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藝術_藝術大師的流年碎影

舒蕪與胡風的恩恩怨怨在讀這個人之前，我不得不說，我並沒有戴著有色眼鏡看任何一個人，而是真實地披露歷史，或者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對於記敘的每一個人，也是這樣。
舒蕪，1922年出生於安徽桐城的一個書香世家，外祖父是桐城派的*後一個代表人物，父親是大學教授；1944年，22歲的舒蕪在胡風主辦的《希望》雜志發表長文《論主觀》，引起極大反響；1949年後，舒蕪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審，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
舒蕪的表哥曹禺曾說：“舒蕪他聰明*頂，但運動把他耽誤了！” 舒蕪由於在胡風冤案中的特殊作用而成為有爭議的人物。他是胡風的學生，胡風對他有提攜之恩。而在兩軍陣前，他卻反戈一擊，釜底抽薪，因而得到周揚、林默涵的賞識，同時也受到了文壇的非議。
2007年7月15日，他在家中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專訪。回顧反思了他與“胡風案”的來龍去脈，明確表示：“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 1943年，舒蕪經朋友路翎介紹認識了比他大20歲、當時在文化界已頗有名望的胡風，從此兩人結成忘年交，書信往來甚密。年輕的舒蕪受到胡風的多方提攜，他的多篇文章在胡風的指導和幫助下發表。
20世紀50年代初，文化界對胡風的批判漸露端倪，1952年5月，舒蕪寫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在《長江日報》，後經《人民日報》轉載，且加上了編者按，按語中**次指出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
1952年9月，舒蕪又在《文藝報》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我們的錯誤思想，是我們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 在“胡風案”所牽連的人中，*大多數不能原諒舒蕪多年前的“背叛”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把信交出去，應該很清楚後果的嚴重性，這一點不可原諒。”在當年“胡風案”中曾被逮捕入獄的詩人牛漢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牛漢認為，舒蕪當年寫批判胡風的文章以及交信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求得政治上的安全，不惜出賣朋友”。
關於批判文章和交信的問題，舒蕪後來在不同場合包括他的書中都進行過解釋，但牛漢堅持認為舒蕪“缺乏深刻的檢討，不涉及*嚴重的問題，主觀內心是可怕的，黑暗的”。
舒蕪先生告訴我，對於*關鍵的“交信”問題，當年負責向舒蕪組稿的《人民日報》編輯葉遙的回憶應該*接近歷史的真相。
“我現在有時候會想（當年所做的事）對不對，好像（當年）是自主選擇，實際上就跟著一股大潮走，被卷在裡面。”舒蕪說。
…… 1937年，舒蕪在安慶高中讀書時遇到了表兄姚圻，他從表兄那裡得到一本厚厚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本讀的就是它，此書很不好懂，卻強烈地吸引住了我，覺得真是博大精深，嚴密完整，使整個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現在眼前，為任何聖經賢傳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兩遍，自以為有所得。”舒蕪回憶。
之後，舒蕪便“千方百計地找馬克思主義的書讀”，並搜集各種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理論綱領的書刊。彼時，舒蕪得到了一本《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斯大林傳），“這是我讀到的**本革命**人物傳記，使我對斯大林佩服之至”。
高中時期，舒蕪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那時，他（王明）主持長江局工作，常住武漢，他的文章在國民黨統治區容易看到。我佩服他那口若懸河、滔滔不*的氣勢，結構嚴密曲折的長句法，尤其是那高踞真理**的架勢。《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好像就努力學著那種文風，後來我正式發表的長文，如《論因果》《論主觀》等篇，就顯然有王明文風的這種不好的影響。”舒蕪曾著文反思。
