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審美筆記/劉再復散文精編

面對歷史的訴說十二月七日，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題為《文學的理由》的獲獎演說。這篇漢語演說在發布之前已譯成世界各種主要文字，講話時又同步翻譯。因此，可以說，除了離文學與自由太遠的耳朵，全世界都在傾聽。盡管我熟知高行健的文學思想與文學立場，但傾聽之後還是難以平靜。一個兄弟般的朋友，一個曾像小偷把稿子裝在罐中埋入地下的朋友，卻贏得一個*莊嚴的歷史瞬間，在一個舉世敬仰的講壇上向人類訴說心聲，這一故事本身就蘊含著說不盡的意義。
雖然高行健**知道，獲得*高的文學桂冠並不等於進入*高的文學境界，至高的境界永遠深藏於文學作品之中，但高行健知道，這是一個歷史性講壇，中國作家在一百年的漫長歲月中隻得到一次在此說話的權利，必須鄭重地說。因此他的講話不選擇幽默的基調，而選擇論述的方式。雖是論述，卻處處跳動著他個人生命體驗與藝術體驗的內在脈搏，從而表現為“個人面向歷史訴說”的散文特點。所謂“文學的理由”，*根本的理由在於， “當歷史那巨大的規律不由分說施加於人之時，人也得留下自己的聲音”，“人類的歷史如果隻由那不可知的規律左右，盲目的潮流來來去去，而聽不到個人的聲音，不免令人悲哀”。人類之所以還需要文學，正是在歷史潮流的撞擊中“可以保留一點人的驕傲”，經受不幸與屈辱，所打擊的民族與個人，尤其能了解這點驕傲的價值。
高行健通篇講話討論的正是在當今歷史場合下，實現人的尊嚴與文學的尊嚴是否可能，即保持一點人的驕傲是否可能。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文學承受著雙重的壓迫：政治的壓迫與市場的壓迫。在雙重壓迫下的作家要獲得主體自由是否可能呢？高行健的問答是可能的。他告訴我們：能否取得自由， **取決於自身。自由不是向政治權力祈求恩賜，也不是買來的，它取決於作家的生命狀態與心靈狀態。“說佛在你心中，不如說自由在你心中。”高行健的作品也正是這樣暗示：任何專制權力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弱點之上，人心的黑暗導致政治的黑暗，政治的黑暗又制造人心的黑暗，兩者互為因果，文學藝術與專制權力相反，它恰恰以人性的光明燭照人心的黑暗，從而使人的尊嚴和自身的尊嚴成為可能。
有些朋友曾說，還是要下海賺錢纔可能安心寫作，但是高行健不這麼想。正如他正是在文學做不得的專制年代纔充分認識到文學的必要一樣，也正是在流亡海外，過著貧窮生活的時候纔充分地守住文學的尊嚴。即使在“囊無一錢守”的日子，他也*不去迎合市場與讀者。
“文學並非暢銷書與排行榜”，他從不生活在暢銷與明星效應的幻像之中。人的驕傲與寫作的驕傲正是在文學與市場的距離之中。
實現文學的尊嚴，除了作家自身的心靈狀態之外，還有一條同樣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寫作的真實、真誠原則。高行健在講演中說：“真實是文學顛撲不破的*基本的品質。”又說：“對作家來說，真實與否，不僅是個創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態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著是否真誠，在這裡，真實不僅僅是文學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含義。作家並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所以他們將大干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露無餘，連人的內心的隱秘也如此呈現，對於作家來說，幾乎等同於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這是高行健在諾貝爾崇高論壇上揭示的文學真理，也是人的尊嚴、人的驕傲成為可能的*為關鍵的所在。
在謊言布滿地球的**，這一表述顯得特別精彩。而從文學理論上說，高行健在這裡把一個人們思考得很久但沒有想清的問題即真與善的關繫問題說得格外透徹。點破了這一真理，我們纔可能理解喬伊斯、勞倫斯、納博科夫的文學價值，也纔可能理解《紅樓夢》、《金瓶梅》的文學價值。
高行健的演講發表後，香港一些報道未能把握演說的整體風貌與視野，隻是按照新聞效應的需要作片面的政治閱讀，從而把演講內容狹隘化了。實際上，高行健關於文學理由的表述，**是面向歷史說話，也**是面向整個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說話，它不僅對東方訴說，也對西方訴說，它批評的是整個專制，而不是某個黨派。盡管高行健再三強調文學隻是個人的聲音，但在此次講話中，他卻履行了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他的講話增加了我的信心：實現人的尊嚴與文學的尊嚴是可能的，文學的理由正是人的驕傲不會在利欲泛濫中沉淪的理由，文學隻會以人性的光明燭照黑暗，而不會被黑暗所吞沒。
寫於二○○○年十二月十二曰夜（選自《滄桑百感》） P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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