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精)

第九章衰敗的裡程碑與19～20世紀大多數時期成就輝煌的現代經濟相比，**的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差距，這從經濟表現的幾個核心維度（工作滿意度、失業率和相對生產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來。數據顯示，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三方面都出現惡化，隻有工作滿意度在* 近的互聯網繁榮期有過短暫的回升。其他西方**也或早或晚出現了類似的惡化趨勢：德國始於20世紀80 年代，意大利和法國則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美國經濟也逐漸顯現出增長乏力，這些嚴重缺乏自主創新的**便再也不能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維持繁榮。
美國經濟的長期惡化一開始顯得很神秘。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由於大量女性和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失業率有所上升，工資有所下降。
但人口結構對生產率增長的衝擊顯然是暫時現像，經濟的持續惡化表明其構造板塊正在發生變化——一種繫統的、本質的變化。
經濟衰退的早期數據雖然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生產率增長的嚴重減速纔充分顯露出來，但實際上這種趨勢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出現，隻是被繁榮的就業市場掩蓋了。1962 年秋天，約翰·肯尼迪在總統競選中提出了“讓美國再度前進”的口號。諷刺的是，現有數據表明，明顯的生產率減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開始顯現，之後一直斷斷續續地惡化，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國的生產率增速都**低，進入互聯網繁榮時期後有顯著回升，此後又回到20世紀70年代的蝸牛速度。
剖析生產率減速有助於我們看清真相。生產率有兩種類型，人們較熟悉的一種是產值與工作量的關繫，被稱為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如圖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幾十年，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都維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後，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時間，人們以為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時數的迅速增加導致勞動報酬遞減。然而伴隨著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減速，資本平均產出的增速下降得*快，這就很難歸咎於勞動投入的增加。我們還可以把這兩個要素的生產率進行綜合，觀察全要素生產率或多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變化（這個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紹過，相當於單位資本和勞動的組合產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參見圖 9–2：1972年之前約為2。26％，此後約為1。17％。
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比勞動生產率的減速*嚴重。如圖9–1和圖9–2所示，在互聯網繁榮時期生產率出現了加速，趨勢逆轉，但泡沫破滅之後，增長率下降的情況*為嚴重。
1973年，當生產率增速下降已**明顯（並將繼續惡化）時，失業率開始大幅上升，從1968～1969年多數月份3。4％的低谷，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點。1972～1981年平均失業率為6。6％，而此前20 年的平均值僅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為4。95％。1973年後的城市騷亂尤其嚴重，石油價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劇提高*是火上澆油，不過這種效應是暫時的（特別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在1973年之後的30年裡，平均失業率為6。3％，其中1982～1991年為7。0％、1992～2001年為5。4 ％、2002～2011年為6。5％。歐洲**在此期間也出現了類似的失業率上升。在所有西方**，生產率增長減速帶來的嚴重失業問題已成為整個時代的標志。
生產率增速放緩和失業率提高之間是因果關繫嗎？對不同類型經濟體（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現代性質，某些已不再是現代經濟）約20年的觀察表明，生產率增長減速與失業存在繫統性的聯繫。經合組織職業研究的結果顯示：英國的失業率一開始比美國還低，但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已超過美國，法國的失業率也在 80年代超過美國，德國則於9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與之相對應的是，生產率增速下滑幅度較大的依次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因此，生產率增長減速會規律性地帶來*多失業，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闡釋了這個現像。其實很多記者對此早就心知肚明，他們甚至開始用“增長”作為高就業的同義詞，直到2010～2011年的“無就業復蘇”纔打破了這種約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歐洲增速放緩的原因與美國不同，但增長率同失業率的直接聯繫依然很緊密。當然，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過生產率迅速增長但就業不振的現像，即“大蕭條”時期。
