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作為當代文壇重要作家之一，始終在對中國的文學問題進行持續深
入的思考，《王蒙演講錄》收錄了王蒙先生近年關於文學問題的演講。在《
王蒙演講錄》這本書中，他關心文學的內外問題，從文學的觀念、功能，到
個人對文本的解讀、感受，從文學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現狀，到網絡文學、
多媒體介入後文學的未來，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從而建構出自己獨到的文
學觀。演講生動、幽默，透出王蒙個人的經歷、修養和智慧。作者也希望百
忙之中的讀者，能夠觸踫文學，以豐富自己的情感，充盈自己的精神，開拓
自己的胸懷。

王蒙，生於1934年，曾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14歲入黨，19歲發表處女作《青春萬歲》，至今一版再版，經久耐讀。22歲發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後因該小說而被錯劃為右派。其《活動變人形》《我的人生哲學》《紅樓啟示錄》《青狐》《老子的幫助》《莊子的享受》《莊子的快活》《莊子的奔騰》《中國天機》等作品深受好評，長銷不衰。

自序：說話的活性
泛漫與經典：當前文藝生活一瞥(2010年5月22日)
文學的方式(2009年5月17日)
文學的期待(2005年4月15日)
文學的啟迪(2007年12月12日)
文學的說法(2006年6月30日)
文學的挑戰與和解(2005年5月9日)
文學與人(2004年12月14日)
文學與生活(2005年)
文藝與異端(2007年10月8日)
想像與文學(2005年11月19日)
門外談詩詞(2005年10月26日)
小說的可能性(2007年9月21日)
小說漫談(2007年4月)
語言的功能與陷阱(2003年10月31日)
漢語寫作與當代文學(2004年10月13日)
談與當代中國文學相關的話題(2009年11月28日)
附錄 我這30年

