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語路(旅遊學術隨筆集1)

論者的角色定位是解釋，通過研究旅遊過程中的各種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上的問題，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告訴社會我們對於相關問題的看法。
這些看法可能會為社會所接受，也可能暫時不接受，*可能永遠也不會認同；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作為一個論者的執著，也不妨礙我們站在學院派的立場上歷夏經秋的訴說。
論者總是體現並承擔著學術傳統的養成和傳承的重任。當我們把論者的活動結果以語者的身份告訴學生時，就像美國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所說的那樣：“書中每一種觀念都追溯到它的創始人，然後陳述這種觀念的逐步修正和變化，並且將各觀念早期的雙重的或三重的意義分開，直到使每種觀念作為單一的意義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經濟科學裡的其他觀念結合起來為止”。(《制度經濟學》“前言”，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這一理念意味著當論者就某一專題從事自己的研究活動時，必須首先做好文獻——公開和非公開發表在期刊、報紙、會議論文集、互聯網等媒體上的專門著作、學術論文、調研報告、學位論文等——的綜述工作——這包括文獻索引、命題與理論的轉述、評價與批判、進程分析等。一繫列工作。通過上述活動看一看前人在這一領域中已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進步。因為，“在引述這些文獻的時候，我滿懷敬意並深深地感到任何學術研究的進步都是邊際意義上的進步”。(戴斌：《現代飯店集團研究》“第三章腳注 ”，中國致公出版社1998年版。)文獻綜述一方面體現著論者對前人勞動成果的認可，另—方面也體現著論者對自己角色的認同。如果“論者”同時還兼任“語者”的工作的話，他(她)還必須把這一理念通過言行告知進入這一領域的學生。就像我對於這一理念的認知得益於在南開大學攻讀“旅行社管理比較研究”研究生課程時的導師杜江教授一樣。
說實在的，由於研究歷史時間短、產業基礎不足、對外交流不夠等方面的原因，在旅遊學的研究領域內，就某一個專題而言可能獲得的重大研究成果還不足夠多，這將使論者在做文獻綜述時感到困難。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有必要堅持這一理念，對那些非主流媒體上發表的成果也要加以注目。這樣做無疑會增加論者的學術成本，但是它將增加這些成果作者的非物質收益，從而會使旅遊學術的有效供給增加。
除了文獻綜述和邏輯推理外，論者選題的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就是實踐。這裡有兩個含義：一個含義是研究的“問題”來源於實踐— —要想不被別人認為是“在黑板上畫供求曲線、在白紙上做智力健美操的旅遊學家”，你就必須到旅遊市場上去觀察旅遊者、旅遊從業人員、旅遊地居民的行為，就像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寫《鄉村中國》那樣去下笨工夫解剖一個小村莊居民的生活，就像科斯寫《企業的性質》那樣利用幾個月的時間從電話號碼簿上尋找存在業務關聯性的企業並一一走訪。正是由此出發，我在對近幾年的旅遊管理及相關專業碩士學位論文進行搜索時，比較推崇劉趙平先生的《旅遊對目的地的社會文化影響》，就是因為我知道他扎扎實實地在野三坡做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田野調查”。實踐的另一個含義是論者要努力實現自己的旅遊學理論。實際上，就是在**範圍內，勇於實踐自己的旅遊學理論的論者也是不多見的：檢驗和操作的復雜性就足以讓太多的論者在“實踐”面前止步不前，並轉向“理論”層面、陶醉於自圓其說、自成體繫中。但是從長期來看，“實踐”卻是論者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維度之一。
作為論者，*初的層次是對某一特定的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如旅遊市場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開放的、競爭的，還是封閉的、壟斷的。在這一階段，隻需要應用別人已經證明的相關命題即可。*高一個層次的論者必須形成自己領域內特有的“命題”，如旅遊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旅遊的本質、旅遊者的行為特征及其演進方向等。第三個層次的論者的任務是把相關的命題抽像成“理論”，或者如黑格爾所說的“概念的展開”。這些 “理論”*終會形成有別於其他學科的旅遊學術領地。*高層次的論者的追求的目標則是“體繫”——從概念、命題到理論的梳理與創新。在我看來，作為一個“體繫”的構建者，是對一個旅遊教育從業人士的*高激勵。
形成“觀點”，可能隻需要聰明就夠了；要將一個個“觀點”上升為 “命題”或“理論”，則必須掌握現代旅遊及相關學科的基本分析方法，並至少能極其熟練地運用一種研究工具。而能否達到“體繫”構建者或原創者的層次，則在相當的程度上依賴於論者的天分了。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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