經濟學家提醒過我們，創新活躍會造成某些摩擦性失業。不過，大規模失業似乎難以歸咎於快速的生產率增長，應該是其他貨幣和非貨幣因素推高了失業率。
如果當時沒有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沒有人修建跨越全國的電纜，美國的失業情況可能*嚴重。
就業與創新率之間有三種機制聯繫。**種是直接作用，企業如果感到來自競爭對手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威脅降低，常常會提高價格、減少雇員數量。
第二種是企業的雇傭人數和自身創新前景的關繫。如果企業認為自己的生產率增速會放緩，那麼對新增雇員的產值期望就會降低，此時，生產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樣，將導致企業減少雇傭人數。
第三種機制通過工資和財富的關繫發揮作用。* 簡化的理論模型是，某個經濟體的產出**是由勞動創造，不存在任何物質資本，這個社會的資本都被企業用來把新員工培訓成技術熟練的員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論文中假設的那樣。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會增加勞動力需求，提高雇主願意支付的工資，從而提高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在長期一成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技術突然得到改進，人均產出突然增加，那麼會出現什麼結果？工資可能上漲，就業率會在一段時間內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資與財富（家庭的財產價值）的相對比值對就業具有重要影響。隨著生產率業補貼。這些保障了員工和消費者的安全，並防止人們的儲蓄受銀行倒閉的牽連，保護其投資免遭欺詐。
各類大型企業給員工提供事實上的終身崗位，使他們自願保持忠誠。工會為反對裁員和爭取工齡權利而鬥爭。除廣泛的經濟保障外，失業率較低且平穩，經濟增長勢頭強勁。
接下來，故事中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企業脫掉了可貴的父愛主義外衣，成為高效的管理資本主義的典型：把股東利益置於員工利益之上，為推高股票價格不擇手段。業績不佳的經理人成為公司並購和私人股權收購的獵物，隻有大幅裁員纔能保住剩下的崗位。
被這種新精神俘獲的政府通過削減稅收激勵企業，如果政府收入減少，則會削減社會項目支出。工會被私營企業排擠。結果是，失業率上升，員工安全感降低，企業感覺不確定性增強，投資人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
這個為獲得效率而犧牲穩定性的故事的寓意是，重返“二戰”後的社團主義道路對美國是有利的。某些認同該故事的人對其含義有不同的解讀，認為黃金時代建立的各種保障項目隻有在美國經濟運轉良好時纔是可持續的：在左翼陣營，一直以來的看法是……20世紀中期的模式是可持續的，貪婪的私人股權“禿鷲”可以被控制，當歐洲成為廢墟、半個地球推崇馬克思列寧主義占領時，仍然能在美國有效運轉的體制到了**化時代同樣能發揮作用。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即便重建了社團主義 —共產主義模式，也不能擺脫各種外部和內部因素造成的工資水平停滯狀況，這些因素包括**競爭、國內人口結構、就業的社會福利繳費等，*不用說創新萎縮了。
這種民粹主義的敘述存在根本缺陷。首先，“二戰”後那段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黃金時代，其增長率遠不及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失業率和勞動就業率與 20世紀20年代乃至*早期相比也並不突出。50年代的工作場所的雜亂無序也成為社會學家戴維·裡斯曼（ DavidRiesman）的《孤獨的人群》（TheLonelyCrowd）一書的主題。其次，雖然**化造成了間接破壞，但任何嚴肅的分析都能發現這些成本背後的顯著收益：世界市場的比重擴大（從80年代到90年代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對美國的創新隻有促進作用；中國提供的低利率的資金對創新也具有激勵作用，或者說，假如美國的經濟政策沒有把這種激勵導向投機者和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住房投資，本來是可以用以激勵創新的。*後，雖然通過提高效率增加利潤的動力會破壞某些工作崗位，或者迫使工會放棄某些權力，但削減職位有助於繼續保留剩餘職位，從工會控制下釋放的新自由隻會有利於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美國產業界“二戰”後的社團主義精神保證了創新活力、創造了工作機會的觀點缺乏確鑿的實證根據。新保守主義重新確立了在產業界的地位、恢復了所有者的控制，導致企業界喪失了經濟活力和就業創造能力的觀點同樣站不住腳。
在關於美國衰落的另一個故事中，歷史*久遠但內容不同的黃金時代開始的時間要早幾十年，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自由企業從公眾和政府那裡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對應的監管措施很少且易於實施。美國的大多數稅率處於較低水平，大學入學率是全球*高的，醫療產業和教育產業不時有新的私立醫院和私立大學加入，它們能看到盈利的前景。即使像杜邦和IBM（**商業機器公司）這樣的大企業也頗具創新力。隨著社會偏見的減弱，少數族裔開始闖進專業領域和產業界。另外，經濟增長率處於高水平，除 30年代以外的失業率也較低。那是一個創業的時代。
