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回國後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麼也不記得。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但是那時候一個印像是相當清楚的。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個印像。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眾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裡**次聽到。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內容是樸質的說理，不打動聽眾的情感，所以他在臺上說話，臺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於表示不耐煩。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十年以後聽眾對蔡先生的態度不同了，演辭不至於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態度、聲音，與內容似乎與我**個印像沒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歷。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裡，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繫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彥之，劉光一等。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隻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敘，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與我兩人。起先我們任翻譯。忽然志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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