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談(資中筠作品)(精)》編著者資中筠。
本書一以貫之的，是作者對現實的憂思和焦慮，拳拳之心，感人肺腑。作者對現實的觀察和問題的反思，常常是深入歷史，放眼世界，既有深厚的學養，又有獨特的視角。本書還有幾篇涉及作者自己治學經驗、人生特殊的經歷等，讀來感人、新奇、有趣，可以反映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

作者自謙說：題材龐雜，東拉西扯，沒有什麼足以振聾發聵的驚人之語。無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談》。 其實作者本著事實和邏輯，懷揣很大的勇氣和思維的力量，娓娓道來，時而尖銳時而苦口婆心，其實是給人們上了一場思想啟蒙課，也給這個時代提出了某種警示。

自序

關於“在場主義”散文
畢生的追求：學識、思想與獨立之精神
身居鬥室觀天下
美國研究三十年
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常識·良知·底線

公民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與啟蒙——對“為中國而教”成員講話
百年中國“人”
個人的獨立與社會健康息息相關
近代中國各個時期留學生

人性·文化·制度
沉渣泛起之一
沉渣泛起之二
一根蘿卜的革命
復古與現代化
要啟蒙不要運動
關於中國公益事業的幾個問題

關於“冷戰”研究的幾點看法
對外關繫的理論：**主義？民族主義？
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

