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欲采蘋花

在私下裡，傳播學思想怪傑麥克盧漢對奧威爾曾有激烈得出奇的貶斥。他在1951年1月寫給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的信中說：“……喬治·奧維爾之類的笨蛋有一個問題，他們譏諷50年前發生的事情，把它當作對未來的威脅！”（［加］梅蒂·莫利納羅、科琳·麥克盧漢、威廉·托伊編《麥克盧漢書簡》，何道寬、仲鼕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252頁）1970年6月給其助手及友人J．G．基奧的信又說：“我一直認為，奧維爾是徹頭徹尾的傻瓜，在所有問題上他都缺乏感知和理解。他評論的政壇是老掉牙的事情。”（同上，第473頁）在《麥克林》雜志1977年的訪談錄中，麥克盧漢的批評總算溫和了許多：“《一九八四》根本就不是預言，它是懷舊，懷念1934年。一切烏托邦都是後視鏡……是‘新預言家’，老天知道是《時代》雜志。
奧維爾把那些事情推向緊張的氛圍之中，然後說這就是未來。”（同上，第252頁［注釋］）麥克盧漢批評奧威爾將過去時當作將來時，將回憶錄當作啟示錄，實為無的放矢。因為在本質上，《 1984》本來就不是真正的預言。
奧威爾1949年6月在回復工人F．A．亨生的信中談及《1984》：“我*近出版的這部小說並不是要攻擊社會主義或者英國工黨（我還是工黨的一個支持者），而是為了揭露由經濟集中而導致的集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帶來的墮落。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我還相信，集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集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我把故事發生的場景放在英國，是為了強調說英語的人種並不是天生就比其他人*好，假如不向集權主義宣戰的話，集權主義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取得勝利。”（《奧威爾書信選》，甘險峰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頁）他並不認為“1984 ”必將出現。對於麥克盧漢的責難，奧威爾在此，已經漂亮地預先作了答辯。
將《1984》的年代定在1984，並非刻意而為，隻是將寫作時的“1948＇’顛倒為“1984”而已。
《1984》*非一個準確的預告，而是一個響亮的警告 ——奧威爾顯然並不真的以為，他的英格蘭到1984年就會淪為極權主義，他隻是大聲疾呼：極權主義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產生。換句話說，《1984》並非關於未來英國的預言，而是關於當代世界的危言；與其將它當作將來時的幻想小說，不如將它視為現在時的批判小說。將《1984》當成認真的政治預測，那纔是笨蛋。
其實，早在戰時的1941年，奧威爾已在《文學與極權主義》的廣播中表示：“……自由資本主義顯然已快到了盡頭，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說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但是我不相信會這樣，我在*後要簡單地說，我相信文學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非黷武的**，西歐和美洲各國，印度和中國。我相信——也許這不過是虔誠的希望——雖然集體化的經濟一定會出現，但這些**會知道如何發展一種不是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在經濟個人主義消失以後，思想自由仍能維持下去。”（董樂山編《奧威爾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37頁）哈耶克相信，計劃經濟是“到奴役之路”；相比之下，奧威爾倒比哈耶克* 樂觀些，他覺得“集體化的經濟”未必會消滅思想自由。奧威爾想像的未來，實際上並沒有《1984》那麼灰暗． P164－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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