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林辰文集(1魯迅事跡考魯迅傳)

王金發本在嵊縣為綠林豪客，受光復會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紹興光復後來主軍政，自稱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則唯知有王金發而已。二次革命失敗後，朱瑞為浙江將軍承袁世凱旨誘金發至省城殺之，人民雖喜得除一害，然對於朱瑞之用詐殺降亦弗善也。(《宇宙風》六十七期) 魯迅怎麼會和這樣的一個人“是朋友”；而且會在他當都督時任校長呢？這不會和光復會毫無關繫。尤可注意的是，“他的得任校長，是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要他來繼任之後，可以從辦交代中，找出前校長的錯處，做一個堂堂的處理的”(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這前任校長是杜海生，當局不滿意他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認。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難的時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孫伏園：《惜別》。既然其中有此情節，大概不是非光復會會員所能出任校長的吧。還有，後來紹興少年們辦《越鐸》報來監督王金發，為什麼又要借用魯迅的名字作發起人呢？這恐怕不隻在校長的地位，主要的還是他的革命事跡，使那些少年們發生景仰，進而以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發見而知所檢束的吧。至於他後來常常用那麼親切的筆觸去述說那“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他對章太炎的終生敬禮不衰；民國後和蔡元培(亦光復會中堅)的相處甚得；我想，這都和人光復會有關，決不僅是什麼單純的“同鄉”或師生的關繫所能解釋的。
至於在否認者的一方面，論據實在極不充分。周作人隻說：“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毫無道理，不在話下。至於王冶秋先生，則舉出魯迅自己所說的：“革命的**是要有特殊本領的，我卻做不到。”以及《兩地書》中的幾句話來作為“原因”。由引證的**相同上看來，冶秋先生的結論，顯然是接受了景宋的影響而得來的。原來景宋在《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一文內，有一段道： (魯迅)對於革命的運動，因著自然的耳濡目染，雖則知道得很清楚，似乎還沒有肯參加過實際行動。他總說：“革命的**者，是要有特別的本領的，我卻做不到。”有一回，看見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談天說地，而當時當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著丟**，做革命暗殺事情。當震耳的響聲傳到的時候，先生想到那實際工作者的可能慘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劇的可怖，就焦灼不堪。的確是這樣脾氣的，他對於相識的人，怕見他的冒險(見《兩地書》)。而回顧某君，卻神色不變，好似和他*不生關繫的一般，使先生驚佩不置。所以他又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隻得遵命，不許問題。
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在《兩地書》中，先生也曾說過：“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不願使別人做犧牲( 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這就是說明他之所以終生是一個思想***而不是實際行動者了。(《抗戰文藝》六卷四期) 景宋先生這段文字，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誤會：以為依照她的意思，魯迅自然是不會加入光復會了。其實，仔細想想，她的意見，*非如此，她引魯迅的話並非用來證明魯迅非光復會會員。——如果她引那些話是用來作為魯迅未曾人會的“原因”，那便將解釋不通：不錯，魯迅在《兩地書》裡曾說過這些話；魯迅是思想***而不是實際行動的***？他沒有自己去或叫人去丟過**，這些都是實在的。然而這何害其為光復會的會員？難道一定要是“**”或“領導的人”纔會加入；或者，一加入之後，就一定非成為 “**”或“領導的人”不可嗎？事實上，光復會(以至一切政治集團)中並非人人都是“**”，人人都拋擲過**。所以，許先生在這段文字裡，* 無證明魯迅未曾人會的意思。“魯迅是光復會會員，景宋知道得很清楚。所說‘似乎還沒有肯參加過實際行動’這一句，繫指沒有實地去運動那些秘密的會黨以及投**，舉義旗等事而已。”(許壽裳先生致作者函中語)明乎此，則王冶秋先生根據景宋先生文所作的結語，自然是不可靠的；何況他除了從許文中轉錄魯迅的那幾句話以外，便別無其他材料和理由呢？根據上述種種，我認為：——魯迅的確是光復會會員。魯迅辛亥前在東京的志行，朋輩，以及辛亥後在**的出處等等，都證明了許譜的記載，胡文的問答，都是極可信的。
但為了慎重起見，我*特地寫信去請教《年譜》的編著者許壽裳先生，問他所根據的是什麼？承他復信說：光復會會員問題，因當時有會籍可憑，同志之間，無話不談，確知其為會員，根據惟此而已。至於作人之否認此事，由我看來，或許是出於不知道，因為入會的人，對於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
這樣，魯迅之為光復會會員，是毫無疑問的了。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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