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編輯大家秦兆陽

這回，**次見他，似乎是在韋君宜同志主持的一個業務性會議上。他抽著煙，很留心地昕著別人的議論，目光隨著發言人的轉移而轉移，而他自己卻遲遲不講話。
韋君宜說：“老秦，你談談吧！” 他在沙發上，動作頗拘謹地說：“不講了吧！我沒有什麼話。” “講講吧，講講吧！”在韋君宜的再三催促下，他纔很不好意思地慢聲慢氣地講起來：“……出書，編刊物，是不是要注意研究社會需要和讀者心理？這些，都是隨著現實生活的發展而變化的……” 他**是商討的口吻。而且，在我的感覺上，他很留意別人的反應。
我望著他。我知道他不會記得我。我可在回憶新僑飯店的那一幕。他真是變了：臉沒有當年紅，也比不上當年的結實豐滿。他兩腮瘦癟了，牙齒稀松，頭發蒼白，也戴上眼鏡了。然而他的思想並不陳舊，他極力追蹤的正是時代前進的腳步。
我**次到他家去纔知道：他五口之家住一大間沒有隔斷的南房，不方便也住不開。於是在這間大房前面，不得不搭個小廚房和一間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這粗陋低矮的小屋，便是他的寢室和工作室。他床頭有一個長約尺餘、高約寸餘的竹凳樣的東西。我問那是什麼？他說：“枕頭。我愛頭暈，枕這個東西清涼。”這個竹器確實被他枕得油光發亮。我猜想，這大約是他從廣西帶來的紀念品。
他的中篇小說《給女兒的信》，就是在這個夏天悶熱、鼕季寒冷的小屋裡寫的。確切地說，他近年來的大部分評論、作品、書信，都產生於這個小屋。差不多每次我到這個小屋，總看到他桌上攤開著未寫完的文章，一個橢圓形陶瓷煙缸和一個鋁質煙缸裡，煙灰煙蒂總是滿滿的。客人一來，他就把那老花眼鏡換成散光鏡，從那把吱吱響的矮椅上側過身子，或者站起來遞煙倒茶。無疑，這小屋是他沉思、想像和幻想的重要場所，也將留在他終生的記憶中。當然，來過這裡的許多人，也不會遺忘這個小屋。
我到過他家多少次，跟他交談過多少次，記不清了。然而，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作家、一個編輯、一個人，給我的印像是越來越深了。
他受過委屈，喫過苦頭。我原以為，至少在*初接觸的時候，他大概少不了表白、訴苦、洩怨、發牢騷。如果他這樣做，我不會奇怪，並自信能夠理解。然而事情不是這樣。
他極少主動談起那已成為歷史的事，尤其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不得了。他倒是這樣說過：“我一直在自我反省，真誠地檢查著自己哪裡錯了．反復思考自己和黨的關繫是不是沒有處理好 ……我這個人好激動。回想起來，也有過少壯得意和過於自信的時候……” 他說這些的時候，從椅子上向前傾著身子，音調不高而深沉，使你覺得他在掏肺腑之言。
他在廣西的漫長歲月是怎樣度過的，他到底有些什麼隱痛，由於他不愛談，我至今未知其詳。提到廣西，他隻是帶著感激之情，說起那裡的哪些同志關心過他、幫助過他。他* 關心的是現實和未來，熱衷於討論當前的創作、理論和實際生活。
在我面前，他無疑是一位老作家。我同他接觸，即使是討論工作，也主要是向他學習。他不擺老資格，不以長者自居，*不簡單說教，而總是進行同志式的平等討論，很注意聽取晚輩人的意見。
他寫了一則文藝短論，征求我的意見：能不能發表？我看過後坦率地建議他不要發表，他真就再也沒有拿出來。
過了若干時日想起此事，我覺得我的建議是不對的，但沒有向他說明，他也從未有過怨言。
我不曾料到他會向我談他的創作構思。但這樣的事競有過好幾次。談完以後他總是很懇切地問：“你覺得怎麼樣？” 他近年寫作的短篇小說，有兩三篇在發表前曾讓我看過。
談構思也好，看稿也好，他希望聽到的是真正的意見，而不是奉承話。
有一回，他把一個短篇拿到《當代》編輯部讓同志們先提意見。大家果真說了不足之處。他愉快地接受意見，叉換了一篇來。
不光是聽意見，他還讓我們幫他修改某些地方。
有一次，他就在電話裡跟我說：“你給我改改嘛！沒有關繫。改吧！” 他的平易近人和虛懷若谷，增加了他作為一個老作家的吸引力，在工作上也使我們晚一輩的人覺得很好合作。
我曾這樣想過：假如他不當編輯，專門從事寫作，僅這幾年，他就可以寫出比現在多得多的東西。然而，我漸漸知道，幾十年來他實際上是個業餘作家，大部分時問花在了編輯工作上。
他不是單純看稿的編輯。他常常花很多精力與作者研究生活，討論藝術，幫助作者構思。並不是每個作者都那麼尊重、體諒編輯和容易對話的。這種討論，有時很愉快，有時很艱難。也不是每個作者都能面談的。這樣，他就要寫許多信，有的信是很長的。因此，我總覺得，他這些書信，是他尚未發表的很重要的著作。順便說一句，他的許多工作通信都是自己付郵的，沒有用公家的郵資，這並不是一個小數。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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