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陳君起傳/雨花臺烈士傳叢書

基於男性群體的特殊審美趣味與畸形欲望，“淑女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異化發展，衍生了強迫守寡、烈女殉節、纏足、冥婚等陳風陋習。未婚少女要忍受纏足這種滅*天倫的畸形方式，而這種方式“成為中國婦女成為玩物的像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現”，它使女性身心深受毒害，從此*是從行動上將他們牢牢束縛於閨閣繡榻之中。“至於權力圈限，去筐笥數十步即不敢聞問，出門半裡了不辨方向，世間普通情事，說之猶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閨深邃，繡閽寂寥，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別嫌明微而智識之隔*者多矣。”她們的日常生活始終圍繞著“婦道”“女紅 ”“女容”“持家”，庸庸碌碌地囚禁於從屬而卑微的堂屋之內，湮滅在時代洪流之中。
陳君起出生於1885年農歷四月初七，成長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正是中國近代歷**風雲變幻、波詭雲譎的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虎視眈眈，滿清王朝在固步自封中苟延殘喘，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領域陷人層層危機，而以封建宗教倫理制度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形態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強烈衝擊。東學西漸，百日維新，一批具有時代眼光的中國人從救亡圖存的角度，開始正視女性在社會中的卑微地位，並通過實際行動，為解放女性而大聲疾呼。在他們的眼中，婦女們解除了纏足的束縛，並獲得了一定的現代知識和文化，就能成為相夫教子的“國民母”，占整個人口一半的女性群體就不再是依附於男性的“分利者 ”，而是參與創造國民財富的“生利者”，國富民強的前景也就有望實現了。
以梁啟超、康有為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率先對傳統積弊“纏足”展開了激烈的討伐。戊戌變法期間，他們以《時務報》等報刊為陣地，鼓吹改善女性生存地位，將廢除纏足作為社會變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它與**公共利益休戚相關的公共性被刻意凸顯。1898年春，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發起成立上海不纏足會，宣布以上海為全國的總會，號召各地成立分會。同年7月，康有為在上書光緒帝的《請禁婦女裹足折》之中，殷切陳述了女子纏足的種種慘狀：“乃乳哺甫離，髫發未燥，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縶弱足，嚴與裹纏，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攣霊霊，蹋地香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藥水，日夕熏然，窄襪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纖而不壯，扶床乃起，倚壁而行”；並列舉了應該廢除纏足的種種理由，從 **、民族、人類的角度，翔實論證了纏足的危害： “如此，則風行草堰，惡俗自革，舉國弱女，皆能全體，中國傳種，漸可致強。”加之西方傳教士對於“ 天足會”的致力推動，不纏足運動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趨勢。
在這種社會思潮背景影響下，加之擔任過京官的經歷，讓陳巽倩沾染了些許與時俱進的氣息。他並未讓自己的女兒纏足，使得陳氏姐妹得以解放天性，不必忍受傷筋挫骨的疼痛和後半生的囚徒般生涯。她們擁有了健全的身體和自主的行動能力。
陳巽倩還將女兒送進了私塾，接受文化教育和熏陶。他這樣做並非以提升子女文化水平、豐富思想底蘊為出發點，也不期望女兒在某個領域有所建樹或者培養其獨立生存的意識和能力，隻不過是想彰顯家族的烜赫，將女兒培養成“高貴的淑女”，從而為一樁顯達的婚姻添加籌碼，延續家族榮光，這對自家門第、聲望的維繫和晉升而言是一種穩妥的投資。
這在當時的社會並非個例。不少家長送自己的女兒去接受啟蒙教育。如出生於南京官宦之家的女子蔡蘇娟（1890－－1984）回憶：“中國富人家的女孩子，十歲以下可以和兄弟們一同在家中念書，到了十多歲，女孩就分開，另請女教師教書、女紅和音樂”； “我的父親為兒子們請了兩位男老師，為女兒們請了兩位女老師，一位教音樂，一位教女紅。父親還想讓我們通曉中國歷史，於是特地請了兩位講歷史的先生教我們。”說明至晚清時期，在擁有一定物質條件的家庭中，女子接受教育已然是比較普遍了。
但此時的女子教育*多的是被納入家庭教育的範疇，根本宗旨仍不脫舊式傳統烙印：“故女子隻可於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識應用之文字，通解家庭應用之書算物理，及婦職應盡之道，女工應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無益文詞，概不必教。其干預外事，妄發關繫重大之議論，*不可教。故女學之無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對於女子教育的目標，家長們持有的態度也各不相同。有開明之士，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充實文化跟上時代步伐；但也有從女兒婚嫁考慮，希望通過女兒受教育提高其身價，找到條件*好的夫家。當時較為新派的官紳家庭多會要求未來的媳婦能有一定的文化素養。
陳巽倩這樣做，不啻為一種“趕時髦”的做法。
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陳君起的姐姐在他的培養之下，順利地嫁給了上海的一戶富裕家庭子弟，雙方有著門當戶對的先決條件。而在父親眼中，陳君起也會有同樣的人生路線。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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