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西南聯大國文課

導言：自由與傳統的會通劉東一、黃金的歲月記得還在北大教書時，我就曾以“西南聯大”的經驗為例，質疑過當下**通行的、以種種參數來評定“**”（excellence）大學的劃一標準：“對比一下被**為中華民族之光的西南聯大，我們又不禁要問：那一所如果根據上述標準無疑要敬陪末座的戰時大學，究竟是應當本身感到無地自容呢，還是反過來認為，這種形式主義排行榜的設計者自己應該下課？”而調來清華教書之後，我*是有意無意地，時時要接觸到“西南聯大”的名字，因為那段既苦辛又輝煌的歷程，組成了這兩所**大學的共同校史。
的確不錯，如果非要拘於衡定“**”的那類機械指標，諸如“學生類型的劃分標準是入學分數（越高越好）、學習過程中每學年的平均分數（越高越好）、非本州學生的數量（多為好）、標準時間期限內畢業率（達到正常標準是好事）。班級的大小和質量是以師生比（應該低）和終身制教師與兼職或研究生助教(應該高)的比例為標準。對教師隊伍的評價是看具有博士學位的數量、獲獎者的數量、獲得聯邦獎金的數量和次數……”，那麼，那所流亡中的大學肯定算不上什麼。不過，如果按其學術聲望和社會效應，它對中國人民卻意味著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纔和傳承的學統，它就*加讓我們覺得是不可或缺；*不要說，如果按其在當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後世又被賦予的地位，它就簡直顯得無與倫比了。
而說到這種被“後世賦予”的地位，我又引述過這樣一句驚人之語：“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隻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清華園。”2—要知道，這可是後來先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在美國“春風得意”了大半輩子的何柄棣教授，來這樣總結自己一生中的“黃金歲月”！直到現在，我都還能歷歷在目地記得，在何先生*後一次訪問清華時，我曾經跟他一道驅車經過校園，而他則動情地凝望著車窗外的一切，不住地為清華園內的種種細微變化叫好……這當然屬於一種極具主觀色彩的、有點類似兒時“黃金記憶”的那種情感。
由此又聯想起，畢業於早期清華國學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這樣來回顧清華園裡的治學氛圍：“在清華這個環境當中，你要講不正當的話，找一個人講肮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學生同學生，踫見了都是講某個雜志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文章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3有趣的是，我們西南聯大中文繫汪曾祺西聯大中文繫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繫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繫主任。擔任繫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繫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 。事實上當時的繫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繫的學風和別的繫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繫似乎比別的繫*自由。工學院的機械制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繫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繫的學生*為隨便，中文繫體現的“北大” 精神*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繫有一點什麼“派”，那就隻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繫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 ”。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繫。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隻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一方面不難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稱“正常”的高等學府，都不可能**短少這樣的氛圍，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也不難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無菌病房”，*類乎那種對於“黃金歲月”的回想。
由這一點，也便說到了*貼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說，早期的清華國學院，和早期的清華學堂或清華大學，都畢竟尚有基本的物質條件，來支撐數十年後的這類“黃金回想”，那麼，*加耐人尋味的則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對西南聯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進行了性質大致類似的回顧：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對於這個問題，何先生接著便自問自答道，能讓自己感到幸福的條件應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比***加美好”。在他看來，隻要能秉有這樣的心境，便會“雖然物質生活**之苦，可是覺得**幸福”。而此後，他又在另一處把聯大的成功之處，歸結於母校當年享有的自由氣氛：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纔出”，人纔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纔是真正的**生產力。如果大家都隻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麼就干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無論如何，對比一下上面兩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記憶庫，我們便不難心領神會地領悟到，一方面，處於流亡與窮困中的西南聯大，在條件上當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享有穩定庚款來源的清華大學；然而另一方面，或許反而正因為這樣，它*像是某種千載難逢的“奇跡”。而*加耐人尋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說法不謀而合，至少是在此後的種種回憶中，這番“奇跡”曾被來自各科的聯大學生，不約而同地歸因於當年的“自由”。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有貢獻，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像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隻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麼？”罵有些注解家，隻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個有注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 ”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他講了一學期《文選》，隻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 “擬聲法”。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了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像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裡裡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吸引人。還有一堂“ 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字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隻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了。瀋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 ，瀋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了一篇《瀋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他講創作的精義，隻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雲”。
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膽，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
西南聯大中文繫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
除了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家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餘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麼回事。
一般都隻是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繫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同學交了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訪談，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纔？”他的回答**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幾年生活*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干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王浩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些不快，但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布：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了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這大概和交識時的年齡有關，但我覺得當時聯大有相當的人在為人、處世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的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 進一步講，烘托著如此自由的學術氣氛，我們自然會沿著上文的鋪墊，期待到楊振寧作為當年學子的回顧：“我們討論一些什麼事情呢？天南地北什麼都談，當然也包括對物理的討論。其中我特別記得的一幕是討論量子力學。量子力學是一個**復雜的東西，它跟牛頓的經典力學有很不一樣的地方。我記得**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晚上，我們坐在茶館裡頭三個人辯論哥本哈根的解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而說到這樣的場景，還真是要慶幸何兆武的高壽，能繪聲繪色地為我們留下如此超乎想像的回憶： *清楚記得一次，我看見物理繫比我們高一班的兩位纔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裡高談闊論。黃昆問：愛因斯坦*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又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的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而且直到現在印像都很深。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麼能這麼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的大宗師，還罵得個一錢不值？！用這麼大不敬的語氣，也太出格了。不過後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纔可能**前人。
在如此偏遠而貧困的環境下，他們竟討論著如此深不可測的問題，即使到了幾十年以後再來回顧，聞先生，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 ”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像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布該生可以免考。
聯大教授大都很愛纔。羅常培先生說過，他喜歡兩種學生：一種，刻苦治學；一種，有纔。他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去教書，叫學生拿了他的親筆介紹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 ……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題一張抽像派的畫的）“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具有“夙慧”，有“仙骨” ，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之於 **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我在西南聯大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繫圖書館去看書。有時隻我一個人。中文繫在新校舍的西北角，牆外是墳地，**安靜。在繫裡看書不用經過什麼借書手續，架上的書可以隨便抽下一本來看。
而且可抽煙。有**，我聽到牆外有一派細樂的聲音。半夜裡怎麼會有樂聲，在墳地裡？我確實是聽見的，不是錯覺。
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畫家。如果考不取聯大，我準備考當時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
一九八八年 P333-337 仍然能使我們生出某種奇妙的反差，恍然間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過來說，又正因為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也照樣有氣魄去如此放言高論，而且有能力去追蹤**前沿，中華民族纔顯出了超過這種困境、再度頑強崛起的心力。—驗之於此後已化為現實的歷史，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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