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西南聯大恢復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建制，返回原駐地。以楊振聲、瀋從文等為核心的原“京派”成員開始聚集在平津地區，他們重建中國文學的理想、主張，反對不尊重藝術獨立性而視藝術為宣傳工具和政治奴婢的狹隘性，成為“對抗”左翼文學一體化的重要力量，平津地區也成為戰後中國很重要的文學重建地區。 平津地區的文學“重建”運動是由原“京派”作家帶領一批當時活躍於平津地區的年輕作家展開的。後者大多正是原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們的文學活動為1940年代平津地區的新文學建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瀋從文曾不無得意地說：“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很年青的還隻有十六七歲！即對讀者保留一嶄新印像的兩位作家，一個穆旦，年紀也還隻二十五六歲，一個鄭敏女士，還不到二十五。作新詩論特有見地的袁可嘉，年紀且更輕。寫穆旦及鄭敏詩評文章極好的李瑛，還在大二讀書，寫書評文筆精美見解透闢......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於其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即人類社會最終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終實現解放；而社會發展的現實與總體趨勢有著辯證的聯繫和互動，總體化的歷史進程也呈現開放性的格局。五四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表現出文學對於人的認識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學的歷史總體趨勢。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種種現像都是這一文學總體歷史進程中不同（特定）階段的表現，都會在“人的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自我揚棄，直至走向“人的文學”的終極完善；而同時，文學的現實階段和眾多領域，在其復雜多樣的存在中，克服理論與實踐、創作與現實之間的割裂，努力突圍出文學的異化、物化（固化），使文學最終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這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的根本性貫通，而跨越“1949”正是這種根本性貫通生成的重要歷史現像。以往將1949年前後的文學劃分開來是因為1949年以後“人民的文學”在中國大陸占據了主導，乃至唯一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