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使命在於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 鐵屋子”裡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 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可以說，魯迅的全部努力， 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 林賢治編著的《魯迅的最後十年》重在描摹作為 思想家的而非文學家的魯迅，更加突出了他是如何用 一生來履行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如何在其 最後的十年與國民黨政府、左聯、新月社以及青年進 行論戰，其中包含了他對各個派別的抨擊，對諸如專 制、集權、書籍審查制度、人權、國家、民族等一繫 列理論的冷靜思考，以及他對知識分子價值體繫的構 建與申訴。

林賢治，當代著名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著有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生十年》等。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曼陀羅文叢”“流亡者之旅譯叢”“流亡者叢書”“世界散文叢編”、《散文與人》《讀書之旅》《記憶》等叢書、叢刊多種。選編《絕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魯迅檔案：人與神》等數十種。

引言
國民黨“一黨專政”
反文學：“革命文學”
自由與人權
書報審查制度
專制與改革
知識分子的內戰
**、民族、統一問題

1. 他在大屠殺後寫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個黨的流氓性，虛偽性。他繞不開流血事件。這是他的*大的傷口所在。他告誡說：“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是“推背圖”式的方法，是由悖謬的生活邏輯推導出來的方法；在這裡，他以特有的“世故”語言，為中國的政治倫理劃分了限界。
2. 脫胎於中國政治傳統的“朕即**”的專制主義，部分接受蘇聯和德國模式，加以經受中國本土的殘酷的政治、軍事鬥爭的訓練，以及大獨裁者蔣介石的個人作用，國民黨成為一個極權專制的政黨是必然的。由於前期*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來自法國大革命——這是與蘇聯十月革命不**質的另一個革命繫統——的影響，一批元老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義而非集權主義者，可以抵消一點黨內的獨裁傾向；此外，軍事割據的現像仍然存在，對於政治大一統的形成，客觀上存在一定的障礙。然而，時間離辛亥愈遠，國民黨愈加暴虐和腐敗，**自由民主的處境也隨之變得愈壞。當民族問題變得十分嚴重的時候，終於演變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的全盛局面，那是一個“**”。
3.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制過於嚴酷，他唯以一個原始造反者的勇氣和現代啟蒙戰士的智慧，創制一種文體，一種便利於戰鬥的**：雜文。這種文體的*大特點，還不是諷刺和反語的運用，不是敘述風格學的，而是知識社會學的，是魯迅在*廣闊的歷史語境裡，把官方加以嚴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過知識的相關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需要的時刻出現。雜文是由專制主義所造就的一種反專制文體，是文體學上的“壕塹戰”和“散兵戰”。
4．他既否定了已經發生的革命，未來的革命如何呢？從革命文學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變成為一種“流氓”行為，其一是“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其二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這樣的“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自己沒有堅定的信仰，又不容異己，“惟我是無產階級”，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說，倘使他們真像列寧一樣掌握了政權，地位將要飛躍又飛躍，而像他自己一類的人物，則將被劃到*反動的階級裡，那樣至少也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這並非是魯迅在駁難時使用的誇張的語言，無論是作為個人主義者，還是作為人道主義者，對於未來的革命，他都懷有一種根本性的焦慮。
5. 左聯集合的是進步的文學青年，也可以說是反叛的青年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科塞在其關於知識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論述過這類知識分子，說：“大體上說，反叛就像個受苦受難的請願團。這些反叛者傾向於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與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關繫，支撐著從事鬥爭的疏離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激進的政治宗派為那些摒棄他們時代主流觀點的知識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經常表現出相當古怪的特征，但這是不足為奇的。與周圍社會的隔*和疏離的痛苦、孤獨感，即使因同伴關繫而有所緩解，也經常是十分強烈的，這會導致一種——在這個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來——近乎病態的生活和思想作風。這類宗派的成員之間的密切關繫、高度的使命感，和為世界驅除邪惡的秘密教義的高尚意識，也時時強有力地激發著創造性的想像力。”左聯可能增強了魯迅的集體抵抗的意識，但是，他與集體的關繫並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做著他的“散兵戰”。然而，左聯盟員柔石等人的被殺害，把他推向**的悲憤之中。有詩為證：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6. 關於人權問題，魯迅確實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論形態的理論。**，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是奴隸權問題，奴隸的解放權問題。他從來不是抽像地談說人權，或照搬西方的人權理論，包括與此相關的繫統憲政理論，而是從做奴隸這個未曾改變的事實出發來討論問題的。生命是窮人的**的資本，這個觀念在他那裡是*基本的，十分堅牢，所以，他的那個**的公式，即生存、溫飽、發展的“三階段論”，要把生存擺在首要的位置。在他的大量的著作中，常常結合著文化傳統批判，揭露中國是一個隨意誅戮的死地。當然，所謂的“生存問題”，還不能被僅僅化約為“活著”。魯迅同時指出：“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他決不會在奴隸仍然未曾擺脫生命安全遭到威脅的境況下，奢談諸如保護財產權之類的問題。第二，魯迅肯定的人權是人的自然權利，是“自然法”這一*高的法律所承認的，而不是不合法的政府的法律，不是屠伯們及其御用學者所制定的法律。在魯迅那裡，人權其實是“天賦”的部分，不是統治者賦予的部分，這裡包含著一種*原初、也是*根本的博愛，一種高尚而有吸引力的信仰。他認為“王道”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對政府的政治運作充滿不信任感，不相信在一個暴力、說謊的政府的統治之下會有所謂的“法治”。既然政府和法律不堪信任，身為奴隸的**辦法就是反抗。所以，第三，在魯迅看來，現今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都是不一律的。魯迅的“法哲學”，不是源自哪一家的主義和理論，而是奴隸的道德哲學，說到底是對壓迫的反抗。
7. ……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繫，我確是一無所聞。
………… ……我希望這已是我*後的一封信，舊公事都從此結束了。
這是一封*交信，是魯迅對周揚們所做的*後決裂的表示。至此，左聯的活動，以及他與左聯的關繫都由彼此先後畫上了句號。
…… 就像對待蘇聯問題一樣，我們看到，對於左聯，魯迅也並不看重機構設置和工作制度之類，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質、人格、那為自己也為社會而不息地勞作所表現來出的誠實和熱情。這是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貫堅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
8. 對於逝者，具體的時間是沒有意義的，連意義也沒有了意義。但是，對於活著的人們來說，記住這個逝去的年代並非多餘。由此可以得知，唯有到了一場民族戰爭即將全面展開的危急的時刻，關於民族的聯合和鬥爭兩個對立方面的意義，纔同時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得到發掘和利用。這是一個反對民族主義的“土生子”，一個反對“愛國主義”的愛國者，一個反對傳統文化的叛逆者，一個反對一切壓迫和奴役的解放者，一個反對集體霸權的個人主義者，在他的靈柩之上，從此**性地蓋235**、民族、統一問題上了一面旗幟：“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