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波西米亞香港

有過一次有趣的誤會／分歧，香港地下樂隊“盒子”成立二十周年，他們推出新音樂劇《藍胡子城堡》加紀念專輯。為此，他們分別約了我和北京樂評人顏峻寫點東西，因為我們都聽過盒子。顏峻和我是好友，興趣點分分合合，在精神上倒常常殊途同歸。但沒想到文章出來，觀點差異頗大。
2001年我去北京生活，隨身就帶了一張盒子的《番屋企》，一個人住在十裡堡農民日報社中租來的小屋裡，龔志成的手風琴和彼得小話的呢喃常常是從黃昏響起，孤寂、荒蕪，和窗外的暮色一起沉入夜。當時，還沒想“番屋企”，北京狂亂的魅力正枝繁葉茂地展開，還沒有聞到成熟或者腐爛的意味。
顏峻就住在和我一條馬路之隔的晨光家園，我記得我給他聽過盒子《番屋企》，我當時還在沉迷於Tom WaitS，他已經遠離。2007年時，“都2007 年了，我仍然不知道盒子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顏峻在他寫的關於盒子的文章中說。
不知道從哪裡來無所謂，但為什麼要知道到哪裡去呢？這是我和顏峻* 大的分歧，也許也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雖然我從不認為自己代表了香港，顏峻也不認為自己代表北京。就說現在，北京現在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北京藝術、音樂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我的北京藝術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老實說，這讓我感到沒意思。
在作為專業藝術家的北京看來，香港藝術和藝術家都像玩票似的，他們不知道經營自己，在**藝術圈上基本沒有地位，作品沒規模，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當然客觀地說也許是因為香港的經濟環境造成的，作為藝術家你餓不死也不可能發達，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維持生計使你不能孤注一擲地玩狠的，玩狠的也沒有用，沒人當回事。
這樣無意造就了香港藝術的自由滋生狀態，不容否認，這種狀態滋生了大量不成熟的甚至稗類，但也讓部分**者能清醒、獨立地生長，不去計較一個純粹的藝術圈子內的競爭、比較。在地下音樂界這樣的名字有黑鳥、盒子、Huh？！、噪音合作社等，黑鳥和噪音合作社自不待言，他們的意義在於廣義的政治、民眾抗爭、異議文化上，盒子和Huh？！則隻在自己的脈絡上尋找自己的意義。
尤其是盒子——龔志成和彼得小話，音樂在他們的生長中隻是盒子之一面，他們的每次演出都為這盒子增加奇異的一面。龔志成有美國學院派實驗音樂背景，彼得小話*有趣，他還是一個童話作家、插畫家、詩人和演員，這些各領域的養分混雜在盒子的音樂中，長出的不是純粹以音樂辨識的音樂。當然這種無心插柳的培育方式也產生無數歧義，像這次《藍胡子城堡》的音樂便過分受制於劇場演出，編制上幾個高手如李端嫻、周展肜和張以式的加入，反而削弱了龔志成和彼得小話兩人單純結合產生的寂寥張力，也造成一個口味*刁的聽眾像顏峻，感覺“這些樂手，對我來說是有點太像棚蟲( 指專門替人錄音伴奏的樂手)”，龔志成和彼得小話之間心有靈犀一拍即合，但其他樂手的音樂思想和彼得小話明顯有隔，彼得小話也不在香港生活多年，他們的合作所以顯得機械。
好吧，讓我們離開盒子，回到原來的論述上來。香港藝術的無人關心，既造成香港藝術家的刻意低調和退守性格，也培養了少數人的內秀、堅決。
前者在香港藝術中顯見，香港藝術家常常先把自己打上一耙，自嘲藝術，那樣所謂的公眾就沒法笑話我們的藝術了；香港藝術一直反對宏大敘事，避之猶恐不及，反復強調藝術也是平凡的，大家玩玩罷——顏峻看到的娛樂表像正來自此。的確也有人培養出了娛樂智能，和公眾以空鬥空，*後落得一聲冷笑。實際上他們內心都很認真，娛樂隻是無奈的面具。
許多**的人，在香港的冷漠空氣中，竟然養成了一種“死便埋我！” 的氣概。這是一種痛快、豁達，當然也是經歷無奈和掙扎之後的決*。這樣的人，很少，但按比例來說，不會比北京少。他們很多都是一個領域的先鋒，就音樂來說吧，比如說作劇場音樂、low—fi即興音樂，現在參加抗議民謠組合“迷你噪音”的陳偉發；曾經和劉以達組香港*早的電子樂隊、現在做極簡音樂的Simon Ho；前面提過的黑鳥，他們在70年代開始創作政治朋克音樂，現在則在基層從事文化抗爭，他們追尋的意義，早已超出了“藝術” 的狹隘範圍。
如果走到了這一步，“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都無所謂，“番屋企／唔番屋企”也無所謂，這是一條隻有自己知道的不歸路，既無掌聲也無笑罵，說不定有**走到一個誰也意料不到的地方，即使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消隱路上永遠湮沒無聞，也無所謂了。
當然這也是“*望”的，就以我熟悉的香港文學為例，小說方面，年老的劉以鬯，從50年代至今寫了大量實驗性極強的小說，前衛性大大**其同代內地小說家；1999年法國新小說大師阿倫·羅伯一格利耶訪港，專門去拜訪他，像這樣一個重要的作家在內地幾乎是沒人知道的——少數知道的，也是因為留意到王家衛《花樣年華》中引用了多句劉以鬯小說《對倒》的文字而已。比劉以鬯年輕一點的西西，*年輕的黃碧雲、董啟章，在港臺和海外影響都很大，著作甚豐，卻到近兩年纔有內地出版社出版他們的作品。至於詩歌方面，有一個**前衛的詩人蔡炎培，60年代就寫了大量尖銳且沉重的詩篇，90年代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同時代內地能與之比較的也僅有一個昌耀而已，香港讀詩寫詩的人中知道昌耀的肯定不下百人，內地知道蔡炎培、讀過蔡炎培的有幾個呢？但黃碧雲、董啟章等聊到這一點的時候，都淡然一笑：無所謂。我知道他們在寫作本身上**不是“無所謂”之人，董啟章為了寫他的長篇小說“ 自然史三部曲”，辭去大學教職，蝸居準鄉間，已經完成前兩部《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和《時間繁史》，皇皇數十萬言，在喧囂繁華的香港，那是需要多耐得住寂寞的心纔能完成的勞作？黃碧雲早在90年代就已有盛名，她卻為了學習弗羅明戈舞蹈遠赴西班牙，拋下香港的讀者，這是何等無所謂呢？但在不再年輕的年齡堅持學習弗羅明戈、進而把弗羅明戈舞及舞者的痛和愛融人新的小說中，這又是何等“有所謂”？ “番屋企／唔番屋企”的問題，對於一個把家安在筆端的人來說，也已經不是問題。而延伸到一個島嶼——香港，這也歸屬於島嶼本身的氣質：注定的若即若離。這樣的兩面性，內地文化注定難以理解，當代的香港，既是保有強大的廣東家庭傳統的世俗社會——因此要“番屋企”飲湯，也是公民社會意識日益成熟的理性社會，因此會“唔番屋企”上街發聲去。
P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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