一、中國文學的濟世傳統 中國文學有一個濟世傳統，也就是說文學應該對世道、人心、社會起一 點好的作用。中國有一個關於戲劇的說法——“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 ，就是說如果戲劇不能夠對民風、民俗和人的教化起好的作用，那即使再好 也是徒然。我們講的“文以載道”、“詩以言志”都是說文學，包括戲劇、 民歌等有一種教化作用。
*早用“濟世”這個詞的是莊子，他說：“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就是說做飯的時候如果小裡小氣地數著米粒做，那樣是不可能對 這個世道有什麼真正好處的。周恩來年輕的時候在“大江歌罷掉頭東”這首 詩裡也用到了“濟世”，“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 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他說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面壁十年圖破壁”—— 追尋革命的真理、救國的道路，但“邃密群科濟世窮”，對一門門學科進行 研究卻總是感覺找不到救**、救社會的方法，這些都表達了濟世情懷。
當然任何傳統都不是單方面的，人們既把文學看成濟世的東西，或者用 曹丕的話來說就是“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但有時候又貶 低文學，“風月無邊”就說文學是講風花雪月的。現在大陸已經很少看到這 些材料了，我在香港一家圖書館裡看到一個材料說，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 上海有一批左翼文學家發表過“不寫月亮”的宣言，說中國的文學沒完沒了 地寫月亮，寫得太多了，因此這些左翼文學家就發誓再也不寫月亮了。一開 始我覺得這些中國的左翼作家太幼稚了，寫月亮有什麼毛病，我到現在還喜 歡寫月亮，喜歡看月亮，看著月亮會產生很多酸溜溜的感覺和一些思想；後 來我纔知道，不僅左翼文學發表過這樣的觀點，連胡適都發表過類似的觀點 ，胡適《新詩的誓詞》也有包含“不寫月亮”的意思，就是今後不要再寫什 麼春花秋月了。
二、“五四”：從啟蒙到革命 到了近現代，由於中國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這種“濟世”文學在五 四運動以後形成了一個高潮——從啟蒙到革命，文學成為一個啟蒙和宣傳革 命、振奮民心的利器。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文學的高潮迭起，要是把它簡 單化一點，也許我們會注意到——希臘神話、史詩或者中國的《詩經》、《 楚辭》、漢賦等，這些都是古典的高潮。但是我們也不能回避在19、20世紀 隨著批判現實主義的發展帶來的一個高潮——文學關注的是社會的不公正、 階級壓迫，不管是開始的歐洲還是後來的中國，都形成了一個具有悲情的社 會批判意識的高潮，大量文藝作品出現。這可以通過回顧“五四”時期一大 批文人、作家來了解。
有一種說法認為，“五四”以後的一段時期是文學和藝術的黃金時代、 高峰期，應該是“**不幸詩家幸”或者說“**不幸學家幸”的時期。“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混亂，找不到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找不到一條擺 脫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分裂、欺壓、國無寧日的道路，可也就是這時候， 文學、藝術相當活躍而且充滿**。紹興是魯迅的故鄉，那就不必說了—— “魯郭茅巴老曹”就曾經掀起過一個**輝煌的潮流。當然胡適在中國現代 文學的地位也越來越得到承認，還有些過去左翼文學不多講的比如瀋從文、 張愛玲這幾年也越來越熱。總的來說，左翼文學、藝術占突出地位。毛澤東 在《新民主主義論》裡有這麼一個估計：國民黨政府對革命人民一方面進行 軍事圍剿，另一方面進行文化圍剿，軍事圍剿並沒能消滅革命的力量，而文 化圍剿一上來反動的勢力就失敗了。
關於文化圍剿，我說一個故事。據說有一批老延安的歌唱家聚會，聚會 中酒過三巡後興奮起來了，有一位革命歌唱家忽然一拍桌子說：“中國革命 是怎麼勝利的？不要以為是靠軍隊取得勝利的，革命的軍隊和反革命的軍隊 相比，數量少又不太會打仗，**也不行，是靠唱歌唱勝利的，我們所有好 的歌曲都在歌頌革命、講人民的痛苦與不幸。”這個說法很有趣，中國自古 就把軍事的勝利、失敗同唱歌聯繫在一起，一支軍隊或者某個政治力量失敗 了，會說“四面楚歌”，“四面楚歌”就是指失敗了，所以勝負的標志是唱 歌，至於歌是誰唱、誰聽，就不仔細分析了。
1993年我去臺灣，和一位詩人說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他**贊成我的說 法。他說：“我們在臺灣就有這種體會，我在上學階段去春遊的時候，發現 我們無歌可唱。比如我唱賀綠汀的《清流》‘門前一道清流，夾岸兩行垂柳 ，風景年年依舊，隻有那流水總是一去不回頭，流水啊，請你莫把光陰帶走 ’，心想這首歌應該沒有什麼政治內容，但是剛一唱別人就讓我別唱了，說 賀綠汀是共產黨——他是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所以 這首歌不能唱。然後我唱了一首東北民歌，又有人說‘別唱了，別唱了，這 首歌是唱土地改革的歌’。我們就是無歌可唱。” 回過頭來看文學就*明顯，有些文人本身並沒有參與革命活動，比如謝 冰心，她的出身**高，爸爸是清朝時期海軍軍官，她是中國*早到美國威 爾斯利女子大學留學的學生之一。老合本身也並不怎麼贊成中國的革命，但 是他們的作品在客觀上都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如果不**地搞一場翻天覆地 的革命的話，中國就沒希望了。冰心除了寫《寄小讀者》、《大海》、《母 愛》、《笑》以外，還寫過《英士去國》，寫的是一個留學生回到舊中國後 發現自己不可能做任何有益於人民的事情，所以就又出國走了。冰心還寫過 另外一部散文《到青龍橋去》，寫的是軍閥戰爭以後北京青龍橋上傷兵橫七 豎八的情況。至於老舍的《駱駝祥子》，你看完以後，它會使你變成共產黨 ，雖然當時老合並不是很贊成共產主義，但當時的情況是那樣的。所以文學 和藝術就會往這個方面發展。
但是革命以後會是什麼樣呢？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隻有魯迅對作家和 革命的關繫明確地提出了一點質疑。魯迅說，革命文學很多的地方，都是還 沒有革命的時候，真正革起命來，就沒有文學家多少事了，文學家沒有很多 事要做。這不是他的原話。他說革命的文學是趕不走孫傳芳的，隻有大*纔 能趕走孫傳芳。而且隻有魯迅說，革命的作家千萬不要以為革命成功以後， 革命的人民會端著面包和黃油——很奇怪，他用的是“面包和黃油”，用的 是很洋的喫法，用的是西餐喫早點的方法——他說不要以為革命成功以後， 革命作家會被請喫面包和黃油，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從少年時代就特別積極地追求和向往革命，但看了魯迅這兩段話後又 覺得特別掃興。我想這世上哪裡還有比革命*偉大的事情，比如我們唱蘇聯 的歌“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滅，萬丈 光芒在前頭”，中國的歌“我們的青春像烈火般的鮮紅，燃燒在充滿荊棘的 原野。我們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飛翔在暴風雨的天空”，要求的就是這 種革命的“煽動”，那為什麼魯迅要給我們洩氣呢？為什麼告訴我們要是真 革命了就顧不上文學了，就算革命真勝利了也沒人端面包、黃油給我們喫？ 其實我當時也沒想讓別人端面包給我喫，就是覺得掃興。
此外，還有一些作家，像丁玲、艾青，他們本來是在非解放區的，但也 已經很有名氣了，後來纔到了延安，還有解放區的老作家像趙樹理等，寫出 了比較“革命”的作品。
一直到1949年以後，這樣的文學、藝術的高度意識形態化變成了一種政 治動員的力量，變成了政治上的一股激發、推動的力量，一直是這樣。這樣 的文學的局限性是排他性大、簡單的煽情，一廂情願地對生活的反映，而它 們的長處是批判性、尖銳性、嚴肅性、**性。至於曲折的過程我就不說了 。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