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庫》為“京城**文化名人”（圈內語）張立憲主編的綜合性人文社科讀物，取“大型閱讀倉庫”之意，一般每兩月推出一期。全書側重對當今社會影響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報道，回憶和挖掘文化熱點，對文藝類圖書、影視劇作品、流行音樂等進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為讀者提供珍貴罕見的文字標本和趣味盎然的閱讀快感。

“擺事實不講道理”是《讀庫》的編輯方針。其收入的作品從篇幅而 言屬於五千至五萬字之間的中篇讀本；內容而言，《讀庫》強調非學術， 非虛構，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結合，探究人與事、細節與談資，不探討學術 問題，不發表文學作品，所選書評影評等文體則強調趣味性，通過真實的 表像給讀者帶來閱讀快感和思想深度。此書在編撰時奉行“三有三不”原 則：有趣、有料、有種和不惜成本、不計篇幅、不留遺憾。

毛以後的中國
實事求是
中國：1976—1983
冰雹喇嘛
我走到那裡在風起以後
我是六零後(續)
胡適的格言
挖挖《守望者》的蛋
“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
希特勒的財神爺
姓劉的匈奴

*後一批遊客離開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著大眼鏡的滿族人溥傑引 導我緩步走向午門，門衛微笑著招呼我們進去。夜幕漸漸籠罩紫禁城，溥 傑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門。
“我曾經因為穿著佩有黃色飾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傑邊說 邊 領我走上一條壯觀的深紅色皇家大道。“在這兒，”他比畫說，“哥哥曾 和 我學騎自行車。”然後，他指向另一個方向，告訴我就在那座亭子裡，也 是和哥哥一起，師從**的蘇格蘭老師莊士敦學習英語。
在我長期往來於中國的歲月中，這是一個難以忘懷的瞬間：拍攝這樣 一個滿族人的機會***，溥傑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而北京故 宮這塊天子的塵世領域，曾是他們短暫居住過的家。
我在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出生於香港，當時它仍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 並沒有在那裡度過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將剛學會走路的我送回 祖國大陸。我關於“玩”的*早記憶是參加“除四害”運動，為的是將食 物鏈上的敵人趕出這個**。(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 蒼蠅，後來認識到麻雀喫害蟲，不是害鳥，所以就改成了臭蟲。)《人民日 報》1958年4月19日的報道說，三百萬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時間逮住 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九隻麻雀。在那個全民荒唐的時代，有人指出四隻麻雀 **能消耗五百克谷物，相當於一個人的配給口糧。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 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業——被我以無比熱情奮力消滅的 滿滿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蒼蠅，以及逮住的幾隻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 力，我“政治表現”一欄的成績很少會超過“丙”。母親被劃定為“官僚 階級和平地主”，盡管她的階級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為“ 黑 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後代。許 多中國人都了解那些被劃人“錯誤”成分的人受到了多麼巨大的衝擊。
“除四害”運動轉移了人們對全國食品日益短缺的嚴峻形勢的注意。
盡管被我的同學——主要是解放軍**軍官的後代——視為“階級異類” ， 我仍然參加了那場狂熱的“大躍進”。就在那時，我目睹了“大躍進”政 策所帶來的普遍營養不良的惡果：饑餓不隻存在於這個***貧困的人當 中，它就出現在我們身邊。與我一起玩耍的鄰家小孩由於缺乏基本的營養 而四肢浮腫。浮腫的情形也發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鄰居身上，他們在1954 年的全民國有化浪潮中占據了原本是我們家私產的庭院。(我們家族的財 產包括母親出嫁時外祖母給她作嫁妝的房子。)有一次社區殺了一頭豬， 我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纔買到配給的二十克豬油，這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已經一目了然。隨著情勢*加惡化，父親 安排我回到了香港。當時中國正處於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中，據 稱有許多人餓死。回到香港後，我學習了英語和粵語。暑假裡，父親教我 將美聯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聞稿翻譯為中文。
1970年，我離開香港赴美留學，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主修政治 科學。在大學的*後一年，我選修了《生活》(Life)雜志**攝影師基 恩·米利(Gjon Mili)的攝影課。這一學期成就了我以後的生活——畢 業後，我追隨米利，在《生活》雜志做起了實習生。我在恰當的時間被放 到了恰當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關繫正常化；1978年我作 為《時代》(Time)雜志北京**辦事處的一員，成為《時代》在中國的 **位常駐北京的外籍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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