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我們的汪曾祺(精)/回望汪曾祺

值得一說的是他的《金鼕心》。初讀，激賞，後來再讀，覺得不過是以技巧勝，並未花多大力氣就寫成了，說不上“代表作”。說來頗有意思，我也曾對金鼕心發生過興趣，編過一本《金鼕心事輯》，從雍乾間鼕心朋輩的詩文集中輯取素材，原想寫一篇清前期揚州鹽商、文士、畫人之間關繫的文章，一直未下筆，見曾祺的小說，未免激賞。後來重讀，覺得這正是一篇“纔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實，穿插點染，其意自見，手法真是聰明，但不能歸入“力作”。
但從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話題。有論者說汪曾祺是 *後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說，汪是能作文言文的*後一位作家。我翻過他的《全集》，並未發現他有一兩篇文言作品，但為何會給人留下如此印像?這就不能不從他的語言運用、文字風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語言文字給讀者留下了濃郁而飄浮的特異氣氛的結果。
“……羅漢堂外面，有兩棵很大的白果樹，有幾百年了。夏天，一地濃蔭，鼕天，滿階黃葉。”這是曾祺筆下的一節文字(見《橋邊小說》中的《幽冥鐘》。另外在《釣魚的醫生》裡有“一庭春雨，滿架秋風”句，可以比觀)。偶然相遇，不禁有奇異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這豈非六朝小賦中的一聯?寫出了環境、氣氛，既鮮明又經濟，隻用了八個字，以少許勝多許，而且讀來有音節、韻律之美，真是**有力的手法。平視當代作者，沒有誰如此寫景抒睛。這是* 後一位士大夫麼?是“文言文”麼? 回憶一九四七年前後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裡，他實在是**“老實”、低調的。他對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_本小說，是巴金給他印的)，他隻是取一種對前輩尊敬的態度。隻有到了咖啡館中，纔恢復了海闊天空、放言無忌的姿態。月旦人物，口無遮攔。
這纔是真實的汪曾祺。當然，我們(還有黃永玉)有時會有爭論，而且頗激烈，但總是快活的，滿足的。我寫過一篇《跋永玉書一通》，深以他倆交往浸疏為憾，是可惜兩個聰明腦殼失去踫撞機會，未能隨時產生 “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樣板團”、上了天安門，形格勢禁，纔產生了變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雖有所解說，但那是新時期的後話了。
不能不聯想到瀋公(從文)。
從《瀋從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寫過不少信件，包括對公私各方面，對他的工作、處境，有說不盡的牢騷，充分訴說了生命受過的重重擠壓。但在一九六二年，當局面多少有些寬松之際，他以政協委員身份得到外出視察的機會時，久被壓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寫起詩來，對同遊的委員們也不無譏嘲。我當時向他索得幾頁詩稿，在報上發表了，讓他在久離文壇後與讀者有個見面機會。詩稿是用毛筆藍墨水寫在紅格賬簿紙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詩見報後從文即來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舊體詩刊載過多，對年輕人無多意思。”“拙詩*好莫再分割刊載，因為如此一來，對讀者無多意義，對作者亦隻能留下一種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像。”堅持索回原稿。來信至再至三，而且越來越“嚴肅”，使我十分惱火，曾向永玉訴說：“瀋公是怎麼啦?”永玉說，隨他去吧，老毛病啦。於是手稿至今仍壓在手底。瀋公寫的是五言排律，也許是讀了周作人在老虎橋所寫的《往昔》組詩而引起了詩興，不知可的確。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有兩次與曾祺同遊。一次是隨團去香港訪問，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作報告，我是有過經驗的。推辭不掉，被邵燕祥押赴會場(燕祥兄與陸文夫似同為領隊)。並非我不喜說話，實在是覺得那種在會場上發言沒有什麼意思。又一次與曾祺同遊，一起還有林斤瀾，葉兆言負責照管我們的生活，從揚州直到常州、無錫，踫到高曉聲、葉至誠。一路上每逢參觀院校，必有大會。曾祺興致甚高，喜作報告，會後請留“墨寶”，也必當仁不讓，有求必應。
不以為苦，而以為樂。這是他發表《受戒》後聲名鵲起以後的事。
這是社會環境、個人處境的變化對作家內心有所影響而產生的後果的兩個好例。
我以《故人書簡》為題寫過幾篇紀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錄曾祺原信。以為這樣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實在是想要刪減也不易。有一封關於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見當年在酒店、咖啡館裡談天的風景。談天中爭論是常事，事過即了，不以為意。此後曾祺沒有就此議題繼續談論。我想關於王昭君，應以老杜“群山萬壑赴荊門”一律為不刊之作。
杜甫是貼著昭君這個活生生的人下筆，不是當作政治籌碼說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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