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茫的留戀》是由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高恆文教授所著，收入本書的其實都是讀書筆記。古今中外，長短不一，文體差異，可見興趣駁雜。這些大都是公開發表過的篇什，其文包括對廢名、孫犁、張愛玲等人隨性地敘談和著者本人獨特的觀點，以及部分篇目對《紅樓夢》的精彩分析，閑時讀來令人大有裨益。

高恆文為高校文學研究帶頭人，曾出版並發表了 多項學術成果。高恆文編著的《蒼茫的留戀》文字深 入淺出，思考角度新穎獨特，讀來沒有研究者的乏味 ，反而使人頗有興趣。即使不是從事專業文學研究工 作的讀者，也能從中收獲頗豐。

關於王國維的兩個問題
學者的個性與品格
北平留不得
湯用肜的境界
讀《伍叔儻集》
讀《天風閣學詞日記》
“葉公超太懶”
俞平伯的書信
廢名的舊體詩與聯句
凌叔華和周作人的通信——《凌叔華文存》補遺
瀋祖棻的詞與陳寅恪的詩
梓室那一硯墨香
繆鉞先生的傷春詞與詠史詩
汪曾祺的“浮躁”
孫犁的晚年：歷史與現實
重讀《傅雷家書》
平淡的力量
對一位前輩史學家的敬意——田餘慶的史學思想及其陳寅恪論
張愛玲對周作人文章的欣賞
董橋的“蒼茫的留戀”
我眼中的那場“小小的風波”
通往“地獄”的“心路歷程”
“紅樓識小錄”
曹雪芹偏愛的對句
關於《紅樓夢》詩話詞話
“殘荷”還是“枯荷”
《紅樓夢》中的李商隱
禮教中人與魏晉人物
鹽官昆曲戲文
“夢裡曾飛何處雨”
引誘與超度：秦可卿與賈寶玉
薛寶釵的“熱毒”與“無情”
妙玉門前的那一片紅梅
襲人的名與實
第五回的敘述話語
跋

關於王國維的兩個問題 *近連續讀了兩本關於王國維的專著，《王國維 與羅振玉》(張連科)和《王國維評傳》(劉炬)。前者 是作者贈送的新著。王、羅學術關繫問題，是現代學 術上一個持久的話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實際上就 是學術史的個案研究的一種平實而有意義的形式，如 果套用時下“流行語”，本書是一部具有“填補學術 空白”意義的專著。後者幾年前出版時我就讀過，以 為是我所讀過的這個專題的幾本同類著作中的**作 品，材料不僅翔實，而且有新發現的**手重要材料 。
兩本專著都專門論述了王國維的學術個性，我以 為這是比王國維的學術方法*有意義的問題。大處著 眼，王國維的學術爪性略而言之，似乎有二：一是“ 以學術為性命”。其《教育小言》批評當時學術界雲 ，“吾人亦非謂今之學者*不悅學也，即有悅之者， 亦無堅忍之志，**之注意；若是者，其為口耳之學 則可矣。若夫綿密之科學、深邃之哲學、偉大之文學 ，則固非此等學者所能有事也”。之所以有如此之強 調，則在於崇高之使命感，其《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雲：“**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 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 ，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二 是“唯真理之從”。其《論近年之學術界》雲：“學 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獨立”二字的意義 在於“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奏定經學科大學 、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此其一；因為“欲學術 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此其二 。
歷來討論王國維學術方法者為多，而論其學術個 性者較少。我以為，王國維的這種學術個性較之學術 方法，*具有十分重大的學術史意義。對此，我們不 妨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中國固有之學術傳統是“ 經世致用”，學術是“手段”而非“目的”。胡適從 乾嘉學術中演繹出“科學方法”，其實這個結論並不 可靠，因為乾嘉學術固然有“實事求是”之追求，但 其大前提卻仍然是為了“宗經”“明道”。“科學” 的“方法”不僅僅是“方法”，而是有其“科學”之 “思想”的。王國維對此“思想”有明確認識，其《 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雲：“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 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 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 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 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其次 ，王國維的時代，“經世致用”正是學術主流，不僅 “經學”成為“實學”，連“小說界革命” “詩界 革命”這樣的文學運動，也是為了“啟蒙”。王國維 因而在《論近年之學術界》有此批評：“觀近數年之 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 手段。”第三，現代中國學術的*重要的特征，我以 為就是“學術獨立”，而這又是與中國現代大學的成 立密切相關，應以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為開端。但是 ，王國維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 》一文中有“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之說，這和蔡 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其實是很相 近的。
這樣看來，陳寅恪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實為表彰王國維學術個性之評論，亦為現代 學術精神之準則。
王國維與羅振玉之間的三十年至交，因兒女之事 而一朝斷*，這一向是引人關注的話題。《王國維評 傳》和《王國維與羅振玉》均根據前人從未引用過、 也未見過的《王國維全集．書信》中王、羅書信的手 稿，對事實作了新的敘述。
1926年10月31日，王國維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 令媛一再“拒*”遺款，“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 並且有這樣一段十分動情的議論： 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 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 格，於自己人格亦復有損。
可見王國維於此事已感到人格的屈辱，雖然信中 有“求公再以大義喻之”之語，但他顯然是感到這種 屈辱是來自羅振玉。果然，羅振玉馬上回復了一封異 乎尋常的長信，一一辯解，並且以“小女則**立於 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 謂夫婦所能，與尊見恰得其反”作結。然而，羅振玉 信中*令王國維傷心的還是這樣一段話： 弟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材之 中，弟獨重公纔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卅 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 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嘆為不可能， 故非偏於彼，即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 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
“披荊去棘之勞”，當指知遇之恩，實則有負恩 之問，而“近墨”“近楊”雲雲，則傷乎刻薄。王、 羅之交，能不中*？這樣我們也就終於明白了，這一 事件對王國維的精神打擊，不僅僅是“交”之*，* 為嚴重的卻是“人格”的傷害。據說，羅振玉在1929 年曾對劉蕙孫回憶此事時說：“他(按，王國維)*後 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 免粗暴，對他不起。”很顯然，“一死報知己”之說 為非，“不免粗暴”之說近是；“粗暴”，即“人格 ”之侮辱。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