否定了20世紀初中國人種、中國文化外 來的看法。從舊石器時代到**，中國文化的發展連 續不斷，是世界上***的。那麼，關鍵性的原因 是特殊的文化生態環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質文化造成 的特殊意識形態？是世界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還是 由多種原因造成？　　第三個問題是，人類社會進入 文明階段是以什麼物質文化條件的出現為標志？西方 考古學的論點是以文字、城郭、金屬生產工具的出現 為重要標志，但中國考古學界近二十年的討論衝擊了 這種認識。牟永抗、吳汝祚兩先生在《水稻、蠶絲和 玉器——中華文化起源若干問題》一文中，以水稻、 蠶絲和玉器作為中國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們認為 ，對說明中華文明起源來說，宗廟比城牆*重要，而 玉器作為一種禮器，也達到了很高的意識形態層次。
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來標志文明呢？中華文 化作為一個連續發展的文化體繫，可否歸納出標志自 己文明起源的特質呢？　　第四個問題是，“玉器時 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時代”相對於“石器” “銅器”“鐵器”三個時代而言，似乎*能體現中國 文明的特色。這一提法，和其他三種時代的提法，出 發點有無不同？學術界有無爭議？　　第五個問題是 ，您以“區、繫、類型論”指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已 出現了六大區繫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 化並進發展的格局。秦統一後，中國仍是多民族** ，但是秦始皇提倡書同文、車同軌，又統一度量衡， 使中國文化走向一體化。那麼，此後先秦時的多源文 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漢的統一對中國文化往後的發 展會不會改變從前那種多姿多彩的面貌？一體與多元 有沒有矛盾？統一的作用是積極性多，還是消極性多 ？　　第六個問題是，您提出的“區、繫、類型論” 已成為當今中國考古學的基礎理論。但用這一學說來 論述秦以後的中國文化發展，是否依然適合？就我所 知，即使對論述新石器時代也仍有爭議，如安志敏先 生在《論環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評“區繫”觀點》 一文中所述。您對此有何評議？　　蘇：古先生提出 這樣一些問題，說明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很了解。
他所提的六個問題，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大題，即考 古學文化區繫類型理論在史學、考古等學科研究中的 作用；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即中國**的形成、 中華民族的形成的特點與道路；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 （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麼？對於這三個問題的 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奮鬥的中心。1994年，當我八 十五歲生日時，我的學生寫了幾十個字祝壽說：“歷 史已逝，考古學使他復活。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間而 啟示當今時代的，將永為師表。”他們就是這樣理解 我的。　　在具體說明這些問題前，先敘敘家常，算 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學生和朋友編輯、出版了我的第 二本論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 》。我寫了一篇不足兩千字的自序，題目是《六十年 圓一夢》。我的夢就是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這 個願望現在已實現了很多，《明報月刊》的來訪及所 介紹的讀者的關心，也說明了這一點。科學化、大眾 化是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向和必然歸宿。我六十年的研 究過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 面：一是繞出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 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即 從對一種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對一種古文化（仰 韶文化）的研究。這個新起點，對以後中國考古學研 究的新進展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第二階段可以從 1975年開始提出區繫類型學說為起點（“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這個學說的十年）；1980 年時我又說“在**範圍的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具有 自己特色的中國學派開始出現了”，此時這個思想已 經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二十多年，是中國考 古學迅速發展的好時期，區繫類型理論得到普遍應用 、檢驗，日益完善，成為我國大多數考古學者的共識 ，發揮著基礎理論的作用。我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 了新的兩步：一是從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 問題，應用區繫觀點選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 ，*終是為闡明把億萬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 ；二是從微觀角度，應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圍繞中國 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起長期積極作用的 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 流彙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鑰匙。這是在前一階段 工作基礎上合乎邏輯的發展。我和許多朋友已經走過 了**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報月刊》讀者 關心的三大問題，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逐漸得到 現有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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