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無知》述說了流亡西方的捷克人回鄉尋根，卻在現實巨大的落差中經歷迷惘、失望及尋找自我的過程。人們不斷地批評那些歪曲、重寫、偽造自己的過去，或是擴大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提另一事件的人；這樣的批評是公正的（它們不可能不公正），但在此之前必須做一項*基本的批評，也就是對人的記憶本身的批評，因為人的記憶隻能留住過去可憐的一小部分，這一選擇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在神秘地進行，**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興趣。

《無知》由米蘭·昆德拉著，講述的是：這種可 怕的惡夢在伊萊娜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因為她 感 到自己同時還飽受不可抑制的思鄉之情的煎熬，有著 另一番體驗，那 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明明在白天，她腦海中卻常常閃 現故鄉的景色。 不，那不足夢，不是那種長久不斷，有感覺、有意識 的夢，完全是另一 番模樣：一些景色在腦海中一閃，突然，出乎意料， 隨即又飛快消失。 有時，她正在和上司交談，忽然，像劃過一道閃電， 她看見田野中出 現一條小路。有時在擁擠的地鐵車廂裡，一條布拉格 綠地中的小徑也 會突然浮現在她眼前，轉瞬即逝。整個白天，這些景 像閃閃滅滅，在 她的腦中浮現，緩解她對那失去的波希米亞的思念。 同一個潛意識導演在白天給她送來故土的景包， 那是一個個幸福 的片斷，而在夜晚則給她安排了回歸故土的恐怖經歷 。白天閃現的是 被拋棄的故土的美麗，夜晚則是回歸故土的恐懼。白 天向她展現的是 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則是她逃離的地獄。

正文

就像是斧斲的一樣，歐洲二十世紀的重大日子都 刻下了深深 的傷痕。一九一四年的**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及後 來歷時*長、稱為冷戰、*後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結束 的第三次大 戰。除了這些關涉整個歐洲的重大日子，還有一些次 等重要的日 子決定了某些民族的命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 一九五六年俄 國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 一九九一年又 開始自相殘殺。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 一九四五年 以後幸運地沒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們得以生活了 美妙而又虛 空的半個世紀。
在這個世紀，捷克人的歷史由於“二十”這個數 字的三次重復 而具有了非凡的數學美。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歲月之後 ，他們於一 九一八年獲得**獨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喪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開啟了第二個 二十年的恐 怖，後來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國人氣不過該國放肆的 解放，興兵五 十萬入侵該國而告結束。
占領政權於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誰也沒 有料到，又於 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禮有節地撤除了，與當時歐 洲所有的共產 黨政權一模一樣。這是第三個二十年。
隻是在我們這個世紀，歷**的重大日子纔如此 貪婪地主宰 每一個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對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 ，便不可能 理解伊萊娜在法國的存在。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一 個來自共產 黨**的流亡者在法國是很不讓人喜歡的；法國人當 時把法西斯 主義視為惟一真正的災禍：希特勒，墨索裡尼，佛朗 哥的西班牙，拉 丁美洲的獨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們纔 漸漸拿定主 意，把共產主義設想為一種災禍，盡管是低一層次的 災禍，我們姑 且稱其為二號災禍。正是在這個時期，在一九六九年 ，伊萊娜和她 丈夫流亡到法國。他們很快明白，與頭號災禍相比， 落到他們祖國 頭上的災難實在太沒有血腥味，無法觸動他們的新朋 友。一次次 解釋，他們養成了習慣，幾乎每次都這麼說：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專政總歸會隨著獨裁者 的滅亡而倒 臺，人們總算有點指望。可是，以無邊的俄羅斯文明 為支撐的共產 主義，對於波蘭，對於匈牙利(且不談愛沙尼亞)來說 ，則是沒有盡 頭的黑洞。獨裁者是會滅亡的，但俄羅斯是永存的。
我們逃離的 **所遇到的災難，是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的。” 他們就這樣一次次忠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伊萊 娜還舉當時 的捷克詩人揚·斯卡采爾的一首四行詩為證：他談起 籠罩在他心 頭的悲苦；這份悲苦，他多麼想將它掀掉，推向遠處 ，用它為自己造 一間屋，關在裡邊三百年，三百年裡永不開門，對誰 都不開門！ 三百年？斯卡采爾是在七十年代寫的這幾句詩， 可在一九八 九年秋天就去世了，幾天後，曾經在他眼前展現的悲 苦的三百年在 短短幾天裡化為烏有：布拉格的街頭擠滿了人，人們 高舉的手中那 一串串鑰匙敲擊著，如鐘聲般宣告著新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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