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教皇在儀式上遭到恐怖組織的突然襲擊。得到線報趕赴現場的加百列·艾隆也未能制止這場陰謀，更糟糕的是，這隻是一繫列恐怖活動的開端。加百列的行動，從這時纔剛剛開始。 為了揪出組織頭目，加百列安排了女特工莎拉打進該組織金主的巢穴。然而，直到一路伏擊至加勒比海上，加百列纔發現，他正在一步步滑入自己設下的陷阱。

丹尼爾？席爾瓦（Daniel Silva） 當代大師級懸疑小說作家，1960年生於美國。曾任戰地記者，跑遍中東，1997年開始專注寫作。 “暗殺大師”繫列是他尤為著名的作品，2000年至今已推出17本，本本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8次奪得榜首。作品被譯成20多種文字，風行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引發讀者閱讀狂潮，全網好評率高達98%；每有新作，都比前作獲得更高人氣和贊譽。“暗殺大師”，已成為全世界懸疑小說愛好者的共同語言。 《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的作品：“緊張、利落、喘不過氣，故事骨架搭得太漂亮，主人公們鮮活得要命，讓人想起推理黃金年代那些文筆和氣氛都完美至極的經典。”《每日新聞》發表評論：“席爾瓦是這個領域公認的大師，他為世界懸疑小說文壇帶來了新的生機。”