這個故事接下來說，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大量出現的監管規範對投資機會的限制越來越多，功能失常的公立學校和家庭環境剝奪了大批民眾獲得*新科技知識的機會。據說，很難找到能勝任辦公室工作的人，公司雇用的大學畢業生隻能打雜跑腿。對儲蓄和投資的稅收政策*加苛刻，小企業也不得不尋求有限責任的保護。企業繳納公司稅後隻能留下65％的營業收入，再扣除15％的紅利和資本收益，隻剩下55％。另外，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
保守主義者的推論是，如果回到教科書中的標準資本主義，美國就可以恢復活力：經濟中需要的監管越少越好、越簡單越好；企業稅率應大幅降低，以刺激就業和增長。某些青睞資本主義的觀察家質疑美國當前的社會環境還能否做到這一點：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稱，我們所需要的似乎隻是放松監管、降低稅率……然而這些措施本身並不能幫助……40％出自單親家庭或失去社區支持的人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競爭技能……以便成為高素質的勞動力… …***可能不得不選擇其他政策。
不過，經濟學家或許會說，即使社會制度和“社區支持”能提供必要的技能，也還需要克服制約工資提高的市場因素，尤其是影響創新的因素。
上述推論的根本錯誤在於，盡管低稅收和高競爭可能是實現高就業與高效率的必要條件，但這樣的經濟治理規則並不是高就業率和高工作滿意度所需要的經濟活力的充分條件。前文已經討論過這一觀點：削減政府支出、減少工資稅和雇主的工資支出會增加私人儲蓄和私人財富，*終抵消工資收入提高的效應。
由於這種作用，改革*終不會帶來就業水平的提升。
第三個故事版本說，由於“二戰”後幾十年裡不再重視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在弱勢群體和家庭中形成了一種功能失常的文化，從而加劇了社會問題，威脅到這個社會支持自由企業甚至維持自身的能力。這種觀點不屬於“左”、右任何一派。我在《有益的工作》（RewardingWork）一書中支持對企業提供分級補貼，以鼓勵它們雇用低技能工人。這種做法可以增加就業、提高工資，迅速提升社會包容度。**，許多人贊成改善教育、撫養子女和社區支持等方面的措施，旨在大幅減少下一代弱勢群體的數量。但有一點很明確，即改善弱勢群體待遇的補貼和提高其素質的投資都不足以使其就業率和參與率回到衰退之前的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原因在於，回歸過去的自立、教育、撫養習慣和其他社會規範並不能大幅提高整體經濟的活力，也就無法降低總體的失業率並實現快速的生產率和工資增長。
本書對於現代經濟的觀點不同於以上各種流行說法。我們關注的是現代經濟中核心機制的退化，這種退化必然導致經濟活力顯著下降，隨之降低經濟包容性。我們並不把問題歸咎於企業面臨的人力資本退化（比如學校教育年限減少）或者稅率的小幅提高，而是通過證據指出，**的少數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活力被制度—文化體繫中的某些缺陷削弱了，政治上的不恰當應對措施則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我們並不要求*多的政府支出和監管，也不是* 廣泛地推行自由主義，或者對教育和就業進行*多的干預（先不管其中的具體措施有多麼受歡迎）。我們強烈呼吁，應該從社會價值觀和制度兩方面清除制約經濟活力的障礙，以真正復興現代資本主義。
P227－P240 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儲蓄也會相應增加，財富會不斷增長。家庭財富的增加會導致勞動供給下降，因為員工所要求的工資會提高，從而壓低就業量，推高工資水平。然而，隻要財富增速還沒趕上工資增速，財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業量**下降。如果生產率和工資的增速持續提高，財富的增長將永遠趕不上工資的提高。在這個階段，財富雖然也在增加，但相對於工資卻在減少。隻有當工資財富比足夠高之後，財富的增速纔能*終趕上工資，這個階段纔能宣告結束。
所以，美國和其他**的生產率增速下降會對就業和失業產生兩種不良影響。首先，生產率增速下降時，儲蓄並不會停止增長，因此財富增長在初期不會減速。其結果是工資財富比在1968年達到“二戰”後的新高（0。38）後，20世紀70年代出現下跌，1980 年降至0。32，1990年為0。29。很多人對工資水平不滿，要求*好的待遇，否則就*換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財富工資比的膨脹也促使消費與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費占**產出的比例從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見圖10–2a和圖10–2b）。其次，預期利潤率增速降低使經營性資產（包括員工和顧客）的價值隨之降低，股票價格在1968年狂跌，企業業績不佳導致預期*加悲觀，股價直到1974年纔恢復平穩，由此也導致就業率下降。消費品行業的員工發現，他們在雇主心目中和經營性資產一樣貶值了，他們不得不接受實際工資的降低，因為隻有這樣纔能保留原有的崗位。然而，許多員工考慮到實際家庭財富仍在增加或者沒有顯著減少，因此不願意接受降低實際工資的現狀。與此類似，資本品行業的員工也發現其產出的市場價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飯碗，隻能降低實際工資。
在相對財富減少時，通常會出現某種程度的逐步復蘇，但工資和就業水平要想從這一結構性調整中**復蘇是沒什麼指望的。美國企業的股票價格*終在1992 年恢復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於生產增量資本的勞動機會卻增加了，也就是說，用於資本品生產的勞動的機會成本*大了，而且員工們在 1992年的家庭財富遠遠多於1968年，企業需要支付* 高的工資纔能把他們留住。
這些是否意味著“儲蓄是件壞事”？當然不是。