自 序 　　 　　這本集子大部分是近年來的一些講座的記錄稿、接受媒體或個人的采訪，以及少量自2011年《資中筠自選集》出版之後寫的文稿。題材龐雜，東拉西扯，沒有什麼足以振聾發聵的驚人之語。無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談》。雖說是老生常談，卻也引起一些注意。一方面，有熱心者廣為傳播，本人常常接到一些反饋，不乏共鳴和鼓勵；另一方面，也聽說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以其不合時宜。對同一問題，眾說紛纭，觀點各異，本是正常現像。本人自問所恪守者一是事實，二是邏輯。正因為見到太多無視或故意蒙蔽基本事實的謊言和違背常理、不合邏輯的立論，纔忍不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我產生共鳴者，大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隻要本著事實和邏輯，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爭鳴，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本來是常識，在某種情況下卻成為不可言說的“異端”；本來是平常的交流，卻被認為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常想，如果在正常的言論環境下，事實和邏輯都是常識，我的“老生常談”也就沒有聽眾和讀者了。既然這一時候還沒有到來，就還有一定的保存價值，集結成冊，也算是立此存照。
　　 　　本集中有幾篇是應幾位青年學子的提問，談自己的工作、思想經歷和治學之道。大部分是應各種講座之約，圍繞某個當時關注的中心話題談一些看法。在形式上我稱之為“信口開河”，因為一般事先都沒有稿子，隻有提綱或腹稿，面對聽眾的過程中，往往自然而然又流出一些新的想法。拜現代技術之功，錄音稿很快就整理出來，自己再加以修整。其好處是暢言、少羈絆，*直白；缺點是失之渙漫，語言欠精煉，且難免重復。在編輯本書過程中雖經作者和責任編輯努力修葺，這一缺點仍不能**避免，這是要請讀者見諒的。
　　 　　不論是動口，還是動筆，我的一貫思路總是將現實問題與歷史思考相聯繫。或是先為某種現實現像所觸動，想到中外歷史；或是倒過來，讀到某段歷史，聯想到當前現實。不論何者，都是有所感悟，發而為言、為文，與人共享。我大學的專業是外國文學，後從事外事工作，學術研究領域又是**問題，但我能汲取的文化資源*大部分是中國的。忝列“學人”，我的“中學”還是超過“西學”。越到晚年，越出現“返祖”現像，深感我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源極為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西學”和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可以擴展視野，提供廣闊的參照繫，這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作為今人，比古人幸運的，可能就是有這個參照繫，有沒有是大不相同的。學問之道深不可測。自知來日無多，隻有常嘆“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了。
　　資中筠，2013 年11 月 　　 　　制度與政治文化 　　 　　現在中國人糾纏不清的中西文化問題，實際上是制度文化。當前，官方把發展文化提上優先日程，高調唱響“主旋律”，要以政權的力量建設“核心價值觀”，**財政投巨資支持主流文化產業，並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強“軟實力”，這一切都是為了與西方抗衡。
　　實際上，這是以文化問題掩蓋了制度問題。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鬥；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於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隻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隻是天性受到長期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臺灣的居民為什麼表現出比內地人*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高，實際上相對來說也享有*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的制度造成的。對社會發展來說，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位的，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關於制度文化，這裡提出兩點大的概念： 　　1. 政府和**觀念 　　1）西方中世紀以前的“君權神授”和我國的“真命天子”“奉天承運”“打江山、坐江山”觀念：政權基本上是武力打下來，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僅是給一個人，而是給一個家族，所以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撥人用武力推翻之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在於家族繼承，大家也都承認。在這種制度下，國君有生殺予奪之權。
　　2）現代的統治權民授的觀念：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不必詳述。到17世紀約翰洛克集大成，寫出《政府論》，是現代**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理論的邏輯：自然人本無政府，自然資源可以隨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勞動，就成為私有財產。由於需要保護財產，纔推舉出一個或一些人管理，個人讓渡出司法權。所以管理者（即後來的政府）*主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父子是自然關繫，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因而子女可以繼承財產。但是統治權力（power）不能繼承，一個君主死了，就應由民眾重選。被推舉出來實行管理的人沒有時間從事生產，所以人們公攤一些錢物給他們以為補償，這就形成納稅制度。
　　以上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對“誰養活誰”的看法是相反的。
　　過去的觀念是“食君之祿”，現代的觀念是由納稅人供養。納稅人是主人，所以必須監督錢是怎麼花的。“無代表，不納稅。”不過中國過去也有過“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之說，這是個別官員的一種朦矓的覺悟。如果明確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足以顛覆整個“忠君”的倫理道德觀。
　　3）第三種**觀念是列寧在《**與革命》中闡述的，而為前蘇聯和一批自稱“社會主義”的**所實踐：**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個階級有千百萬人，如何實行統治？通過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也不是那個階級選出來的，是自己組織起來自稱代表那個階級的。但是實際上政黨人數也太多，隻能通過少數**實行統治，*後高度集中到一個人。中國“**”時發展到全面專政，以**的名義提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是從**種政權的觀念發展而來，權力集中達到登峰造極。為了把自己的觀念合理化，這種理論硬把第二種政體也說成是“專政”，說一切**都是階級專政，其結果就是**否定了法律的**性。由於這種**隻考慮到**代統治者，以後的繼承合法性途徑始終沒有**解決。
　　2. 法治還是人治 　　1）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觀念：百姓的幸福取決於“明君”、“昏君”還是“暴君”，或者掌權的宰相。不過人治的觀念在中國*長久、*發達，形成一種傳統文化。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繫統，其依據就是“以德治國”。孔子的理想：掌握統治權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為一的。他們應該以身作則，樹立一種風氣，然後“小人”風從。但是幾千年從來沒有做到過，權力與道德從來沒有統一過，因為孔夫子沒有想到權力缺乏監督是一定會腐敗的。事實上，歷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為裡、儒家為表。毛澤東一語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人治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效率比較高。例如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厲行改革，奠定了俄羅斯的工業化，確實很了不起。但是他采取的是專制的手段，誰反對改革就流放，或處死，沒有改變制度，連農奴都沒有解放。結果人亡政息，他兒子繼任後，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廢除。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個統治者，起初很英明，時間長了，永遠聽不到不同意見，長期享受特權，必然走向腐化。
　　在農業社會、等級制度下，百姓可以“認命”，宣傳知足常樂，樂天知命，可能還有一定效果。現在一個靠權勢攫取大量社會財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滿身**，一面提議給每個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求大家學雷鋒，隻能成為莫大的諷刺。
　　2）法治：其理論的依據是，對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制和監督，**的專制，**導致腐敗，到現在還沒有例外。歐洲從13世紀《大憲章》形成的憲政觀念：*高**是憲法，而不是哪一個人。然後根據憲法原則，立各種具體的法律，對任何具體的事件都以有關的法律為準。如何實施？於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來，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有各種不同，其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權力（power）制衡，保障民眾的權利（rights）。
　　在高度工業化、復雜的市場經濟、激烈競爭時代，隻能靠剛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讓毒膠囊制造者傾家蕩產，道德高尚的藥商就隻好破產。所以當前在中國以大力宣揚文化、回歸傳統道德來應對惡性的社會問題，有的人是出於無知或天真，有的人則是有意掩蓋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責任。
　　3. 當前中國是制度問題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看在什麼特定的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舊的文化勢力、思維習慣；而當前中國表現出來的道德滑坡，實際是制度問題，是法治缺乏的問題。現在的關鍵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個社會多數好人得好報，而不是相反。在保證好人有好報的環境中，人們自然會形成行善的習慣。誠然，比起成熟的民主**，中國人在文化上、觀念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有些舊文化、舊觀念是十分頑強的，有了某種好的制度，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鍥而不舍的推動，有時還要用強制手段，纔能逐步實現。（例如美國反對種族歧視從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實經過了一百年，期間還經過了聯邦政府派兵到州裡強制推行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判決。）所以百年前孫中山提出“訓政”，不過，一是要真的向這個方向“訓練”，二是要在遊泳中學遊泳。若是整個環境背道而馳，再過一百年也“訓”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