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恆生編寫的這本《高陶事件始末》披露了60多年前汪日勾結的驚人內幕，揭開了抗戰**“小西安事變”之謎。**史學家——唐德剛、章開沅、何茲全鼎力**。
希望本書能給大陸學者和讀者們提供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

“高陶事件”是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其主要人物 高宗武、陶希聖在抗日戰爭初期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並於1938年 隨汪精衛出逃河內，其後又參與了籌組汪偽政權，以及與日本人的所謂“和 平”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企圖 滅亡中國、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就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於是，在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離上海，抵達香港，並以二人名義在香港《 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繫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他們在中國歷史 緊要關頭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動，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給汪 精衛賣國逆流以沉重打擊，也給還留在抗戰陣營中的那些悲觀動搖分子以深 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本書《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恆生繫陶希聖之子。在書中力求公正、實 事求是的態度，把文獻資料、口述歷史與自己的親身見聞結合起來，將整個 “高陶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可能清晰地展現出來，並通過自己少年時代的親 身經歷，為我們描繪了抗戰時期作者一家人的顛沛流離與悲歡離合。 《高陶事件始末》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行。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序
第一章 書生論政而猶是書生
第二章 “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侵略行為
第三章 抗日戰爭全面展開
第四章 抗戰初期的和平運動
第五章 董道寧、高宗武密訪東京
第六章 “重光堂協議”與汪精衛出走
第七章 河內的困境
第八章 “梅華堂”的談判
第九章 高陶揭露密約
第十章 再看汪日談判會議
第十一章 香港兩年
第十二章 二次脫險
第十三章 高宗武回憶錄問世
第十四章 結語
第十五章 陶希聖致何茲全書信集
後記
增訂版後記
附錄一 日華協議記錄
附錄二 《日支新關繫調整要綱》全文
附錄三 日華新關繫調整要綱
參考書文目錄

父親繼續在上海復旦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 學、上海法政學院等校教書，及在《新生命》、《東方雜志》、 《學生雜志》等刊物發表論文。年中，出版《中國社會與中國 革命》，次年出版《中國社會現像拾零》，都是暢銷書。
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對於中國社會的構造到 底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封建社會，提出論爭。
他指出人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構造，每因感覺到其中存在著許多 封建制度的現像或許多資本主義的現像，從而論定中國的社會 是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感覺是常識的，常識是反 科學的，因此要對這三種論斷加以明確評定，須以中國社會史 為衡量的基礎。
他談到民族鬥爭與民族問題，認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解 放，必須首先**消滅士大夫官僚繫統，掃除與帝國主義勾結 的軍閥，打破士大夫階級與一般民眾的對立，以喚起民眾，實 現民權主義。一個政權要依賴士大夫官僚繫統，則任何新法或 改革，都不可行。新法及改革隻給予官僚紳士以加重剝削的新 機會。
他又指出，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因此必須資本 主義發達纔能產生無產階級。他特別提醒“中國社會主義者” 不可視遊民或流氓為無產階級，他引馬克思在《德國農民戰 爭》裡的話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貧賤的銅臭連隊’，決不 是農民或工人運動的同盟者。”這種論調是共產黨**不能 接受的。
盡管他不贊同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但那並不是他理論 鋒芒的主要指向。他當時所要著力反對的，恰恰是國民黨當權 派因清共而脫離民眾、喪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敗傾向，因 此決不能因為借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就包容官僚士大夫 來腐化國民黨。他認為“士大夫”乃是一種“觀念生活階 級”，“這觀念生活階級在中國從來是統治階級的一端。他上 面連綴於統治階級的軍閥，下面抑制著被統治階級的庶民。他 的地位，和古代的巫覡祝宗，和後來的封建貴族相當。它的構 成，是官僚和地主。它在經濟上是剝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 者。”“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個連環，深植其基礎 於勞苦農民的上面。”這種種言論，引起國、共兩方的不滿。
1929年底，開辦新生命書局。次年應上海商務印書館總 經理王雲五之約，重返商務印書館，任總經理的中文秘書。是 年著有《中國之家族與婚姻》、《中國封建社會史》、《辯士與 遊俠》、《西漢經濟史》等書；翻譯奧本海(Franz Oppenheim— er)的原著《**論》、《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及《各國 經濟史》(與薩孟武、樊仲雲合澤)；另外編輯了著重討論中 國社會性質問題的《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他曾為商務印 書館寫了一本《五權憲法》小冊子，未出館即為南京國民黨 中央黨部下令禁止。這是父親一生中**一本已印好而未能面 世的書。
那段時期，學術界有個流行的社會思潮，凡參加討論中國 社會史者，無不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者自居，而排 斥他人。父親也用功選讀馬克思與列寧的著作，以及批評馬克 思主義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卻並不是唯物史 觀。他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欣賞考茨基的著作，用 心讀過他的《基督教的基礎》。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於 此，他用的是社會的歷史的方法，簡言之即社會史觀。父親的 北大學生何茲全曾說：“他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使他成名 的、在學術上高出別人的，確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當然他的 史觀是不純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在戰場上和在地 下，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等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進入 北大。” 1931年1月，應聘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法學院 院長郭心崧、政治繫主任杭立武、法律繫主任謝冠生)為法 學院教授，在政治繫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繫講授中國 法律思想史，同時在新生命書局出版的《社會與教育》周刊 上，為文諷刺及批評時政和教育政策。由於言論過於尖刻煽 動，上海市黨部向黨中央檢舉他是反動分子，中大校長朱家驊 不勝壓力，向黨政高層征詢意見。***次長陳布雷(代理 部務，部長由行政院長蔣中正兼)說：“我見過此人，他沒有 別的，隻是鋒芒太露。”這件事後來由陳果夫、陳立夫二人出 面協調，終得消彌。
8月，北上應聘母校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 胡適，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政治繫主任邱昌渭)為法學院教 授。學校尚未開課，“九一八”瀋陽事件發生，學生情緒激 昂，應邀至北大、師大演講，以“國民外交與國民戰”為題， 提出“全民抗戰”的口號。此後在師範大學史學繫、北平大 學法商學院政治繫、燕京大學社會學繫、清華大學政治繫、朝 陽大學法律繫擔任兼職教授，致力於法制社會史及政治思想史 之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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