儲蓄行為是支持投資和創新項目的必需品，現有的資本存量和來之不易的知識積累都是儲蓄的“豐功偉績 ”。然而，財富也會降低人們的儲蓄和工作意願，從而增加新投資等創新活動的難度。通常來說，儲蓄帶來的生產率增長可以使產出的增幅**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但是當創新陷入枯竭時，儲蓄能帶來的生產率增幅越來越小，經濟活動的產出就會低於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關問題的根源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而普遍的增長減速，而這種減速隻能歸咎於自主創新的萎縮，因為草根創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創新的主要源泉。
創新減弱的另一個影響是創新帶來的包容性影響的逆轉。當某個地區開始繁榮時，邊緣位置的工人和資產能獲得*大收益，甚至從零收益轉向正收益。與之類似，衰退給社會邊緣群體造成的傷害*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強勢群體或富裕群體。這種現像將成為下文的重要話題。
總之，各種投資活動（對新設備、新員工等）及其支持的創新是維持高就業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動力。創新萎縮是1972年之後失業率上升和工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饋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政策反應（及其失敗）是後續的重大歷史事件。到20世紀80年代，生產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現快速發展的跡像。產業界人士不再指望生產率能像以前那樣，**的員工也不指望成為將來的**雇員。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抑制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沒人知道究竟該移動哪座大山。不過，他們可以采取一些能夠緩解問題的措施：抑制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向受打擊*嚴重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
1981年，熱衷於供給經濟學藥方的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希望普遍下調所得稅稅率，以此增強人們參與勞動、通過努力工作獲得*高收入的動力，從而增加就業。他還建議對企業的投資費用進行稅收抵扣，廠房設備的投資增加雖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有助於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產出。不過，當時的美國國會對財政責任的要求並沒有21世紀前10年那麼寬松，肯尼迪當年的減稅法案是在他遇刺後纔在充滿哀悼情緒的國會會議上通過。**相似的是，裡根也是在遭受*擊事件後，其減稅法案纔*終通過。但政府同時也填補了一些逃稅漏洞，希望盡可能彌補稅率降低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實現所謂的稅收中性。但隨著裡根減稅政策的推出，美國的失業率進一步提高， 1982年達到10。4％的**，直到1989年年底纔回落至5。4％。
1989年，對供給經濟學（曾稱其為“巫術經濟學 ”）心存疑慮的新任美國總統老**卻希望維持財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黨人拒*削減政府支出，國會表決通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增稅法案，由總統簽字生效。這導致美國失業率在當年年中開始提高， 1992年達到7。5％，1994年回落到6。1％。當比爾· 克林頓在1993年入主白宮時，美國政府的想法又改變了。克林頓的顧問們認為，財政盈餘在未來數年內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將多於其破壞的就業機會。不管怎樣，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了互聯網革命和互聯網泡沫。當2001年失業率再度飆升時，新當選的小**總統再度求助於供給經濟學理論，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稅削減法案，隨後在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並擴大福利，*後還出臺了鼓吹房地產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這一繁榮未能長期持續，失業率飆升到*高的水平。另外在這段時期，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開始參與經濟活動，這使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這也表明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依然**有效。
顯然，即使在公共債務水平較低的初期，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消費政策和供給經濟學的刺激勞動供給政策都未能逆轉生產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的趨勢。這並不是說所有政策都毫無價值，而是強調這些行動隻能帶來暫時的緩解，而沒有可持續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彌補成本。