1938年，舒蕪偶然讀到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文章，“大為佩服”，並從此開始讀毛澤東著作。
由於在抗戰中輾轉逃難，舒蕪沒有進大學接受繫統的教育，旺盛的求知欲讓他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章。舒蕪總結，他20歲之前已經形成了學術上的基本思想：反儒學尤反理學，尊“五四”尤尊魯迅…… 1949年，全國解放時，舒蕪在南寧某中學任教。
1950年暑假，南寧市解放後的**個暑假，在南寧中學內辦起了全市性的“青年學園”，由市委宣傳部長當主任，舒蕪擔任副主任。
“解放後，我被當作一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來使用，當作知識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來使用，同時又被賦以‘社會政治活動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擺在‘待改造的文藝界’的地位。這樣，我很快就以興奮的心情學會了新的思維方式，即以政治標準為*高標準的思維方式。” 舒蕪本姓方，原名方管，學名方硅德，字重禹，是美學大師宗白華的表弟（也是曹禺表弟，曹禺夫人姓方）。
我因撰寫《宗白華評傳》與舒蕪先生通過幾封信，他回過兩封信：士方同志：接十二月六日信。承詢宗白華先生生平學行，十分抱歉，恐怕無以答厚望。白華先生是我的表兄，他的母親是我的堂房姑母，親戚關繫不算太遠。
但由於年齡相差太遠（他與我的父親同齡），解放前未在一個城市住過，所以解放以來我們從無往還，僅在彼此間共同的親戚家遇見過幾次，遇見時以表兄弟相稱，如此而已。您的問題，我實在一個也回答不出，至希原諒，為荷！耑此布達，順頌著祺！舒蕪 1981.12.12 士方同志：大作關於郭沫若**首新詩的考證，接到以後，轉給我認識的幾位刊物編者，他們都不擬刊用，先後退給我了。現在我再轉給《讀書》雜志，因為也可以算對書的評論，同他們有些關繫。這是我想到的*後一處了，他們如不用，我也再無處可轉，故已請他們如不用時，直接退給您，特此奉聞。一直忙忙碌碌，沒有及早回信，尚請諒解！此致敬禮舒蕪 1983.4.11 事情雖未辦成，但舒蕪先生的認真態度很令我感動。（關於郭沫若** 首新詩考證的拙文*後發表在《光明日報》上。） 1989年，我與舒蕪先生見面。那年2月28日上午我去他海澱區皂君廟寓中訪見，在其名之為“碧空樓”的書齋中交談半日。
書法家黃苗子曾為“碧空樓”書齋題《浣溪沙》詞二闕，內均嵌有“碧空”二字。其一：“文到桐城王氣終，海峰惜抱滅前蹤，堂堂通雅是家風。
閱史轉憐天水碧，曝書哪怕肚皮空。有書不富也稱翁。”其二雲：“三耳交深繼雪峰，貶褒求是豈明翁。紅樓說夢夢無蹤。醉裡看朱有個碧，水中捉月總成空。書生無意計窮通。” 碧空樓全是書，舒蕪先生在書櫃前端坐，開身毛衣，嘴角一絲淺笑，溫文爾雅。書櫃裡有丁聰為他畫的漫畫像，畫像上部即是黃苗子題寫的“碧空樓”二詞。我用室內自然光為舒蕪先生拍了幾張照片。
舒蕪先生與我漫談宗白華和朱光潛二位美學大師，“解放初白華剛到北京不久，在北海仿膳，一次喝茶時遇見他，我問他：你沒去看看郭沫若，他說：‘人家很忙，浪費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豈不罪過！’改革開放後有一次我到朱光潛那兒，朱說，你和白華還是親戚，你去看看他，我來到白華家，覺得他房子很擠，到處是書。與宗之發（白華胞弟，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見面隻有一次，那是美國駐華大使夫人包柏漪請所有方家的人做客，白華也去了。包柏漪母親是桐城方家，與我們是親戚。” 舒蕪先生對**形勢發表議論，膽子很大，牢騷不少，言語尖銳。現不宜公開發表，隻好略去。
問他現在做什麼，他說：“舊詩不寫了，自己出了一本詩集後，就不寫了。那時寫詩有許多牢騷，情緒要發洩，現在沒法寫。我不寫應酬詩，別人寫詩讓我唱和我都不答。我現在主要搞周作人研究，已寫了發了幾篇，再搞幾篇，集個集子。上海有人講要重寫文學史，我的工作無意中是做了這個工作。作家、學者解放後的著作大都不如解放前的，這是一個普遍現像，現在叫‘滑坡’現像。有人認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道**是違心的，這恐怕不全面。老舍寫《龍須溝》就不是違心，當時確有熱情。朱光潛先生後來的《談美書簡》遠不如解放前的，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一套，非要成為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重寫文學史，我看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得另當別論，恐怕隻能寫上一篇《莎菲女士日記》。” 過了幾天我將為他拍的三張照片寄與他，他復信一封：士方先生：三月廿四日手教奉悉，照片三幀隨函收到，我以為照得好，十分感謝。