序幕
**部 死亡之門
第二部 戈齊特醫生的女兒
第三部 暗夜之旅
第四部 證人
作者按
致謝

倫敦 　　那個無意之間把加百列·艾隆從短暫而不平靜的退休狀態中喚醒的人叫阿裡·馬蘇德。馬蘇德，這位偉大的歐洲知識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在慌不擇路的驚恐之中，一時忘記了英國的車輛是靠左行駛的。
　　他在一個風雨大作的十月傍晚死在了倫敦的布隆伯利。當時，他剛參加完“巴以及中東和平與安全政策論壇”**屆年會*後一次會議。人們對當天上午開幕的這次會議曾寄予厚望，但到了這**結束的時候，卻發現它像一場平淡無奇的戲劇的巡回場次一樣了無新意。即使是那些趕來希望分享新思維火花的遊行示威者似乎也意識到，他們聽到的不過是老調重彈10點，美國總統的雕像被燒毀。11點，以色列**的雕像也被熊熊火焰吞噬。午飯時，一場傾盆大雨把羅素廣場變成了一口池塘，隻有傻瓜還會待在這裡為沙特阿拉伯婦女的權益奔走呼號。晚上8點30分，當會議**的槌子宣布結束*後一項小組會議議題時，二十多個耐著性子堅持到*後的與會者開始滿臉疲憊地魚貫退席。會議組織者發現很少有人願意明年秋天再來參加下一屆會議。
　　一位會務工作人員悄悄走上前來，把寫著“加沙解放了——現在該怎麼辦？”的牌子從講臺上搬走。在這個小組會議上，**個站起來發言的與會者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賽義德學院，他為自殺**事件制造者鳴不平，為“基地”組織辯解。接下來發言的是來自劍橋的一位古板的張伯倫式學者。他談起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就好像他們隻是英外交部那幫穿灰色西裝的家伙的一個小難題。在整個討論過程中，這位年長的“張伯倫”成了激進的“賽義德”與來自以色列大使館一位名叫瑞秋的可憐姑娘的“隔離牆”。瑞秋隻要一開口，就會被臺下的一陣陣噓聲和口哨聲淹沒。現在，“張伯倫”還在充當和事佬的角色，因為“賽義德”追上走到門口的瑞秋，嘲諷她說，她們作為殖民者的日子已經快到頭了。
　　阿裡·馬蘇德，這位不萊梅大學**治理與社會理論的研究生導師，是*後一位起身離開的人。毫不奇怪，嫉妒他的同行們可能會告訴你，在學術近親繁殖嚴重的中東問題研究圈裡，這位教授是以*不放過任何可以出頭露臉的機會而著稱的。馬蘇德教授生於巴勒斯坦，持約旦護照，在歐洲長大並接受教育，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似乎都是一個溫和派人物。人們管他叫“阿拉伯未來之星”，認為他是社會進步的*佳代表。大家都知道，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特別是軍事伊斯蘭主義。無論是在報紙社論、大學講堂還是電視節目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對阿拉伯世界的混亂無序的深切悲哀：沒有給人民提供足夠的教育啦，總是把一切苦難都歸咎於美國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傾向啦等等。在*近出版的一本書中，他大聲疾呼，主張開展一次伊斯蘭改革。伊斯蘭聖戰主義者把他叫作異教徒，溫和派則稱贊他有馬丁·路德的勇氣。那天下午，他在發言中認為，現在球在巴勒斯坦這一邊。這已經讓“賽義德”很不高興了。隻要巴勒斯坦人不與恐怖主義文化分道揚鑣，他又說，以色列就決不會從西岸撤出一寸土地，他們也不應該撤出。“違背天理！”“賽義德”氣得大罵，“背叛教義！” 　　馬蘇德教授很高大，有6英尺多高，而且相貌英俊，對於他這樣一個工作中成天要和容易一見鐘情的年輕姑娘打交道的人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好事。他一頭卷曲的黑發，顴骨既高又寬，方方的下巴颏中間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眶很深，這給他平添了些許博學多纔、溫文爾雅的味道。他穿著羊絨運動夾克，內套一件米黃色的高領毛衣，一副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形像。這也是他費盡心機要讓人們留下的印像。他舉止沉穩，在慢條斯理地收拾好文件和筆，放進他的旅行專用公文包之後，他拾階走下講臺，向通向出口的中央走廊走去。
　　還有幾個與會者逗留在門廳沒有走。在門廳的那一頭，站著一位姑娘，猶如平靜大海中的一個風暴之島。她穿著皮夾克和褪色的牛仔褲，脖子上纏著方格的巴勒斯坦包頭巾。她的頭發又黑又亮，就像烏鴉的翅膀；她的眼睛差不多也是黑的，但似乎閃耀著其他什麼顏色。她的名字叫哈米達·塔塔麗。她曾經告訴他，她是一個難民，出生在阿曼，在漢堡長大，現在是住在倫敦北部的加拿大公民。馬蘇德是那天下午在學生會接待處遇見她的。在喝咖啡時，她猛烈抨擊他對美國和以色列滔天罪行的輕描淡寫、無動於衷。馬蘇德喜歡她生氣的樣子。他們約好當天晚上在斯隆廣場那家劇院旁邊的酒吧一起喝酒。馬蘇德不想成為她的情人。他想要的不是哈米達的身體，而是她的狂熱和清秀的臉蛋、她地道的英語和加拿大公民身份。
　　穿過門廳的時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但沒有上來和他說話。“請你和講臺保持距離。”那天下午他告誡她說，“像我這種身份的人不得不小心謹慎，和什麼人在一起都要避開別人的目光。”他走到門外的柱廊下，看著潮濕的街道上緩慢移動的來往車輛，躲了一會兒雨。他感覺有人踫了一下他的胳膊，接著就看見哈米達一言不發地一頭衝進了瓢潑大雨裡。他等了一會兒，直到她消失了，纔把他的公文包斜挎在肩上，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回他位於羅素廣場的賓館。
　　奇怪的感覺又在他身上出現了。每當他從一種生活轉換到另外一種生活時，這種感覺就會出現：心跳加速，感官敏銳起來，突然注意起許多很小的細節。比如，那個躲在傘下的光頭青年走向他的時候，看他臉的時間似乎太長了一點；當他買《標準晚報》時，那個賣報人一直盯著他的眼睛看，似乎也太過囂張了；三十秒後，當他把同一份報紙扔進上文波恩街的垃圾箱時，發現一位出租車司機又在注視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