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出現了另一種退步，而且持續惡化到90年代早期：經濟包容性的下降。這裡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勢群體的相對失業率和相對工資等指標。長期觀察得到的一個常識是，弱勢群體的失業率大約是其他群體的2倍，其相對失業率的上升在這個時期並不明顯，然而，低端勞動力與中等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低的10％的工人的工資與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工資水平）的比例。結果表明，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於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的美好時代於20世紀* 後25年宣告終結，全職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與中位數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擴大了9％，到80年代又擴大了10％，90年代依然以同樣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纔穩定下來。其結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
由於工資差距是從70年代後期（增長率下降幾年之後）開始顯著增大，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懷疑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繫目前還存在疑問。本書用很多篇幅指出，創新活動可以推高對資本品的價值評估，從而把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推向*高的軌道，另外還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產品開發、推廣和評價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然而這裡要討論的是低收入者相對於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水平，答案可能與高技術產業體繫的出現有關，因為通信技術提高了大多數商業創新對技能的要求。史蒂夫·喬布斯必須對相關技術有所了解，纔能判斷哪些新產品是可行的。新出現的高技術體繫對負責其運轉的員工也提出了*高的技能要求。
簡而言之，快速創新是問題的根源。然而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數據表明，從整體經濟來看，創新率從20世紀 6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隻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
假如創新活動恢復到當年的高水平，那會造成怎樣的就業悲劇！因此，*符合實際的假設是，參與和采用創新的企業往往可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當創新停滯時，其價格也不再下降，這會給弱勢群體和大多數工人群體造成較大的損失。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試圖扭轉或控制差距的擴大。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具有預言性地出現在 70年代初，他認為經濟正義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補貼或者其他手段進行干預，盡可能提高*低工資率。幾年之後，眾議院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Mills）領頭並通過了1975年的《所得稅抵扣法案》。該法案規定某個年度的低收入者將獲得未來的稅收抵扣，700 美元可能變成1000美元。這個措施恰逢其時，因為* 低收入者的工資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下滑，並延續到90 年代早期。1985年的裡根減稅法案對該法案進行了修正，比之前*加照顧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質由此變得*類似於兒童撫養補貼，而非工作補貼。
但不管怎樣，這方面的年度支出從未接近**生產總值的1％。
這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增加收入從而鼓勵人們通過繼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斯密所說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經濟幫助，不管他們是否參加工作。來自稅收抵扣的微薄收入遠遠比不上低收入者從其他補貼項目中獲得的好處，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低收入者住房項目、未成年子女的母親補助、殘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較小的項目。與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從這些項目中獲得的收入加起來*可觀。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性轉移支付”在**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 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並於70 年代飆升到15。03％，幾乎與英國的水平相當，然後在8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21。36％，遠遠超過英國。隨著生產率增長減速的延續，社會福利依然呈現擴大趨勢。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表明，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1983年的29％，直線提高到2011年的48％。