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明著的這本《書林清歡》列入“木犁書繫”，是唐元明所著的一本書話體隨筆集，多是對文章的品評，對文人的勾畫，對掌故的鉤沉。書稿除了評述明清以來的數十位名家、著述及其生活軼事外，還收錄了作者寫作的書評、作者與書的故事。文章有長有短，追蹤學術根脈，又頗有情趣，可讀性較強。

“文學重鎮”
知堂門下
不朽名士風
儒與俠
編輯瀋從文
“秋郎”的纔與情
胸中恆有清剛之氣
傳奇張愛玲
“歧途佳人”
千古文章未盡纔
“柴門”高逸
清真流沙河
“汪是一文狐”
文雅董橋
師友風誼堪吟味
不思量自難忘
不老的傳記
“美學拾穗者”
散步與哲思
澄明之境
錢穆的縱思邃想
一代文宗照遠近
老樹*著花
博約見真醇
筆底波瀾常在
辨章考鏡唐宋間
耽情於古典
“錯在有思想”
哀婦人為之言
曠代逸纔
寄情幽深處
謔庵王思任
清言藥石
末代秀纔小史
菩提星月
書事翩翩
書書書
黃裳的纔調
親歷二戰**人
再現海軍之魂
曠世滄桑情
總裁班見世相
聚焦中國詩學
夜讀偶記
苦雨齋談文
走出低谷始見峰
書比人長壽
“瑯嬛福地”
詩書繼世長
悠悠書香
閑思錄
夜讀抄
新書經眼錄
溫和·溫情·溫暖
編輯情懷深幾許
經典常在
書評之範
後記

“文學重鎮” 徐中玉先生有《我看周作人》一文，讀後覺得義 正辭嚴，極具個性，但多少還有些“觀念先行”、偏 頗生硬、或有可議論之處，現不揣淺陋提出來，以就 教方家。
徐先生開首寫道：“近年來，大談周作人的貢獻 與什麼什麼成績已出現了很多文章，他的書籍不但重 新出版了，有些還分類加以選輯，或輯人有關書籍， 到處可見，儼然仍是一位大家。而對他後來競落水成 為一個漢奸，多數文字往往隻一筆帶過，似乎已不算 一個嚴重問題了。這是很值得深思的怪事。”接著， 摘引周氏在20世紀30年代初致其弟子俞平伯的信，印 證：周當漢奸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其 “早期的進步思想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評論者、 出版者不能“給**的讀者以一種錯誤的印像，即認 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學大家，甚至進步思想家”。徐 先生*後說：“當日本至今還有一些高官不時在推卸 侵略中國罪行的時候，對周作人的喋喋稱賞能起什麼 作用呢？”應該說，這確是語重心長，含有大義的。
而今，周作人(以及梁實秋、林語堂、瀋從文、 張愛玲等幾位現代作家)的文章，猶如唐僧肉，誰都 想來割嘗，編來選去，不厭其煩，確乎有點濫了。但 像過去那樣長的時間裡，書籍闕如，見不到片紙隻字 ，也非正常。“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依附日 本的行為不得原諒，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 的價值”。鐘叔河先生這個意見，我覺得還算是實事 求是、客觀公正的。因此，為了學術研究，為了讀者 的欣賞(或吸取反面的教訓)，精選、精印一些像周作 人這樣人雖有污跡、文卻較佳的作家的文集，還是有 必要的。相反，采用禁*、封鎖的辦法來對待，則並 不客觀，也不現實。
關於周作人到底算不算一個“大家”，這似乎是 一個純學術性的問題，藝術上的因素應作為主要的衡 量標準。很長時間以來，評論界及文學史界有一個基 本的並且是趨同的“說法”，即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 成績是相當可觀的，而散文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散 文而論，左右翼作家都認可的郁達夫曾明確表示：“ 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豐富*偉大。”(郁達夫：《 中國新文學大繫·散文二集·導言》)鄭振鐸則推而 廣之：如果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的 話，“無疑的”，“魯迅先生和他(周作人，筆者注) 是兩個顛撲不破的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便 要黯然失光”(鄭振鐸：《惜周作人》)。馮雪峰說得 *明白：“周作人是***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 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見周建人：《 魯迅與周作人》)此外，胡適、阿英、王哲甫、蘇雪 林等同時期的學者和作家，都表示過同樣的意思；而 魯迅在同周作人**決裂的十年之後，即1933年2月 ，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關於“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出 現的***的雜文作家是誰”的采訪時，答案仍然是 “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魯迅)、陳獨秀、梁啟超 ”，把周作人排在**位，他自己之前。由此看來， 周作人的“大家”之名還是可以成立的吧。
周作人在“附逆”之前，特別是在“為他的小品 文的盛名所掩”之前，曾有過諸種卓然的“姿態”， 即他是“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以至於介紹世界 文學的譯家而存在的。他的論文《平民的文學》 (1918)、《人的文學》(1918)、《新文學的要求》 (1920)不僅表明了他個人的文學上的主張，對於當時 的運動，也發生了很廣大的影響。批評方面，《自己 的園地》(1922)一輯，確立了中國新文藝批評的基石 ，也橫掃了當時文壇上的反動勢力的‘學衡派’批評 家的封建思想。《沉淪》《情詩》二評，在中國新文 學運動**，可說是很重要的貢獻”；翻譯方面，也 貢獻了“巨大的力”。(阿英：《周作人》)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