我的字極壞，毛筆尤不能成形，承命題字，實在不敢應命，敬希免於獻丑，幸甚幸甚。
耑此布達，順頌文祺！舒蕪頓者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 2007年，一套由舒蕪親自選編的四卷本周作人散文選，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四卷分別為《苦雨齋談》《生活的況味》《看雲隨筆》《流年感憶》。舒蕪稱，“周作人研究**還在起步階段，歸根到底，讀他的文章是 **要義。”在這套散文集的卷首，舒蕪對讀者開誠布公地談起了“我怎麼寫起關於周作人的文章”。據他介紹“遠在抗戰以前，我讀初中的時候，課外閱讀了一些新文學的書，琢磨比較的結果，*喜歡的是周氏兄弟”。而二人著作在此後出版界的命運卻是迥異，這與周作人曾經在抗戰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偽職有關，歷史污點曾使他長時間被擯棄於中國文學之外。但是，周作人“藝術成就太高，在中國新文學**的貢獻太大”。
據舒蕪2007年9月2日為這套書寫的序言中披露，1951年2月24日胡喬木曾給毛主示席寫了一封信，專門談及了周作人的問題，稱周作人“要求不當他是漢奸”，當時周“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1952年，胡喬木明確肯定了周作人“有功於新文化運動”，並面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樓適夷“好好照顧他的生活與工作條件。過一段時間，可以出版他的舊作”。
晚年的舒蕪對自己一生的思想道路進行了整理和反思，結集成一本書《回歸五四》。
與之談話，你能強烈感受到晚年舒蕪的“五四”情結，他認為“‘五四反傳統’的說法就不對，‘五四’反的是‘正統’，傳統的東西，‘五四’ 繼承很多。魯迅就喜歡嵇康，而嵇康在封建正統看來就是異端”。
“現在有人說‘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是過激的。甚至造成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割裂。我**不贊同這種說法。‘五四’精神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時候就斬斷了，因為忙於救亡，把反封建放下來了，現在還應該繼承‘五四’ 的傳統。” “有些所謂的‘國學大師’，我是看著他們混過來的，根本就不是做學問的人，坑蒙拐騙，說起謊來臉都不紅，憑那麼一點詩詞常識，就敢在公眾面前胡扯學問。”說到這裡，舒蕪笑了。
“如果把‘國學’當作一種研究，我不反對，但現在是把它當一種‘正統’和信仰在提倡，有政府的默許或支持。因為原來的東西沒有了凝聚力，至少是凝聚力不夠了，於是又把‘國學’作為凝聚力，這就是向‘正統’倒退。”他說。
對當前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態勢，他將其歸結為“鐘擺理論”：“整個 20世紀的世界歷史，是向左擺，知識精英也在向左擺，中國的魯迅、英國的蕭伯納、法國的羅曼?羅蘭都是向左擺。到了21世紀，是向右擺，但能擺到什麼程度，現在很難說。” 談他們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道路，舒蕪感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早年真正追求歷史的進步，到了老年反省過來，也不知道怎麼走好，有魯迅道路，周作人道路，陳獨秀道路，胡適道路，*後都是悲劇。有人說胡適可能好一點，但胡適一生希望民主，他也沒有讓蔣介石政府民主一點點，在臺灣，把他的《自由中國》雜志都查封了。” 我們談得甚歡，從這裡我知道了很多從未知道的故事，收獲頗豐。說這棟樓叫碧空樓，我一點也不覺得空，反倒覺得裝滿了無窮的故事，過去誰是誰非，已經不重要了，我們隻談過去的往事，談經歷，因為我知道，有*多的人希望揭開歷史的面紗，僅此而已。P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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