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增長停滯時，非工作性質的收入大幅增加： *底層的10％的群體在1990年的收入僅為150億美元，人均約1200美元，而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當年約為2。5萬美元……這點兒收入（1200 美元）怎麼維持生計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大規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於）在崗員工和潛在員工有資格獲得的福利……當年，針對在職員工的各項福利，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補充收入保障計劃的總公共支出高達1500億美元。從現有的補助項目中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底層的10％的群體的工資收入。我們這裡有一個對其依賴度的測算：他們的工資收入在全部收入（現金和實物收入）中隻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制度並不會增強他們的獨立性……他們還是會依賴，隻不過依賴對像會轉移到親屬和慈善機構。
這樣一來，工作被嚴重貶值。願意從事全職工作乃至任何一種工作的低收入者越來越少。
政策制定者在*近幾十年采取了另一種應對措施，即對收入*低的40％的群體（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接近於取消稅收。選擇工作的人（多數是工資較高的人）面臨的稅率也幾乎低於西方其他**：**名不副實的所得稅、零住房稅收以及零聯邦增值稅等。
於是，美國政府為收入較低的一半人口負擔了巨額的財政赤字，使人們的稅後工資、財富和消費基本上保持在相對收入沒有下降的水平。然而，這些政策對於鼓勵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會、增強他們因為貢獻而獲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無裨益。以前，美國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口雖然不能為政府提供稅收，也不能影響政府，但至少還有自己的事業和工作，但如今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對政府事務有了發言權卻依然不負擔任何成本。
面對各種問題，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隻有表面作用，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此外，即使稅收抵扣、社會福利支出和減稅能夠持續有效地把失業和工資差距縮小到以前的水平，還是會有問題。如果創新萎縮繼續拖累經濟發展，經濟生活的滿意度也很可能下降。從本質上講，政策措施無法解決經濟生活的結構問題和體驗的退步。
此外還有關於工作滿意度的損失和工作安全問題。在增長率增速放緩時，工作滿意度的確出現了顯著下降。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新速度大為減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創新帶來的新產品和新工藝，我們可以推論，在產業界從事工作的收益將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滿意度趨勢的數據可用於檢測經濟發展形勢的嚴重惡化。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滿意度問題的多次家庭調查中，雖然某些調查顯示7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滿意度並沒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工作滿意度呈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蓋洛普咨詢公司的一份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邊時感覺很難熬？”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答復者在1955年占51 ％，1988年為33％，2001年隻有23％。吉孚富凱羅普顧問公司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工作是不是*重要的事情，休閑的目的是給工作充電還是純粹娛樂？” 回答工作*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為48％，1985年為46 ％，1995年為37％，2000年隻有34％。*後，蓋洛普咨詢公司在調查中問道：“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回答“滿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為 86％，1973年為77％，1984年為70％，1995年為73 ％，到2001年僅為70％。
布蘭弗羅和奧斯瓦爾德對美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工作滿意度數據的分析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一時期出現了“幅度較小但繫統性的”下降趨勢。作為工作滿意度研究方面的**經濟學家，他們還指出這個結果，因為在*近幾十年中，工作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在不斷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這個趨勢方面的差異並不明顯。
或許有人會問，工作滿意度的下降趨勢是表明工作士氣出現了問題，還是說由於生產率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導致員工和雇主的地位發生變化？畢竟，美國的失業率曾經在1982年11～12月達到10。8％的高點，那正是對抗通貨膨脹過程中*艱難的時期。然而，即便我們把研究範圍縮小到失業率較低、與20世紀 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這樣的年景也越來越罕見），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滿意度的顯著下降。
工作滿意度下降的現像並不限於美國。源自內部的自主創新曾經是西歐**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源泉，但這種創新在20世紀40年代出現停滯，到50年代已徹底消失，隻是依靠從海外（主要是美國）引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彌補這個缺陷，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引進一直占主流地位，給勞動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滿意度。然而，隨著美國的生產率在70年代的減速，到80年代，歐洲**能引進的海外創意大量減少，那裡的工作滿意度和就業數量開始顯著下降。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推斷，歐洲**的工作滿意度會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為其基點原本就不高。
事實上，從世界價值觀調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數據可以看出，英國的工作滿意度在1980～1991年嚴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意大利在1980 ～1991年下滑，德國當時的下滑幅度較小。*後，歐洲**自身的生產率增長也必然減速，意大利和法國的生產率增長分別從1997年、1998年開始急劇減速。
法國的工作滿意度雖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 21世紀前10年再度下降，德國則是從1984年開始就陸續減速。
許多人認為，工作滿意度的下降標志著工作穩定度的下降。不僅專注於安全保障的人可能會這樣想，就連一些涉獵範圍*廣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調查專家就提出：工作穩定度是工作滿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你能從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滿足感，但某些東西使你擔心失去這份工作，你就會說對這份工作不滿意，但說你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擔憂豈不是*準確？至少有一個調查引導受訪者把工作穩定度納入工作滿意度，並將其列為工作滿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麼，在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穩定度之間是否存在統計相關性呢？如果把各種干擾因素清除，的確能看到這樣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並不一定代表兩者具有因果關繫。工作滿意度低和工作穩定度低可能隻是經濟中有大量低收入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穩定度也不是工作滿意度的充分條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穩定度很高，但工作滿意度極低。不管怎樣，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歷史數據並不表明工作穩定度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蓋洛普咨詢公司的家庭調查報告顯示，美國的在崗員工對工作穩定度表示“**滿意”的比例從1989年（調查初年）的 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這些信息來自美國的工作滿意度數據彙編，沒有*早的年份）。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報告指出：感覺“**不可能”或“ 不太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失業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從1977～1978年的91％（*早的數據）到1990～ 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覺“**容易 ”或者“比較容易”找到報酬相當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從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這些數據表明，經濟活力下降並沒有增強不安全感。
因此，沒有什麼實際證據能夠證明經濟活力的喪失會導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隨著生產率增速放緩，人們會推論出熊彼特主義的“就業破壞”與“就業創造”現像同時減少，而實際數據也證實了這個推測。
據估計，1989年有8％的工作崗位被破壞，這個數字 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
這個結論看似不可思議，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工作的不穩定度在經濟衰退時期通常會升高，然而20世紀 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工作的長期穩定都發生在某次衰退之後。即使經濟衰退加劇了失業問題，在經濟復蘇甚至平穩期，工作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壞，因為危機及其破壞已經過去。活力喪失、解雇浪潮等破壞雖然在經濟復蘇期未能逆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輕易再爆發。
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一個新現像是始於20世紀 90年代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結構性轉變。美國的重工業（耐用品制造業）就業人數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為1150萬人，非耐用品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則從720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萬人。由於制造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員工大多是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因此其他部門的增長無法創造足夠多的新勞動力需求，也就無法彌補原需求的減少。就業的完全恢復要求總產值有*大幅度的增加。產值的增長不足以**實現就業水平的恢復，這在**被稱為“無就業復蘇”。制造業下滑在21世紀前10年加劇，當然部分源於從中國的進口增加。不過在一段時期內，建築業的繁榮很快彌補並**了制造業的就業損失。在 **儲蓄不變的情況下，從購買美國的**產品轉向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增加了用於**投資（建築業）的資源總量。在儲蓄減少和投資持續繁榮的情況下，外貿赤字必然擴大，出口越來越少，從中國的進口越來越多。
*後但同樣關鍵的一點是，在生產率減速時期，就業波動越來越大。我們已經介紹了失業率上升的趨勢，但還有其他經濟表現維度，包括離職及其帶來的混亂感。這個時期，在30多年內就發生了5次衰退： 1975年（月度失業率達到9。0％），1982年（10。8 ％），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觀地說，1972年之後的經濟變得*易受到衰退的影響。我們可以用騎自行車來做個類比：在不得不低速前進時，騎行者往往*容易偏離路線。創新的削弱可能是生產率和就業減速的原因。*近的一篇論文指出，企業考慮放棄某項創新項目，擔心新產品遭遇失敗，首先是害怕新產品會使自己的產品被市場淘汰，另外也很擔心市場需求會因下一次衰退而變弱。
2008～2009年的嚴重衰退是一個特例，這不是因為其下降幅度*大，而是因為這隻是長期衰退的序幕，美國經濟直到現在纔勉強擺脫。相比之下，1933～ 1937年從“大蕭條”中的復蘇創造了復蘇速度的紀錄。低谷也往往代表著矯枉過正，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低谷之後通常會出現高速復蘇。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後的復蘇期都**規地延長了。再以騎自行車為例，我們的解釋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抗衰退的能力*強，就像快速前進的騎行者回到正軌的速度也 *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當美國經濟回到過去的快速增長軌道時，失業率在達到7。9％的峰值（一年前為3。7％）後一年內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達到9。0％的峰值（一年前為5。1％）後，花了3年時間纔回落到6。0％。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與1950～1972年的黃金時代相比，1972年之後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長期，美國經濟也幾乎不受衰退的衝擊或長期處於波動狀態，隻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投資過剩之後遭遇了沉重的打擊，而政策的失誤又加劇了衰退。
如今，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引發2008～2009年嚴重危機的一繫列錯誤行動：政府試圖擴大住房所有權的政策，房價會不斷上漲（至少有時間賣掉）的幼稚判斷造成的魯莽行為，抵押貸款發放者的欺詐行為，大銀行通過大量借款提高資本杠杆率然後把抵押貸款做成資產包賣給海外銀行（打包和分銷）的做法等。
然而，我們所分析的這一時期的多次衰退（包括 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卻顯示，許多家庭靠大幅減少儲蓄維持收入水平，整個**通過向海外大量借款維持財富規模，政府通過大量借款和各種刺激投資、產出和就業的措施維持其財政收入，而這些做法*終被事實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其效果令人失望。
總體來說，人們頑固地否認生產率下滑時代已經到來，拒**未來可以承受的**消費水平進行冷靜判斷。這必然導致一個病態的社會，政治**在選民面前不敢講出真相。大減速之後並不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從理論上講，生產率增長減速會使社會陷入狂躁狀態，不可避免地導致過度投機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它*有可能使整個社會跌入衰落和癱瘓的深淵。但不管怎樣，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種減速的原因並積極尋求*好的解決辦法。
第十章經濟為什麼會衰落在某個講述美國衰落的故事中，“二戰”後的幾十年曾經是黃金時代。聯邦政府為勞工階層提供社會保障（如養老保險和殘疾保險），各州政府則提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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